“林海雪原”写春秋！

2002年6月27日，79岁的军旅作家曲波在北京与世长辞。葬礼低调而简朴，不发讣告，不开追悼会，这位因小说《林海雪原》鹊起于文坛的老人平静地走了。两年后的2004年3月，一部由小说“衍生”而来的同名电视剧却在媒体的高调注视下火热登场。曲波80岁高龄的遗孀刘波女士像一名普通观众一样在电视机前看完了全剧，然而却心绪难平：“这种改编真让我难以满意。”她的女儿也声言：“如果爸爸在世看到这样的情节，肯定会跳起来发火了。”

真正让曲波满意的版本其实早在40多年前便已诞生，这便是1960年由八一厂出品、刘沛然导演的电影《林海雪原》。开拍在即，曲波来到八一厂，对摄制组介绍这部小说和相关的情况。未了，他说：“看见你们这强大的阵容，心里非常高兴，相信你们应会把戏演好，把这部影片拍好。”摄制组的小伙子们没有辜负作家的期望，一代精品随之降生。

命运与巧合促成的牵手

小说《林海雪原》是一部关于剿匪的英雄传奇，而它的“出世”同样充满了令人称奇的戏剧性。据刘波回忆，《林海雪原》的诞生竟然与一份检讨书息息相关。“1955年，曲波在齐齐哈尔车辆厂当党委书记。地方领导让他推广前苏联实行的‘一长制’，曲波认为不适合中国国情，死活反对，领导让他检查自己的思想，并写检讨。他可委屈呢!检讨他硬不写，就是不屈服，在这样的情形下，他想起了枪林弹雨中生死与共的战友们，于是拿起了笔……结果写出来的不是检讨而是小说《林海雪原》。”

写完之后，曲波将一摞厚厚的几十万字的手稿寄往人民文学出版社，可几个月过去，泥牛入海一般没有丁点消息。原来，当时出版社的人手太少，精力不济，后来多亏了年轻的编辑龙世辉偶然间在登记处发现这部书稿，他回忆道：“书稿名为《林海雪原荡匪记》。稿纸有大有小，每一叠都用不同的碎布条拴着，字儿老长老长一个，伸胳膊踢腿儿的，很不好认。”

即使如此，字里行间进发出的革命浪漫主义激情仍然深深打动了龙世辉，他很快对时任出版社副社长的楼适夷报告了自己的“重大发现”，并向《人民文学》的副主编秦兆阳推荐相关片段登载，率先引发读者的关注与兴趣。1957年9月，经过曲波本人与龙世辉修改后的小说初版与观众见面，立刻轰动全国。据粗略统计，仅至1964年1月，该书的印量便超过156万册。

也是在这个时候，刘沛然拍竣《黑山阻击战》，并阅读了小说《林海雪原》。他惊讶地发现，书里描写的故事竟然和自己的军中生涯十分相似!刘沛然回忆说：“我之所以对拍《林海雪原》感兴趣，是因为自己就亲自参加过剿匪。我的部队最早是王震的359旅。当时东北的胡子太多了，为了保卫东北局，部队从南满调到了北满。曲波的部队是从山东调去的，他们实际上并不是正规部队，是在我们的管辖之下的地方部队。我就参加过牡丹江剿匪，整天抓土匪，那些人的样子我一清二楚。”

小说中提到的土匪头子谢文东便实有其人。他最早还是抗联的部队，国民党一进关，东北保安司令杜聿明便委任他为中将剿匪司令。“他占山为王，与人民为敌，又具有丰富的山林游击经验，为了捉住他可费了不少功夫。”现在的中央新影厂，还保存着一部1946年拍摄的珍贵的纪录片，片名就叫《活捉谢文东》。

谢文东被抓住后，在东北的伯力县被处决。处决的现场，刘沛然就在围观的战士当中。“本来说是枪毙，可这个小子太坏了，用枪浪费子弹，战士干脆用刀砍。砍完以后，把他的头吊在伯力县的大街上，三天三夜示众。”

正因为对书中的生活十分了解，曲波的《林海雪原》发表之后，刘沛然很快就找到了他。曲波面对这位当年一同作战的“兄弟部队战友”，自然是爽然应允。

偏偏这个时候大跃进运动开始了。当时全国一盘棋，片面地奉行“多快好省”的政策，不切实际的浮夸风屡屡出现。很多人心照不宣，而“一根筋”的刘沛然却直言不讳：“光‘多快省’，就是不‘好’，不是白费嘛!”这可是对“总路线”的批评，因此“剧组原本预备1959年底全体出发，结果上面让我深刻检讨，大会小会批评。折腾了一两个月，我也没让步，他们啥也没查出来，不过眼瞅着就过了年了”。

历史就是这么令人难以揣摩：曲波因为“固执”而发奋著出小说《林海雪原》；刘沛然却因“固执”差点让电影《林海雪原》胎死腹中。

厂长陈播这时候忍不住了：“不行啦，生产要紧，赶紧让刘沛然走吧。再不走，东北的雪都快化了。”

正因为有了陈播向上级的疏通，刘沛然得以拿到出发东北的“特赦令”，不过几个月的折腾还是给后来的拍摄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失。他回忆说：“刚去的时候还可以，很快，雪就化了，但拍戏最需要的就是雪啊!于是找部队抬雪，把阳面雪化的地方补起来，好在阴面雪还没化。我原来设想影片是一个白雪皑皑的世界，现在的质量我很不满意，真遗憾。”

不仅如此，“所有跟雪有关的镜头都不敢太过渲染”，很多引人入胜的情节无法展开。曲波在小说“逢险敌，舌战小炉匠”一章里有一段“长腿”孙达德与滑雪小分队比速度的情节，特别生动有趣，与即将到来的恶战一缓一和，是最好的反衬和铺垫。只可惜，这一切最终没有出现在电影里。

困难，才刚刚开始。

刘沛然统率“杂牌军”

刘沛然率领的摄制组既是一个团结向上的集体，又是一伙不折不扣的“杂牌军”。

“少剑波”张勇手那年26岁，雄姿英发，是刘沛然在《黑山阻击战》筹备过程中慧眼识珠得来的爱将。当时，他还是60军文工团的演员，“能识简谱，会唱歌跳舞，会说快板，可对电影几乎一无所知”。可刘沛然用人不疑，几经磨练，待张勇手1958年正式调入八一厂后，很快成为演员剧团的新生代主力。

“高波”张良因《董存瑞》成名更早。长影导演郭维被打成“右派”后，他替郭维鸣冤，结果错划为“中右”分子，留党察看，被沈阳军区下放到38军当兵。刘沛然将他借调来时，还背着一身的“政治包袱”。

“白茹”师伟原本是上影厂演员，出演过《不夜城》等重要影片，后随丈夫调入北京。在刘沛然的眼里，她是一个“活泼泼的小姑娘”。实际上，擅长少女角色的师伟当年已经32岁，比刘沛然小不了多少。

饰演“座山雕”的卢钰，借调自铁路文工团，他那中国人少有的鹰钩鼻深深令刘沛然折服，也为他换来这银幕“第一恶人”的形象。

所有的演员中，“傻大个”里坡的情况比较特殊，他是着实的自我推荐。里坡高大魁梧，正气凛然，用张勇手的话说，“无论穿啥衣服，怎么看怎么像我军高级指挥员”。可这回他偏偏对戏份不多的“傻大个”兴致盎然。在曲波的小说里，“这个傻大个，傻头傻脑的，伸着个长脖子，满脸是灰，眉毛上还冷结着霜粉，门牙龇在嘴唇外面，两

筒鼻涕抽打抽打的，真像个疯子”。

如何塑造这个形象呢?里坡回忆说：“我小时候镇上有个大花子头，天天欺负小叫花子，他成了我的原型。小说里，傻大个牙大，我就跑到北京口腔医院装了副假牙。弄完之后，整个肌肉全都变了。回到家，连我老娘都不认得了。我鼻子本来就有毛病，冬天冷老流鼻涕老擦。后来导演就说，别擦了，这样才像。”

《林海雪原》拍竣，里坡到上海加入陈鲤庭的《鲁迅》(后来因故下马)剧组，就在上海电影局与赵丹观看了全片，一直到最后，赵丹愣没看出来“傻大个”是谁演的。

杨子荣是全片的关键。在小说中，原本少剑波是贯穿人物，第一主角，可电影中，由于时间和剧情结构限制，刘沛然仅仅截取了“智取威虎山”这个段落，如此，孤胆英雄杨子荣成了《林海雪原》最大的亮点。

王润身凭借自身的优势成就了中国电影史上的一个经典形象。在谈到为何选择他时，刘沛然说：“在八一厂的演员里面，他的社会经验好像多一点。他的父亲是个说书人，会很多地方的文艺形式，比如大鼓、评书等等，从小王润身便深受这些影响。”张勇手也觉得：“王润身讲故事能迷倒一大片。他有说评书的基础，能弹能唱，经历和见识比我们当兵的丰富多了。”

善于思考是王润身更大的优势所在。当时，《林海雪原》已经被改编成多个戏曲版本，刘沛然带着他一连观摩了几个不同的“杨子荣”，并询问他的感受。王润身说：“感觉都缺了点什么。”“此话怎讲?”“我们已听了曲波的几次报告，如果把这个人物演成胆大心细，群众关系好，天不怕，地不怕，乐观，老实、正派的一位老侦察员，当然可以，不过这与小说的风格就不太统一了。”“你打算怎么演?”“应该在他身上悄悄地抹上一笔中国武侠的色彩。如果这个人物言谈举止、音容笑貌带点武侠味儿，会更加丰满。”

“杨子荣就是现代的侠客”——此话甫出，王润身已经超越了许多文艺批评家，而更加接近曲波的本意。在小说中，曲波明显借鉴了许多传统文学的手法，使得这部通常意义上的革命“追思录”更显出“神话传奇”的面目。后来很多批评家对《林海雪原》的指责，大多也都是因为把这部红色文学限制在了“现实主义”的窠臼内。

王润身抓住了问题的实质，他的成功自然水到渠成。“文革”时，江青评价《林海雪原》说“王润身的表演比土匪更像土匪”。实际上，对于很多打入敌人内部的卧底角色，江青都作出过类似评价，比如《英雄虎胆》中于洋扮演的侦察英雄曾泰。

冰火两重孰能堪

无须讳言，对于不熟悉小说原作的观众来说，电影《林海雪原》的某些细节颇让人莫名其妙：小分队如何抓住的小炉匠?一撮毛为何要杀害小炉匠的老婆?杨子荣又是如何学会黑话的?这些统统都没有交代。难道这是刘沛然犯下的低级失误吗?

或许我们可以从《大众电影》1960年2期中寻出一丝端倪，署名“雪松”的文章指出：“首先开拍的是第二集，因为拍小分队滑雪，大战威虎山等镜头都必须先抢拍雪景镜头。”看来，《林海雪原》的确应该是有上集“大战奶头山”的，只是由于拍摄计划的问题，导致“前传”搁浅。

对此，刘沛然解释说：“刚一开始，还是有上集的，后来一看，《林海雪原》最精华的就是这段。如果再拍一部呢，就赶不上这个了。所以，陈播就说算了，咱们不拍了。”

相信，如若有了上集的铺垫，《林海雪原》会更加的完整、通顺。

可是，看看当年拍摄时的自然条件和物质条件，“智取威虎山”俨然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1960年，正是新中国最困难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当时国内粮食没收成，‘苏修’又逼迫我们还朝鲜战争的债，人民生活很艰苦。我们剧组虽然由3日军托管，可以吃到一些部队自己生产的粮食，可还是填不饱肚子。为什么这时候把里坡弄来当工会主席?他拍片事小，搞伙食事大。”在张勇手的记忆里，最美味的就是热窝窝头就着臭豆腐下肚，“如果要是有三个窝窝头是最好的了，这顿就可以吃饱了。”

但在里坡的眼中，这似乎有点“没出息”，因为“臭豆腐那玩艺儿实在吃了上火。要是有豆子就好了，可以做真正的豆腐，做豆腐渣丸子，比那臭豆腐好吃多了。那时候，每人每月就是28斤口粮，非常感谢3日军能给我们点肉，给点菜。肉少，就拿枪打狍子。不过说实话，狍子肉一点油都没有，跟柴火似的，不好吃。”

一方面要想法填饱肚皮，一方面电影拍摄又绝不能放松。摄制组到了通化，刘沛然立即就去看景。有一次，他和摄影助理汪孟渊牵着狗，由一个熟悉地形的老乡带着，在林子里步行。“走一步雪没了左腿，又走一步没了右腿，就这么着，一天也没探出几里路。零下二十多度的天气，在树林子里冻得受不了，吃个饭吧，用柴火生火。要是让纠察队看见了，绝对要把我们当成土匪或是特务，几枪给崩了。”

相似的经历王润身也曾有过。一次他化装晚了，独自进山，却怎么也找不到摄制景地。不留神之间，还差点走进结构疏松易碎的风化石林区，酿成生命危险。多亏了一个伐木工人及时阻拦，把他送回营地，这才化险为夷。

影片中有很多滑雪行军的场面，战士们身裹银袍，在雪峰之间箭一般掠过，煞是英武洒脱。这里面自然也有张勇手、师伟他们的身影。“当时有一个八一滑雪队，一方面教我们，训练我们，很多关系到重要构图的镜头，需要他们来滑。他们拍摄远景，我们拍摄近景。”就是这样，悲剧还是发生了，一个演员摔坏了，到现在还是残疾。

电影的高潮出现在杨子荣舌战小炉匠，小分队夜袭“百鸡宴”。这些大多是内景，就在八一厂的摄影棚里拍摄。刘沛然尤其感谢长白山森林工业局，因为搭景需要木料，森工局的黄局长特意调了三车皮木头，剧组拍完外景便一路浩浩荡荡拉回了北京。

棚里和东北完全是两样的天地。张勇手说：“冬天拍外景，冻得走不了路，鞋都成了冰疙瘩，夏天拍内景，四五月份还得穿皮袄大衣，热得要死。”好多镜头，演员都是大衣加短裤，反正观众看不见嘛!

“百鸡宴”当然少不了山珍海味，可演员们面对这些“美食”都如鲠在喉，避之不及。“太热，好多都臭了”，里坡说：“那些鸡有真有假，观众能看见的都是真的，看不见的都是假的。别说，用大木头刻得还真像，浇上水，真冒热气。你看那些大鱼什么的，都刷上油，亮汪汪的。困难时期，真不能太讲究。”

不过，杨子荣“代表祖国、代表人民”枪毙小炉匠却又是在东北拍摄的，和八一厂的内景完美地接起来，丝毫不漏破绽。刘沛然还记得当时拍摄的情景：“拍这个戏的时候，我们为了要早晨的阳光，专门起个大早。把发电机、照明灯都摆好了。天实在太冷，电机突然一启动，一下把线烧了。赶紧抢修，这才算没耽误拍摄进度。”

智慧英雄的褪色重生

曲波小说后来所被问责之处，竟然都

在电影中被轻易化解，这似乎只能用“天意”来形容。

小说中的英雄人物有两类，一类是以杨子荣、孙达德为代表，胆识过人，英雄豪迈，另一类则是少剑波为代表的儒将，“运筹帏幄之间，决胜千里之外”。可是，关于《林海雪原》的争论和批评始终集中在少剑波的身上。

曲波在小说后记中曾经提到：“叫我讲《三国演义》《水浒》《说岳全传》，我可以像说评书一样地讲出来，甚至最好的章节我还可以背诵。”

显然，作家从通俗文学中汲取了更多的养分。其实，据杨子荣山东老家的亲人杨宗福回忆，“杨子荣小时候最爱看的书，就是《三国演义》《水浒》，他对书里的英雄人物十分敬佩，梦想有一天自己也能成为英雄”。从杨子荣、曲波到王润身，他们的身上似乎有着一种共通性的民间传承。

反映在小说中，便是开场少剑波的“血泪史”。姐姐鞠县长被许大马棒所杀，使得少剑波外在的“剿匪”使命被内在的“复仇”愿望代替。批评家何家槐在1958年2期的《文学研究》上据此指出：“由于作者不能很恰当地结合‘私仇’和‘公愤’……相对地冲淡了少剑波的阶级仇恨和革命义愤，甚至容易使人感到少剑波对于群众的感情，远不如他对亲人的感情来得深厚，因而无形间贬低了这个人物的精神境界。”

而在电影中，由于刘沛然后来并没有拍摄《林海雪原》上集，“智取威虎山”反而成了一个独立的叙事。用张勇手的话说：“电影中，少剑波由贯穿人物变为二号人物，实际上成了党的形象代言人。”

更神奇的还在后面。

小说中，20出头的少剑波便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杨子荣自然对他百般崇拜：“就像你，203首长，由于你身经百战，所以你指挥千军万马，就像挥动你自己的两只拳头一样。”

这种“肉麻的”吹捧在50年代的文学界自然引来“讨伐”一片，“个人英雄主义”“忽视集体”一时间成了少剑波的“罪状”。

原来的电影剧本也有类似的情况，可却不期然地酿成了一场意见不合的小冲突。

“肇事者”就是张勇手。“我这人急肠子，存不住话，拍《黑山》的时候就和刘导顶过牛，《林海雪原》的时候，现场又干上一把。排戏现场，过去老要拍党的会议，大家确实有点反感，但《林海雪原》是远离党的领导，是特殊情况，独立出来工作。少剑波代表党的一个方面，在做决定要不要杨子荣上山的问题上，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的事，应该开一个会议。”

当时剧本里没有开会的戏，张勇手就此与刘沛然发生了分歧。“我当时年轻认死理，不懂得迂回缓冲。戏排不下去了，大家都开始骂我，说我太不像话了，张勇手又把事儿搅黄了!怎么能这么不服从导演呢!可刘导演呢，又让了一步，拍两个方案，最后还是采取了我的意见。”

这还不是最大的改动。从小说到剧本的改编过程中，刘沛然最有魄力的，当属完全删去了少剑波与“小白鸽”白茹的情戏，白茹成了可有可无的点缀。

刘沛然解释说，一个是当时军队文艺创作上反对“人性论”，包括谈恋爱。“同时，在这一段里面，意义不是很大。从开始‘万绿丛中一点红’，到最后还没结婚呢。如果这个戏写得是小说全部内容，爱情当然是必不可少。但是‘智取威虎山’有了这场爱情戏，就会干扰甚至破坏最精彩的东西。它等于支了一个岔路，没头没尾。”

曲波晚年的说法似乎在另一方面应和了刘沛然的观点。50年代，关于白茹这个人物，他坚持“小分队当时确实有这么个人”，80年代之后，他已经私下把白茹认作虚构人物；而在2000年接受访问时，曲波更明确地指出：“在茫茫的林海中，我们面对的是极其凶残的敌人，恶劣的环境根本不允许小分队带女兵作战。为什么我要写一个女卫生员呢?我想，我们的战争是为了和平，在森林里除了大雪就是野兽和土匪，单纯地记叙这些觉得太冷酷了、太单调了。所以我有意识地创造了一个‘小白鸽’。鸽子象征着和平，象征着我们今天的战争是为了明天的和平。”

“小白鸽”的弱化，使得少剑波的形象得以重生；曲波没有解决的问题，电影竟然状似无意地解决了。

“我们这一代人思想中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左’，这我承认。军事题材当然应该写人性，但却不是‘泛性论’，就像电视剧版中人物，看起来是反‘三突出’，结果却吃了官司，费力不讨好。电影《林海雪原》有它的生命力，我很欣慰。”刘沛然言之凿凿。

半个世纪将逝，再次重温这白山黑水间的剿匪传奇，当年的小伙子如今已然古稀白发。张勇手最后感怀地说：“我们每次在电视上看重播，就发现当年的同事不断地故去，‘座山雕’毕钰、‘妖道’刘季云、‘小炉匠’杨成轩、‘大金刚’姜湘臣，‘八金刚’张怀志、‘李勇奇’张弛……他们全都不在了。”

斯人已去，精品永存。

责任编辑／翟建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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