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工业革命浪潮下的转型选择

摘要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凭借低成本的要素供给、庞大的市场需求和不断积累的技术能力，逐渐确立了全球制造业大国的地位。但是，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浪潮下，中国经济不仅可能面临既有比较优势丧失之忧，而且因产业竞争力弱而难以占据产业链高附加值环节的问题会进一步恶化。中国必须增强自主技术创新能力，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主动迎接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挑战，力求在某些产业领域发挥全球引领作用，实现从传统发达国家和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包围中脱颖而出。

关键词 第三次工业革命 国家竞争力 中国经济升级版

全球性金融危机、高涨的能源价格、严峻的环境问题，使第二次工业革命以来形成的生产形态面临愈来愈多的制约，而互联网技术与可再生能源结合，使新一轮工业革命具备了现实基础。能源生产与使用、社会生产方式、生产流程、组织方式以及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变革，将重塑比较优势，改变全球产业分工与贸易格局，解构产业关系，革新经济地理，使全球利益分配重新洗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到来，将对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提出严峻挑战，但也为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了机遇。中国必须加快打造经济升级版，走创新驱动、转型发展道路。

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影响深远

2011年，美国学者杰里米·里夫金《第三次工业革命》一书的出版，确立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概念及其内涵，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第三次工业革命主要是指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信息和新能源技术创新引领并孕育的新一轮工业革命，不仅包括“制造业数字化革命”、“能源互联网革命”，还包括生物电子、新材料和纳米等技术革命。

18世纪中期，由于木材匮乏引发的能源危机，使得英国人毅然在热能和机械能领域实现转轨，通过调整能源结构实现了国家整体性产业变迁，完成了经济史的重大转折，由此引发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在始于19世纪末期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电能的广泛应用带领人类社会步入了电气时代，而石油为内燃机的出现提供了有效的动力来源，电能的普遍应用与内燃机的发明，又促进了新交通工具及新通讯手段等方面的巨大进步，形成了以电力、钢铁、石油化工、汽车制造为代表的四大支柱产业，确定了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居主导地位。人类在前两次工业革命中建立的以化石能源为核心的能源生产和消费模式，深远地影响着居民、企业、行业和国家行为。对国家来说，能源的开发利用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对居民而言，能源成为居民消除贫困、增加社会经济福利和提高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类似于前两次工业革命，随着新技术创新在多产业显现并加速扩散应用，第三次工业革命通过向可再生能源转型、分散式生产、使用氢和其他存储技术存储间歇式能源、能源互联网和将传统的运输工具转向插电式以及燃料电池动力车等五大支柱，重新塑造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将给人类社会带来比前两次工业革命更为广泛、深远的影响。

与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一样，第三次工业革命是一个长达六七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创造性“毁灭”过程，它在诱发一系列技术创新浪潮的同时，将导致生产方式和组织结构的深刻变革，从而使国家竞争力的基础和全球产业竞争格局发生彻底重构，对世界发展将产生革命性影响。

重构国家间比较优势。一是终端产品的竞争优势来源不再是同质产品的低价格竞争，而是通过更灵活、更经济的新制造装备生产更具个性化的、更高附加值的产品，发展中国家通过低要素成本大规模生产同质产品的既有比较优势将可能丧失。二是支撑制造业数字化的新型装备是实现终端产品“大规模定制”的基础，拥有新型制造装备技术和生产能力至关重要。然而，这些新型制造装备属于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品，更符合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因此，第三次工业革命既强化了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又削弱了发展中国家的传统比较优势，从而进一步固化了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世界产业体系。

重构产业关系。就产业关系而言，由于制造业的生产制造主要由高效率、高智能的新型装备完成，与制造业相关的生产性服务业将成为制造业的主要业态，制造业企业的主要业务将是研发、设计、IT、物流和市场营销等；更为重要的是，为了及时对市场需求迅速作出反应，要求制造业和服务业进行更为深度的融合，包括空间上更为集中，以及二、三产业的界线模糊化。就就业结构而言，一方面，由于生产环节大量使用新型装备替代劳动力，使得制造业环节的劳动力需求绝对减少；另一方面，随着服务业活动成为制造业的主要活动，制造业的主要就业群体将是为制造业提供服务支持的专业人士，这就使得二、三产业的相对就业结构朝着服务业就业人口比重增长方面发展。在这样的产业发展趋势下，低技能的生产工人对产业发展的重要性下降，高技能的专业服务提供者的重要性进一步提高。这对各国的教育、人才培育和就业结构将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

重构世界经济地理。随着国家间比较优势和产业结构的变化，世界经济地理格局也必将随之改变。一是当发达国家重新获得生产制造环节的比较优势，曾经为寻找更低成本要素而从发达国家转出的生产活动有可能重新回流至发达国家，制造业重心向发达国家偏移。二是由于发达国家拥有技术、资本和市场等先发优势，将更有可能成为新型装备、新材料的主要提供商。在此趋势下，发达国家有可能成为未来全球高附加值终端产品、主要新型装备产品和新材料的主要生产国和控制国，发达国家的实体经济进一步增强。三是由于与第二产业的融合度更高，发达国家在高端服务业领域内的领先优势将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重构国家间利益分配机制。第三次工业革命将导致生产关系、分配方式的革新。一是生产制造环节低附加值的格局可能会发生改变。当前，生产制造环节附加值低的重要原因是因为产业转移至低要素成本的发展中国家完成简单、重复性的生产任务，进入门槛较低。这一模式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将难以为继。生产制造环节由更多、更高效、更智能的资本品和装备产品参与，不仅能完成简单重复性的工作，还能完成更为灵活、更为精密的任务，生产制造环节的利润更高，这也是制造业回流至发达国家的重要驱动因素。二是第三次工业革命强化了服务业对制造业的支撑作用。而由于服务业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专业技能人员组成，所提供服务的价值更高、行业的进入门槛更高、从业人员谈判能力更高等各种因素，使得服务业在整个价值链分配中所占的份额更大。因此，随着更高附加值的制造业和相关专业服务业向发达国家进一步集中，发达国家更有可能享受国家间产业结构调整的“结构红利”。①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凭借低成本的要素供给、庞大的市场需求和不断积累的技术能力，逐渐确立了全球制造业大国的地位。但是，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浪潮下，中国产业不仅可能面临既有比较优势丧失之忧，而且因产业竞争力弱而难以占据产业链高附加值环节的局面会进一步恶化。

中国经济结构的问题严重

经过35年的持续高速增长，我国经济发生了深刻变化。从数量指标来看，201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达51.9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改革开放初期增长约24倍，年均增长约9.8%，按现行汇率折算已近8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占世界GDP总量的10%左右；人均GDP达3.8万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改革开放初期增加了17倍左右，年均增长8.7%左右，按现行汇率折算达5800美元，超过了当代世界中等收入国家3400美元的平均线，若按购买力评估法，据世界银行测算，2009年就已达到6710国际元，超过当代中等收入国家6340国际元的平均线，达到了上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货物贸易占世界份额，由不足1%上升到11%，成为全球第一货物出口大国。制造业总产值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但是，中国的产业结构方面的一些突出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限制因素。中国的三次产业结构以及三次产业内部结构，特别是轻重工业结构、制造业结构基本上是合理的。产业结构方面的问题主要不是各层次产业之间比例的高低，而是由产业的发展方式粗放和发展质量低下引发的相关问题，主要包括：

产业处于低端的国际分工地位。虽然中国已经是位居世界第二的工业和制造业大国，但离世界工业和制造业强国还有很大差距。从产业结构上看，发达国家的制造业中高技术产业的比重大，而中国的低技术产业和资源密集型产业仍占很大比重。从产业内部的结构看，中国处于国际价值链的低端。中国出口的制成品仍以初级制成品为主，即使在所谓高技术产品中，中国所从事的很大一部分工作也是劳动密集型的加工组装活动，附加价值和利润很低。

企业整体竞争力不强。虽然在2012年中国500强企业中，入围的制造业企业达272家，但利润占比仅为25.04%，凸显我国制造业整体水平不高、附加值较低、具有比较优势的仍为劳动密集型产业等多方面问题。从国际来看，虽然我国制造业规模已成为世界第一，但离制造业强国还有很长一段距离，特别是缺乏世界一流大型企业与知名品牌，在全球产业链的高附加值环节份额相对较小。

资源环境形势严峻。改革开放、特别是重新重工业化以来，中国对能源和资源性产品的需求快速增长。一是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的经济规模扩大、城市化快速推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是经济发展一般规律的作用结果；二是在重化工业化的过程中，石化、化学等重化工业快速增长，带动了对作为原料和燃料的成品油的需求；三是中国低廉的劳动力和资源、环境成本吸引跨国公司将一些资源、能源高消耗型产业转移到中国。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开创了中国经济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时期。与此同时，经济高速增长付出了巨大的能源和环境代价。从能源消费总量看，已由1978年的5.71亿吨标准煤，增长到2011年的34.78亿吨标准煤（按发电煤耗计算法），增加了6倍有余。国内经济的快速发展伴随各类能源消费的持续走高，2010年煤、石油、天然气三类能源消费增长量就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分别为10.1%、10.4%、21.8%，我国已成为世界能源消费第二大国和煤炭消费第一大国。与此同时，国内能源储备相对有限，除煤炭外，石油、天然气等相对匮乏，可供生产年限也仅为35、9.9、29年；石油对外依存度超过55%，能源安全形势严峻。由此可见，我国能源供需矛盾不断加剧。从环境污染角度看，由于工业化、城市化和交通现代化，对能源的大量使用，国内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地污染等问题日益突出，各类污染物排放增速显著。美国能源部橡树岭国家实验室二氧化碳信息分析中心（CDIAC）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2010年CO2排放量为82.4亿吨，人均排放量为6.2吨。《中国环境状况公告（2010）》的数据表明，2010年全国废水排放总量为617.3亿吨，是1999年的1.54倍；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为240943.5万吨，是1999年的3.07倍；二氧化硫排放量为2185.1万吨，是1999年的1.18倍；氨氮排放量为120.3万吨，烟尘排放量为829.1万吨，工业粉尘排放量为448.7万吨，部分污染物排放趋势有所下降，但总量仍十分巨大。从整体上看，能源瓶颈制约矛盾仍相当突出，环境状况总体恶化趋势没有得到根本遏制。这些问题一方面引发国内对能源环境问题的强烈关注，另一方面也面临越来越多的国际舆论压力。当前，国内经济呈现“高投入、高能耗、高排放、低效益”的粗放型发展模式，资源消耗巨大、要素配置效率低下、产业结构不合理、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等问题让国人越来越担忧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资本深化与就业吸纳能力下降之间的矛盾。推进产业结构升级是提高经济增长效益的需要，是塑造新的竞争优势、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是适应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变化的需要。产业升级说到底就是以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替代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将竞争优势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换到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是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即资本不断替代劳动的过程。当前，中国已经出现了资本深化、产业升级与就业吸纳能力下降之间的矛盾。

研发投入不够。近年来，我国对研发的重视程度不断加大，研发投入规模占GDP比重从1995年的0.6%逐步提升到2011年的1.6%，但与美欧发达经济体相比仍有较大差距。美欧发达经济体长期以来积累的研发优势使其抢占了技术制高点，其借此在相关技术的各种指标上设定的所谓国际标准，更是我国制造业向高端发展的重要阻碍。

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2012年，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4.6%，大大低于发达国家70%以上的份额，也比同等收入水平的发展中国家低10个百分点左右。②生产性服务业是为保持工业生产过程的连续性、促进工业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提高生产效率提供保障服务的服务行业。它是与制造业直接相关的配套服务业，是从制造业内部生产服务部门而独立发展起来的新兴产业，本身并不向消费者提供直接的、独立的服务效用。它依附于制造业企业而存在，贯穿于企业生产的上游、中游和下游诸环节中，以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作为主要投入品，把日益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引进制造业，是二、三产业加速融合的关键环节。与发达国家、乃至与中国发展水平相当的国家相比，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水平因为整体服务业的发展水平较低而相对较低，物质性投入消耗相对较大，而服务性投入消耗相对较小。即使与发展阶段相近的印度、巴西、俄罗斯相比，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水平仍是较低的。

产能过剩现象突出。中国的产业政策以及名目繁多的各种政府补贴推动整个行业在一夜之间迅速扩张。雄心勃勃的地方政府官员喜欢把巨额的政府资金投向他们希望能够成功的企业，进而带来仕途升迁。美国前财长汉克·保尔森（Hank Paulson）认为：“采用行政措施将造成严重的产能过剩。而中国的很多领域都出现了产能过剩的局面。不仅仅是清洁能源领域，钢铁、造船等凡是我们叫得出来的各个领域，普遍存在这一问题。”③从化工和水泥到推土机和平板电视，产能过剩在中国各个产业中随处可见，这拉低了企业在中国国内以及海外市场的利润水平，并进一步威胁到中国已然疲弱的经济增长势头。中国政府为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而出台的举措使这一局面进一步恶化。虽然多年以来，中央政府为遏制产能过剩采取了多种举措，但这一问题仍在继续恶化。中国生产的铝和钢材在全球总产量中所占比重已接近1/2，水泥产量则约为全球总产量的60%。即便目前中国经济趋于降温，新的产能仍在快速扩张。近年来，铝的价格出乎意料地下跌，目前中国半数以上的铝厂处于亏损经营状态。即便如此，中国各地仍建造熔炼炉，而生产铝所需用到的大量能源、水以及铝土矿都是中国目前所稀缺的。中国铝供给过剩的溢出效应，也导致大量外国铝生产商被迫关门歇业。而中国企业联合会所做的一项调查显示，去年中国水泥产能的利用率仅为约2/3。

中国经济升级版内涵深邃

在2013年3月17日的中外记者见面会上，李克强总理提出，持续发展经济，关键在推动经济转型，把改革的红利、内需的潜力、创新的活力叠加起来，形成新动力，并且使质量和效益、就业和收入、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有新提升，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这是新一届政府第一次提出经济发展的思想与战略。3月底在上海调研期间，李克强总理再三强调要用开放促进改革，要以勇气和智慧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中国政府提出的这一战略目标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30多年后“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必然选择，也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路径。中国经济走到今天，增长中潜伏着风险，成就中积累着矛盾，“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站在更高的平台上，如何继续保持经济长期平稳增长，如何化解潜在的系统性风险，如何实现居民收入与经济同步增长，如何突破日益趋紧的资源和环境压力？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就是要改变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加快提升产业能级，由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和消费驱动，实现经济的转型升级，让经济的质量和效益、就业和收入、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等方面有新的大幅度提升。

中国经济升级版是对中国经济现在版本的继承、发展和提升。中国经济现在的版本是一种以外延增长为主，以低劳动成本、低原材料价格为基础，主要依靠投资拉动的速度型、外向依赖型的经济增长版。深刻理解和把握中国经济升级版的思想，是迎接第三次工业革命，发掘新的经济增长点，加快科学发展，全面提升中国国力的关键。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我们要清醒认识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和潜力。中国虽然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只是一个数量型经济大国，不是一个质与量有机统一的经济强国。中国人均GDP虽然已经达到6000多美元，但区域差距、城乡差距、个人收入差距仍然较大，农村还很落后，农民的收入水平还很低、生活质量还很差。虽然中国经济不可能再保持两位数的增长，但支撑中国经济未来继续较高增长速度的各种红利还没有得到全面发掘和释放，因此，不能认为中国已经进入较低水平的一位数增长阶段。必须看到，有多种积极因素特别是改革红利远未释放，如城镇化水平正在提升、城乡和区域差别比较大、技术创新潜力远未发掘等，这些还会支撑中国经济保持较长时期的较快增长。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可以进一步将中国经济升级版的思想概括为转型、升级、高质量和高效益的发展版。中国经济升级版是从外延型增长为主升级为内涵型增长为主的经济发展；是从低劳动成本、低附加值为主升级为知识型劳动和较高附加值为主的技术推动型的经济发展；是从过于依靠外需拉动的速度型增长升级为内需外需协调拉动的高质量的经济发展；是从过于依靠投资拉动的速度型增长升级为投资和消费共同拉动、速度和效益有机结合的内生增长型的经济发展；是从外需主导转变成内需主导，要让居民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要做到这些，就要通过提高居民购买力，改善社会保障体系，免除居民医疗、入学的后顾之忧，并提供给居民愿意消费的产品等措施来实现；是从外生动力转变成内生动力，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终因素是人，要真正转为内生动力，归根结底要靠教育，要把教育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上，靠教育来提高全民思想道德文化素质和民族创新能力，因为“经济只能保证我们的今天，科技只能保证我们的明天，只有教育才能保证我们的后天”。

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任务艰巨

中国要面对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挑战，立足国情，加强顶层设计，把握历史机遇，着力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实现中国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

提高技术创新能力，走自主创新道路。技术革命始终是工业革命的核心动力。众所周知，中国经济大而不强的问题主要在于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缺乏关键核心技术。因此，积极主动迎接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挑战，中国必须坚持创新驱动，加快转型发展，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发挥创新在转型升级中的关键作用。要加强技术创新的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科学部署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重大技术攻关，集中力量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支持面向行业的基础共性技术推广应用，增强创新驱动发展新动力。尤其加强机制体制设计，重视引导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增强企业对创新资源的全球化配置能力，建立健全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构建有利于产业创新发展的制度体系。

研发新能源技术，变革能源利用方式。第三次工业革命将推动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的大规模应用和智能化供给，绿色、低碳、智能成为新生产方式的重要特征。中国仍处于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快速发展阶段，资源大量快速消耗的态势短期内难以改变。中国2012年消费能源36.2亿吨标准煤，日本消耗了7亿吨标准煤，德国消耗了6亿吨标准煤，但是工业产值的附加值比中国并不低多少，这说明中国的经济结构和能源消耗方式有问题。中国目前的工业增加值率只有26.5%，73.5%是转移到物化劳动的消耗。中国消耗了世界20%能源而只生产了世界10%左右的GDP，还消耗了50%左右的钢材、55%的水泥，消耗了大量土地、水资源，而产出率这么低，这说明中国改革创新、节能领域潜力巨大。④因此，迫切要求中国推动能源资源利用方式的深刻变革，大幅度提升能源资源利用效率。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必须以破解能源资源约束和缓解生态环境压力为出发点，积极利用风能、太阳能、核能等清洁可再生能源，推广重点节能技术、设备和产品，推行清洁生产和污染治理，加大资源综合利用力度，加强低碳技术研发和应用，逐步削减重点行业污染物排放量。同时，要完善落后产能退出机制，健全激励和约束机制，加强各类政策的协调配合，引导各级领导干部和企业把科学发展理念真正落实到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上来，加快形成低消耗、可循环、低排放、可持续的产业结构和消费模式，促进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加快美丽中国建设，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推动信息化与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深度融合，提升产业智能化水平。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核心内涵是信息技术创新，主要特征是产业智能化。信息化与工业化、城镇化联系密切。城镇化是信息化的主要载体，信息化是城镇化的提升机。城镇化对信息化有推动作用，而信息化对城镇化也有带动作用。一方面，城镇化能够为信息化的发展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为信息产业提供需求，使信息化在城镇里发挥作用；另一方面，信息化能够提升和整合城镇功能，改善城镇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提高城镇居民素质，使城镇功能和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带动城镇化向更高层次迈进。信息化在推动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城镇化加速发展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支撑作用，对促进“四化”协调共同发展，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意义重大。因此，要发挥好信息化在推动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城镇化加速发展中的支撑作用。一要继续推进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目前，经济全球化和新技术革命迅猛发展，发达国家在实现工业化的基础上大力推进信息化，加快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型。中国要紧紧抓住信息化的机遇，充分利用信息化加速推进工业化，利用信息技术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促进发展方式转变。开创科技含量高、管理机制新、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充分利用、经济社会生态效益好和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二要找准以信息化提高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着力点，在农业种植、养殖、农产品流通等关键环节推广应用信息技术。三要利用信息化提升和整合城镇功能，在城镇市政建设、综合治理、交通运输、人口管理等方面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在城市建设管理中推广应用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引导城镇产业集聚发展，促进城镇可持续发展。

提升产品附加值，推进制造业服务化进程。第三次工业革命也将加速制造业服务化的进程。制造业服务化是一种新的制造模式和生产组织方式，其通过不断强化面向客户的个性化研发设计、咨询规划、金融支持、供应链管理、在线监测维护等业务，构建柔性化生产方式，从而强化自身的竞争优势。生产性服务业是中国三次产业协调发展的关键，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一方面有利于促进中国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转变，另一方面有利于推动第三次产业的发展，因此，我们必须把生产性服务业作为真正的战略性产业来大力发展。从国际上来看，发达国家制造业竞争力的提升，离不开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从企业层面看，产前的市场和定位调研服务，研发中的设计服务、创意服务、模具服务，生产中的工程技术服务、设备租赁服务，营销中的物流服务、网络品牌服务、出口服务，等等，都具有增强产品差别化和区分竞争对手的作用，从而强化企业的定价能力和控制市场能力。同时，运输、电信、商业、金融保险等生产性服务业具有很强的外部经济性，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的基础设施。生产性服务是制造业的重要“中间投入”，以英国为例，20世纪90年代中期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依赖程度为16.71%，比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1.67%提高了10倍。

改革政绩考核体系，引领发展方式转变。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我国从1985年开始核算GDP，并在国家和地区层面同时实施。一直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存在两个问题：一是经济增长速度居高不下。“十五”计划将经济增长速度目标设定为7%，旨在把经济增长速度降下来，但实际增长是9.5%；“十一五”规划将经济增长速度目标设定为7.5%，但每年经济增长计划目标都是8%左右，而实际增长是年均11.2%。二是省区市的GDP的增长速度和总量加总，一直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全国数据存在差距。2009年省区市GDP之和比全国多2.68万亿元，2010多3.2万亿元，2011年多4.6万亿元，2012年多5.76万亿元。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政绩考核体系中“唯GDP论”的驱动。多年来，不少地方官员为了政绩，把发展片面地理解为以投资为抓手，以GDP为中心，在房地产上做文章。如果地方政府依然追求GDP的高增速，就会在建设中拍脑袋搞规划，通过投资拉动增长，必然阻碍经济结构调整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增加自然资源负担和环境污染。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讲话强调，要改进考核方法手段，把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生态效益等指标和实绩作为重要考核内容，再也不能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来论英雄了⑤。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习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改革与完善政绩考核体系，引导地方政府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使中国的GDP变“绿”、变“轻”。

转变政府职能，推动制度创新和管理变革。第三次工业革命带来了传统的集中式、大规模、同质化生产向分散式、小批量、个性化制造的转变，这一新的趋势对传统的政府行为方式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迫切要求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加快转变政府职能。长期以来，中国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还没有完全理顺，尚存在对微观经济活动直接干预过多、市场竞争缺乏公平、投融资体制改革滞后、政府履职重管理轻服务等问题，抑制了个人和企业创新活力及其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随着第三次工业革命愈行愈近，中国要以激发创新活力为目标，积极适应以个性化、多样化为特征的新产业新市场发展趋势，着力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取得实质性进展，从管理型政府逐步迈向服务型政府，解决长期存在的越位、错位、缺位等问题。总体来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主要职能要转变到宏观经济调控、公平竞争规则制定、制度与政策环境营造等方面上来，一方面要不断创新政府管理方式，着力提升政府管理效能，加快法治政府建设；另一方面要优化政府组织结构，加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努力为产业发展提供方便、快捷、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为应对第三次工业革命挑战提供强有力的体制机制保障。

完善宏观调控，实现稳定增长。在市场经济中，社会总供需平衡受价值规律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支配。在市场失灵时，经济会出现过热或衰退，政府必须采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等这只“看得见的手”调控经济。经济学大师凯恩斯的“相机抉择”和弗里德曼的“单一规则”是宏观调控的两大主要理论。“相机抉择”理论要求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是相机抉择的逆经济风向而动，在经济衰退时采用扩张性政策，在经济繁荣时采用紧缩性政策。“单一规则”理论认为，由于货币扩张或紧缩对物价水平的影响有“时滞”，所以，中央银行采取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会产生过头的政策行为，对经济活动造成不利的影响，导致了物价水平的波动，这是产生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因此，弗里德曼认为应实行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考察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历次宏观调控，我们可以发现凯恩斯的“相机抉择”理论对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较大。中国的宏观调控主要采用逆经济风向行事，经济过热，就采用紧缩性政策；经济不景气，就采用扩张性政策。虽然中国宏观调控取得了成绩，积累了经验，但依然存在一些问题，“一控就死，一放就乱”现象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经济的波动性较大，不仅增加了宏观调控的成本，而且影响了民生。例如，近一轮通货膨胀与中国应对美国金融危机而采取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有直接联系。这表明，中国宏观调控的能力、水平、艺术性和科学性依然有待提高。因此，我们必须改革和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尽可能提高经济增长的稳定性。为此，一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借鉴国外宏观调控的理论和经验，如“单一规则”和“理性预期”理论，不断提高中国宏观调控体系的科学性。二要增强宏观调控的全面性，注重经济建设、生态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政治建设的协同与统一，避免宏观调控中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现象。三要增强宏观调控的前瞻性，制定政策要站得高、看得远、想得深，避免走一步看一步的短期化行为。四要重视宏观调控的全球性，充分考虑国际经济形势变化及国外政府宏观调控的意图和政策，加强宏观调控政策的国际合作，避免仅就国内情况制定宏观调控方针和政策。五要增强宏观调控的协调性，实现多种宏观调控的手段的有机配合，努力做到调控审慎灵活、适时适度，不断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尽可能避免出现宏观调控手段不配套、甚至相互“打架”的现象，要真正实现调控手段打“组合拳”，形成政策合力。

综上所述，在全球第三次工业革命深入发展的背景下，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必须要科学设计路径。一是通过制度改革提高经济效率。根据党的十八大报告的精神，改革应该“五位一体”——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但改革不会是一步到位的，李克强总理已经提出了优先的改革方向，比如政府改革、财税制度改革、金融制度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等。二是通过要素升级降低对要素粗放投入的依赖。三是通过结构优化升级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处于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快速发展阶段的国家来说，结构优化是经济升级的关键因素。

中国错过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只是在过去20年间第二次工业革命达到顶峰时才加入。中国的一些城市看起来很现代，但实际上仍在经历第二次工业革命，对于第三次工业革命只是略有涉及。如果中国不能从理论上、政策上、实践上全面认识和把握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精髓，不能取得核心关键技术的突破，那么就难以迎接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挑战，就会失去机遇，中国经济就会在新一轮的产业分工与财富版图切割中被边缘化。因此，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任重道远、时不我待。

注释

吕铁、贺俊、黄阳华：“如何应对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影响”，《中国经济时报》，2012年7月26日。

李克强：“把服务业打造成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新引擎”，新华网，2013年6月1日，http：//news.xinhuanet.com/2013-06/01/c_115997289.htm。

吉密欧：“产能过剩随处可见 中国经济现隐患”，英国《金融时报》，2013年6月27日。

秦京午：“节能创新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中国能源网，2013年6月14日，http：///news/news-341770-1.html。

习近平：“再不能简单以GDP论英雄”，《新京报》，2013年6月30日。

责 编∕郑韶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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