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限地球时代与中医文化的启示

世界全球化的今天,人类工业文明的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鼎盛时期,经济增长率、人口增长率和高消费增长率亦达到历史最高水平。然而,与此伴随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资源短缺、人口老化等各种问题却全面凸现。人类社会正处于一个历史大变革时期,全面的生态危机就是这种转变的分界线。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曾指出,衰落的文明,特别是那些消亡的人类文明,都直接或间接地和人与自然关系不协调有关,消亡的主要原因是人口膨胀、盲目开垦、过度砍伐森林等。对于现代社会,如何从工业文明过渡到生态文明,学会与自然和谐共处已经是全人类谋求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所谓有限地球时代,一方面是指地球上的资源是有限的;另一方面,地球净化、容忍污染的能力也是有限的。其实人类从一开始就处于有限地球时代,只是我们很晚才知道这一点。贾雷德·戴蒙德,美国进化生物学专家,是当代少数几位探究人类社会与文明的思想家之一。根据戴蒙德的研究,自然栖息地遭受到严重破坏或被改变为人造栖息地,如城市、乡村、农田、牧场等。世界上一半以上的森林已转为其他用途,按照这一发展速度,现存森林的四分之一也将在50年内消失。然而,地球上原始湿地被破坏、改变用途的程度远大于森林。另外,一大部分野生物种、族群和基因多样性已经消失。依照目前消失的速度,剩下的大部分野生物种也将在半个世纪内灭绝。绝大部分具有经济价值的鱼类已经灭绝或正在急剧消减。从农业角度看,土壤流失率是生产率的10~40倍。人类的农耕活动还导致全世界20%到80%的耕地不同程度的土壤盐碱化和土壤肥力丧失。令人尴尬的是,人口的增长又使得人类对农田的需求有增无减。

世界上最主要的能源是化石燃料,包括石油、天然气和煤。目前已知的石油和天然气储量只够再用几十年。虽然地底更深处还蕴藏着石油和天然气,其杂质更多,更难开采,环境清理的代价也越大。另外,世界上大多数河流和湖泊的淡水资源都被用于农业灌溉、生活和工业用水、航运、捕鱼。在世界范围内,地下含水层中淡水资源消耗的速度远远大于其自然补给的速度,最后必然导致枯竭。再次,自1986年以来,人类有计划地将地球光合作用进行最大化利用,留给天然林等自然界植物的已所剩无几。

化学工业与其他制造业在制造过程中会产生或排放出许多有毒化学物质到空气、土壤、海洋、湖泊和河流之中。其中人类合成、排放的化学物质(如汞)要多于自然合成的化学物质(如荷尔蒙)。这些有毒物质对人类自身的影响远大于其他生物的影响。通过饮食、呼吸和皮肤的吸收,有毒物质进入人体内部,对免疫系统和生殖系统造成暂时或永久的伤害。

世界人口不断增加,需要的食物、空间、水、能源等资源也就越多,每个人都需要消耗资源和产生废物,第一世界国家人均环境影响比第三世界要高得多,例如美、日、欧平均每人消耗的化石燃料比第三世界国家的居民多32倍,而产生的废物也要多32倍。而第一世界国家处理污染的方式就是将污染企业、垃圾进行转移。从全世界的角度来看,环境污染已从第一世界转移到第三世界,从发达地区转移到不发达地区。当前的人类社会过着不可持续发展的生活方式。上述环境问题制约着我们的生活方式,这些问题就像定时炸弹,不到50年就会引爆。唯一的问题在于我们是以自愿选择的愉快方式解决问题,还是以不得不接受的不愉快的方式解决问题,如战争、种族屠杀、饥荒、传染病和社会崩溃等。

对于中国,一方面, 从现实出发, 我们不得不加入全球化;另一方面, 作为不发达国家,加入就意味着要为上游提供资源, 并接受上游的垃圾。从全世界的角度来看,环境污染已从第一世界转移到第三世界,从发达地区转移到不发达地区。我们出口工业制成品,留下了堆积如山的垃圾。在不自知的情况下, 我们接受了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的模式, 导致生态环境遭受到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破坏,突出体现在:城市空气质量普遍下降,一些城市的染指标超过正常标准数倍,严重影响居民健康。另外,全国有四分之一城市的酸雨出现频率在年降雨天数的一半以上,而在20世纪80年代,酸雨仅限于南部和西南部个别地区。

中国人均水资源拥有量仅为世界人均的四分之一,且分布不均,使得中国有100多个城市遭受严重的缺水危机。另外,由于工业和城市废水的排放,以及农业和水产养殖导致化肥、农药、排泄物等引发水体富营养化,中国大部分水质恶化,约有75%的湖泊和几乎所有的沿海海岸都已受到污染。从污水处理角度看,在中国,只有20%的生活废水得到处理,而第一世界国家则有80%。

目前,中国已有19%的土地遭到侵蚀,每年土壤流失量达50亿吨,有9%的土地深受盐碱地的困扰。此外,由于过度放牧和开垦,中国四分之一的土地已经受到荒漠化的影响。在过去十年中,北方15%的农牧地区遭到破坏。再者,由于垃圾很少回收再利用,大量的工业垃圾和生活垃圾倒在空地上,不但污染了土地,也使农地受到影响。中国三分之二的城市都受到垃圾的围攻。

中国人口数量位居世界第一位,在人口与资源比最紧张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却迎来了其最大、最快的时期,这就使中国的环境问题显得空前尖锐。更糟糕的是,这种以过度消耗能源和资源、损害生态环境为代价的增长方式,让中国不仅付出经济和健康的巨大代价,还留下了长远的隐患和危害。

历史上曾经辉煌的四大文明古国,只有华夏文明尚存至今,中华民族是惟一以国家形态同根同文同种存留几千年的民族。中华民族经久不衰的根本原因在于有着自己积累了几千年的生存智慧,维系着中华民族在这片土地上繁衍不息。而使得中华民族几千年得以延续的中医文化就蕴含着深刻的生态智慧。中国的中医不仅是歧黄之术,更重要的是一种文化,一种生存的哲学。面对现代由西方工业文明发展而来的生态危机,借助中华民族传统的中医文化,回归到我们自己的民族智慧,也许能从中得到启示,找到如何与地球和谐共存的答案。

西医主张凡是致病物一概杀死。为了杀之而研制了各种化学药物。但是,致病物在不断的变异,导致药物也不断更新换代。无可奈何的是,药物的研制速度始终赶不上致病物的变异速度,例如自从有了杀虫剂之后,我们现在已经离不开杀虫剂了,而虫害仍然伴随着我们。像杀虫剂或抗生素的发明,其实背后存在着一种要与自然对抗的思维方式。这也就像人类其他与自然的对抗一样,在初级阶段或某些阶段,也许能取得某些人类认为是对自己有好处的结果,但长久地看,特别是从历史的视角来看,最终还是人类在对抗中变得越来越无计可施。

现代著名中医学家樊正伦认为,中医学是以中国古代“天人合一”、“天人同构”的道家思想作主导,运用阴阳五行等象数理论等研究人体生命运动规律的一门科学。对待致病物的态度,中医认为大自然赋予人以生命,同时也给了细菌、病毒等生存的权利,任何一个物种都有其生存的空间和价值。因此,在治疗疾病过程中,中医主张“祛邪扶正、平阴秘阳”, 即以调节机体内环境平衡为根本,让机体与致病物处于一种和平共处的状态。另外,中医认为一个人要想健康长寿,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顺其自然。中医圣典《黄帝内经》推崇的“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养生之道,也是人顺应自然而非对抗、征服自然的真实写照。

所谓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地球上的生命及自然生态经过亿万年的选择进化,其内在的有机关联是至优至美、生生和谐。无论人地位高低、财富多寡,每个人的基本生存需求都是一样的,即阳光、空气、水、食物。这种基本需求不会随着时代的变迁,物质生活的提高,科学的进步而改变。而环境恶化导致的最终结果是由每一个人承担,无人例外。印度著名哲学家克里希那穆提曾深刻指出要从根本改变社会,必须先改变个人意识。如果每位消费者能做到不购买不使用不环保的商品,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就会得到根本性的改善,诸如沙尘暴、水土流失、酸雨等等灾害就不会如此频发,这就是中医文化中的“正气内存,邪不可干”。

中医理论遵循整体性思维,认为在人这个有机整体中,五脏六腑的盛衰和病变都会通过精血津液等介质表现与体表。通过“望、闻、问、切”四诊法,高明的中西常常能从脉象、舌苔、眉毛、头发、皮肤、手掌纹路、指甲颜色等身体表面的细微变化诊断出体内的疾病。中国历史上的很多神医,他们的神奇之处就在于“司外揣内”。

不仅人体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中医认为人与自然也是一个和谐的统一体。自然界是一个开放的、不断运动的复杂系统。人是自然界的一个子系统,同样是开放、运动和复杂的。人体内又有同样开放、运动、复杂的子系统和子子系统。这些子系统之间,子子系统之间以及人与天地万物都存在着非常密切的交互作用。在人的疾病或健康的变化中,并不存在简单的因果关系,而是复杂的交互作用关系。而真正使人们的健康状态发生变化的终极原因不在局部,不在某一特异的病因,而在于各系统的交互作用。

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看,国家环保部门更像是自然环境的“中医”。在经济关系与生态关系之间,在人与自然关系之间,环保部门肩负着寻找良性平衡的重任。所谓“痛则不通,通则不痛”,努力保持自然环境的良性循环,维护自然经络畅通是环保部门的基本职能。 环境问题的引发原因往往错综复杂,影响广泛深远。因此,在处理环境问题方法上,环保部门不能简单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应借鉴整体观系统分析,宏观把握,力争找到问题本质“辩症、组方、施治”。

然而不容乐观的是,中国的环保法规不成系统,缺乏有效的贯彻执行和长期结果评估。虽然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于1998年成立,但是由于各地环保部门的公务员均由地方政府任命而非总局任命,因而地方政府可以较容易地阻碍环保法规的施行,导致环保部门的“望、闻、切、问”、 “辩证施诊”职能无法正常发挥,对污染企业的监督力度也非常低,工作动力也非常不足。保障环保部门正常行使职能,提高工作人员积极性是建设我国生态文明的必要条件。

《黄帝内经·四气调神大论》有一句名言:“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如果“病已成而后药之,乱以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中医文化非常重视“治未病”,这可以从两个角度理解:一是告诉人们遵循医道,顺四时调情志,“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只要精神内守,人就根本不会生病;还有一种解释,高明的中医不治已经生病的这个脏器,而是要治还没有生病的脏器,不让疾病进一步发展。“不治已乱治未乱”也是指先把还没乱的地方好好整理,别让它再往下继续影响。

中医强调的“上医治未病”的预防观点,告诫我们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是如何控制环境问题不要进一步恶化。例如,在西部开发的内容选择方面,有人提出“接替式”模式,既接替东南沿海地区已经淘汰或者即将淘汰的产业,进而促进地区经济的发展。如果将诸如造纸业这种工业转移到西部地区,岂不是污染更大——因为它所排放的污水和废物完全有可能通过大江大河污染到整个东中部地区!很显然,这是与可持续发展战略完全相悖的一种选择。

从生态环境角度,中国已经存在着大量危险。中国每年由于水和空气污染付出的经济代价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4%;中国城市居民平均血铅浓度几乎是世界其他国家的两倍,而近二年发生的铅中毒事件就有福建上杭铅中毒事件,陕西凤翔铅中毒事件,湖南武冈铅中毒事件,以及江苏邳州铅中毒事件,铅污染和其他污染事件已经成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常见副产品。如果任由环境问题累积下去,就会促使未病成为已病,未乱成为已乱,而生态危机的爆发极有可能引发社会混乱甚至崩溃。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这不仅是对长期以来主导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的反思,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新起点,而护佑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中医文化亦将一如既往陪伴我们,指引我们走向光明之路。

[责任编辑 吴 曼]

谭晓婷,1974年生,中国传媒大学媒体管理学院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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