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营改增”

“这家会展公司实力不错，最重要的是已经合作了很久，几年来公司所有会议都交给他们承办，他们非常了解我们的需求。如果换合作公司，所有细则都要重新谈，还需要磨合，价格也未必更有优势。”再三权衡之下，周影只能暂时接受对方的条件。

然而这还只是开始，正值1月，一年伊始，全年很多合同都集中在这个时间签订。两天后，他又要与上游的第三方物流公司进行谈判，主题依然是同一个—涨价。“上游企业要涨价，我们也准备向下游企业提涨价。”周影说，这个月他忙得不可开交，压力山大。

价格谈判，是今年广东很多企业面临的共同问题，原因是从去年11月开始，广东省正式实施“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不同行业的税负或升或降，有人欢喜有人愁，这直接形成了产业链上下游对税负变化带来的冲击或利益进行重新分配的动力。

税负上升引发博弈

“改革后的变化接踵而来，一下子手忙脚乱。”周影如此形容这两个多月来的感受。

“营改增”，即将企业以前缴纳营业税的应税项目改成缴纳增值税，解决现代企业的重复征税问题。“营改增”被视为中国“十二五”时期结构性减税的重头戏。2012年1月1日，上海首当其冲作为首个试点城市正式启动改革；9月1日起，试点扩围至北京、天津、江苏等各省市；11月，首批并没有申请试点的广东省由于其经济结构的典型性也加入了试点改革。

“你问我试点后企业整体税负是上升还是下降，现在还真回答不出来，因为影响是多方面的，当中还涉及跟上下游企业重新谈判、利益分成的问题，我们仍在测算和调适过程中。”周影说，谈判后的结果往往与预期大相径庭。

根据《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方案》的通知，在划定试点范围内的企业不再缴纳营业税，改缴增值税。试点行业里，租赁有形动产等适用税率为17%，交通运输业、建筑业为11%，其它现代服务业为6%。

周影所在的商业流通企业，受“营改增”影响的业务主要有三块：交通运输、辅助劳务和会议展览服务。

在会议展览方面，起初看到方案的时候，周影是乐观的。理论上，原来不能抵扣进项的会展费用，现在可以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能够抵扣6%的进项税，作为采购会展服务的企业，他们大有得益。然而试点后才过了不到两个月，上游的会展承办企业就不干了，提出要在今年的合同里提价6%，理由是“营改增”后其税负大幅上升，入不敷出，遂要求从税改中得益的客户“让利”。

该会展公司负责人陈小姐告诉记者，最初，广州市会展业营业税税目为租赁业，税局对会展公司的营业额进行全额征税。到了2008年4月1日，为促进现代服务业产业升级，广州市地税实施了优惠措施，将会展业营业税税目改为代理业、从全额征收改为差额征收。“也就是说，我们的计税营业额仅为向参展商收取的价款，再扣除场地租金、展位搭建费、广告费、交通食宿费后的余额。”按税务机关测算，2008年优惠政策实施后，会展业的实际税负仅为1.5%，每家企业间略有差别，陈小姐称公司利润微薄，因而税负不足1%。

而“营改增”之后，会展业税率略有提高（6%）还在其次，最重要的冲击是，“国税局不允许我们再实行差额征收”，只能按营业额全额计征增值税，再减去进项。实际操作中，陈小姐发现，由于会展业的“营改增”没有将展馆纳入其中，这就意味着，作为会展项目费用支出大头的展馆租赁费、餐饮费等都无法进行进项抵扣。

“算下来，公司增加了接近6%的税负，会展服务业利润率和其它产业相比本身就非常微薄，我们难以承受，提价也是无可奈何。”陈小姐说，她也担心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下，贸然涨价会导致客户流失，“但压力是对整个行业而言的，我们被迫提价，其他同行的境况应该也差不多。”本来她希望向周影的公司提价6%，把税负增加造成的损失全部补回来，一番博弈后，达成了提价5%的共识。

“这样一来，今年会展这一块的改革将完全无法减轻我们公司的税负。”周影无奈地说，“但另一方面，交通运输业务却使我们的税负有所增加。”

“到目前为止，人们大多把关注焦点集中在试点的一般纳税人身上，但这次税改的试点方案设定本来就是‘试点企业税负不变或略有下降’，并不预期试点企业税负大幅下降。税负真正降低的是原来交增值税的那些工商企业，直接增加了可抵扣的进项。”

争议交通运输税率

清晨，广西兴和橡胶厂门外，司机和工人们张罗着把一箱箱橡胶制品搬到货车上，然后这批货将会被运往广州。承运货物的是广西一家专注陆上交通运输的物流公司。

周影的公司自己有一个物流配送中心，既采购第三方物流的服务，也向下游企业提供物流运输。以往，从外省采购商品时，采用省外物流公司的配送服务是很常有的事情，但如今他们正在重新考虑是否要和这些省外的物流公司继续合作。

“首先是税率的上调。‘营改增’前，交通运输业务缴纳的营业税税率是3%，而在广东，购进交通运输服务，只要能取得公路内河货物运输业统一发票，则可以按7%的税率抵扣进项税。也就是说，公司的物流中心几乎没有什么税收负担，中间还有4%的税差可‘赚’。”周影说。

然而，“营改增”后，交通运输业的增值税率为11%，对物流中心而言，销项和进项的税率持平后，相当于损失了原来4%的税差。另一方面，由于税改试点范围未曾扩围至全国各地，如果从试点地区以外采购物流服务，无法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只能仍然按7%进行进项抵扣，顿时又增加了4%的税负。

不过，物流中心毕竟只是商业流通企业里的一小部分业务。如果说周影更多的是在纠结购进和提供交通运输服务之间的税差，那么对专注于陆上交通运输业务的物流公司来说，“营改增”试点对其税负的影响则更大、更沉重。

一家大型物流集团的税务经理方宜告诉记者，该集团旗下负责陆路运输业务的子公司“试点期间，税负比过往增加了160%”，水路运输业务的税负增幅也很大，“原来每个月只交几万的税收，现在要交10几万”。

在“营改增”试点首地上海，也大抵如此。上海财经大学教授胡怡建表示，从上海的试点情况看来，交通运输业的税负上升情况确实比较明显，主要原因是进项抵扣不足。

而造成进项抵扣不足的因素则有几个：一是近两年受整个宏观经济环境不景气的影响，企业固定资产采购减少，而固定资产理论上应占交通运输业进项抵扣的大头；二是日常运营成本中比较主要的过路过桥费、交通罚款、油费等也无法抵扣，“但是这些问题随着日后‘营改增’改革扩围，都会得到解决。按照财政部的测算，企业如果正常购入设备，并把过路过桥费、汽油柴油的抵扣也算进去，那征收11%的增值税，税负跟营业税时代应该是差不多的。”他说。

“日常修车、加油，对方很多都是小规模纳税人，无法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行正常抵扣。”方宜部分证实了胡怡建的说法，但却对购置固定资产抵税一说存在质疑，“购置固定资产对我们来说并不是经常性行为。我们的货车固定资产折旧年限是8年，水路运输的船只也足够使用，三五年内都不会有购进，企业也不可能为了‘营改增’特意购进资产”。

对此，暨南大学经济学院财税系主任沈肇章解释：“计算一个企业的税负，一般来说是以3～5年为周期来算的，这是固定资产的购置周期。没错，企业去年已经买了车，今年不买，税负肯定会上升。但到了2016年他买车了，当年税负就会大幅下降，甚至很长时间都不用交税。所以要以5年为周期来看。”

惠在工商业

当然，在部分试点企业因为税负的增加而焦头烂额的同时，也有不少企业正“偷着乐”。

“我们的很多下游企业才是‘营改增’的真正受惠者。”方宜说。工厂 、商业机构采购运输服务，以往只能抵扣7%的进项税，现在一下增至11%，税负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张斌的公司去年营业额400多万元，属于试点企业里的小规模纳税人。看着同行里的一般纳税人被税改试点打了个手忙脚乱，他拍着胸口直呼“好险！”“幸好这一轮试点把区分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的红线划在了‘年增值税应税销售500万元’上。”作为小规模纳税人，张斌的公司只需按3%的税率交税，税负直接下降了40%。

“到目前为止，人们大多把关注焦点集中在试点的一般纳税人身上，但这次税改的试点方案设定本来就是‘试点企业税负不变或略有下降’，并不预期试点企业税负大幅下降。税负真正降低的是原来交增值税的那些工商企业，直接增加了可抵扣的进项。”沈肇章进一步说明。

根据胡怡建提供的数据，上海试点一年里，试点企业里的小规模纳税人税负基本下降40%；一般纳税人平均税负下降10%，其中1/3的一般纳税人税负有所增加；试点企业的下游企业减税幅度约为试点企业的6倍。“试点企业有增有减，总体略减，减幅没有想象中那么大，下游企业则大幅减负。”胡怡建说。

沈肇章指出，虽然从现阶段看，试点对小规模纳税人比较有利，其税负明显下降，但长远来看，因为从小规模纳税人那里可抵的进项税比较少，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倾向选择只与一般纳税人做生意。

鉴于此，他给在试点中因改革未完善而暂时导致税负增加的企业指出了两个解决方法。其一可以向财政申请补贴，试点期间，上海所有的试点企业只要是“营改增”后税负有所增加的都可以申请，增加部分由财政补贴70%～100%，补贴每季度发放一次，年终再进行清算。其二是可以向下游企业进行价格谈判，通过提高价格，由上下游企业共享结构性减税带来的利益来解决问题。

事实上，在试点实施前，广东省已经设立了省级财政专项资金，拟对税负增加的试点企业进行补贴。然而，令企业忧心的是：补贴的方案和时间表一直没有出台。

“这造成了我们与上下游企业谈判时的被动。上游试点企业要涨价，我们说，将来不是会有财政补贴吗，对方会反驳，谁也不知道财政的补贴范围，是只针对交通运输业呢，还是覆盖全行业？反正眼下税负增加是实打实的。而反过来当我们向下游企业提涨价时，下游企业则说，对交通运输业将会有财政补贴，不同意涨价。”周影苦恼地说，“希望广东省的财政补贴方案能尽快出台。”

而方宜的考虑则更长远。她认为，虽然暂时遇到了税负增加的困境，但相信长远来看，结构性减税对企业是有利的。关键在于试点范围要尽快扩大，以及彻底打通增值税链条，让企业清楚看到税改的真正成效，并据此进一步调整经营策略，这才是最有效的“定心丸”。“否则，光依赖财政补贴的话，谁知道能补多少年，不补之后又怎么办呢？”

半个月前，方宜已经向集团里所有分公司和子公司发出指引：短期指引是，在“营改增”未进一步扩围前，尽量选择试点省份的上游企业；长期指引则是，未来逐步减少与小规模纳税人的业务往来，更多地选择一般纳税人作为合作伙伴。

“这也是‘营改增’的一个隐性作用—敦促小规模纳税人向一般纳税人转变。”沈肇章指出，虽然从现阶段看，试点对小规模纳税人比较有利，其税负明显下降，但长远来看，因为从小规模纳税人那里可抵的进项税比较少，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倾向选择只与一般纳税人做生意。“另外，今年试点，小规模纳税人的线划得比较高（500万），这是因为国税的管理需要一个过渡阶段，但两三年内，这条线肯定会迅速降低。”

（文中部分受访者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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