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汉语学习词典插图配置研究

摘 要 为词典设置形象、合理、适恰的插图是当代词典编纂的新趋势，词典插图的研究不应囿于就插图而研究插图的宏观理论分析，还应从艺术学、语言学、词典学等不同视角进行多维度、有针对性地系统分析，进而从深层挖掘出不同视角下词典插图配置中的独特要求。同时，插图属于整个词典结构系统中的子系统，不同视角的划分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照应、彼此协调统一的。

关键词 对外汉语学习词典 插图配置 艺术学 语言学 词典学

一、引 言

词典是帮助学习者获取语言知识的有效资源。（Rubin & Thompson 1994）纸质词典中词目信息的呈现方式有两种：文字和插图。但是，以前对词典编纂中的插图配置并不重视，插图的积极作用没有得到有效体现。随着词典编纂范式的转变，以及对词典教学功能和用户友好意识的逐渐重视，学习词典中插图的使用日趋广泛，成为英语词典界的新趋势。如《牛津高阶英语词典》从1948年第一版起就采用了插图，以后每版的插图数量逐渐增加，到第五版（2000）已经增加到1700幅，还有16幅地理、文化方面的分类彩图（陈伟，张柏然 2007），在第七版（2007）中则为2000个词目配备了素描图、黑白照片图以及32页彩色插图。

在我国的对外汉语学习词典中，插图曾被视为可有可无、微不足道的点缀，对学习词典中的插图配置研究也多局限于就插图而分析插图的艺术学视角，并且多从宏观角度进行理论分析，针对性和操作性不强。本文中，我们选取了我国第一部专门为具有中级汉语水平的外国人编的汉语原文词典（江蓝生 2007；陆俭明 2007；鲁健骥，吕文华 2006），同时也是在对外汉语教学界和词典学界广受好评（郑艳群 2009；杨金华 2009；高慧宜 2009；刘晓梅 2011）的《商务馆学汉语词典》（以下简称《学汉》）作为研究对象。在词典信息库（刘善涛 2012）的基础上对《学汉》中的插图及其所涉及词目部分的各种属性从艺术学、语言学和词典学三个视角进行封闭式研究，以期对词典插图有一个较为系统的认识，对汉语学习词典插图的设置和研究有所帮助。

二、插图配置的艺术学视角

一幅插图本身是一件艺术作品，绘制插图需要使用一定的物质材料和技术手段，运用线条、色彩等元素，通过造型、构图设色等手段在二度平面空间内创造出一定的视觉形象。因此，插图的着色、来源、功能、编排位置、组配特点等影响着其艺术价值的高低。

《学汉》分四色本和双色本两种，四色本词典封底虽标注“彩色插图约700幅”，实际为636幅，并且词典中实无彩色插图，也不完全是四色着色，其中有大量的双色插图，如“壁画、浮雕、姜、饺子”等，甚至有单色插图，如“岩石”，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插图的视觉效果和艺术价值。由于印刷和成本等方面的原因，双色本词典的插图实为四色本的浅蓝色翻版，其艺术效果自然不及四色本。而在国外部分单色英语学习词典中，彩色插图或插页的配置已成为提高词典吸引力和实用性的一种手段，如《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辞典》，共为2417个条目设置了插图，其中配有彩色插图的条目有611个，占四分之一。

从插图的来源看，插图可以分为绘画和照片。绘画是词典插图的主要来源，但为了增强真实性，部分学习词典开始采用照片作为插图。在数字化图像时代，照片的加工和修改也越发容易，词典中照片的使用更具普遍性，如《美国传统大学词典》第3版中的照片图比线条画用得多（Landau 2001）。《学汉》中的插图全部来自绘画，使得部分插图失真现象比较严重，如“饺子、甘薯、橙子、米袋漏了”等图示和实物差异较大，用户很难正确识别。

从插图的功能看，可分为状物图和表意图两类，前者主要描绘具体的“所指之物”，后者主要勾勒较为抽象的概念和意义。（黄建华 1987）从插图的绘制和插图意义的呈现难度来看，写实性的状物图比表意图的难度低。据统计，《学汉》中有状物图467幅，占插图总量的73.4%；表意图169幅，占插图总量的26.6%。前者所阐释的词目主要是实指性的名词和动词；后者所阐释的主要是抽象名词、动词、形容词、量词等。

从插图在词典中的编排位置看，可将其分为文中插图（包括词条插图、页边插图）、插页插图和附录插图。（冯春波 2009）《学汉》中的插图大多靠近文字，与释义文字共同解释一种事物或现象，属于“图随文走”的词条插图。同时，插图的布局安排影响其组配特点，《学汉》中的插图多为独立的单体图，较少存在多图配合的复体图。这种编排和布局方式可以使读者将插图和词条形成直接的照应，但对整部词典来说，则存在一定的不足：（1）容易形成插图的重复，浪费词典版面，如单体图“虎”和“老虎”、“龟”和“乌龟”、“香菇”和“蘑菇”等词条下都有插图，但实为一物；插图“婚礼”“手”中已出现“新郎新娘”“手腕子”，无须为后者另配插图（但需设参见图条目）。（2）有时疏于相似插图的对比和同主题插图的聚合，造成插图的遗漏和缺失，进而影响词义的理解和词汇的积累，如“手”和“拳头”、“扔”和“抛”、“抠”和“戳”“扣”“挠”等的对比，“笔画”“字体”“几何图形”“蔬菜”等所包含的不同成员，“人体”不同部位的结构组成等。词典一般是按照音序的方式编排，某种程度上割断了相关词语之间的联系，有效合理的复体图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音序排列的缺陷，形象勾勒出词语之间的语义图式。同时，词典编纂时还需要在相关词条下设置参见和在插图中使用图式标签，明确插图的参见位置和图示中的凸显信息。

三、插图配置的语言学视角

在文字产生以前，图画是记录语言的重要工具。著名教育家夸美纽斯（J.A. Comenius）强调语言学习中插图的作用，并于1658年编纂了西方教育史上第一部附有插图的儿童百科全书《世界图解》。从语言学视角分析，不同的插图体现出不同的语法、语义特征，不同的语言属性也制约着插图的性质、数量和作用。

插图是对词典中词目的直观再现，既反映词目的意义，也能在插图命名的过程中体现词目的用法。如名词“足球”的插图如果只是画出一个圆形的球放在词条旁边，既显得单调，也不易与篮球、排球等相区分，在双色本词典中尤其如此。因此，《学汉》用两个人踢足球的场景，并将图题设为“（踢）足球”，形象展现了足球的意义以及与之搭配的动词“踢”。插图可以较为形象地展示“篮子”，但不易描绘量词“篮”，词典中绘制出“一篮鲜花”的图画，既体现了“篮”的量词用法，也与量词“朵”相区分。可见，合理地设置插图既可以体现词目的用法和功能，也是对不易绘图词目的变通处理方式。

从语法单位上分析，《学汉》共为5个不成词语素、237个成词语素、370个词、22个离合词（词典中称为“短语词”）和2个短语设置了插图。不成词语素在语言中不能独立使用，需要和其他语素共同组合成词。插图所示内容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词典在“袄、菇、馆、跤、峡”等5个语素下设置插图的做法是值得商榷的。通过对“袄”的用法考察，“袄”为名词，《学汉》中标为“语素”的做法似欠当，《现代汉语词典》即标为“名”。香菇是蘑菇的一种，用插图很难将二者辨别清楚。词典中收录了“蘑菇”，并设置了插图，同时语素“菇”下也设置了插图，名为“香菇”，但是词典并未给“香菇”设立条目。可见，词典的插图设置是重复的，词目收录也有缺失。词典中收录了语素“跤”和“馆”“峡”，以及离合词“摔跤”和名词“图书馆”“峡谷”，但在语素条目下设置插图“跤（摔跤）”和“图书馆”“峡”，这种做法是不妥的。建议将三者的插图分别置于词条“摔跤”“图书馆”和“峡谷”处，插图名称可为“摔跤比赛”“一座图书馆”和“峡谷”。

词典插图中的成词语素和成词条目共607条，包括名词463个、动词141个、量词2个和形容词1个；22个配有插图的离合词都为动宾式结构。插图的命名是展现词语用法的一种方式，而词典在名词条目的图题中只有35处体现了用法，如“（撑）筏子、一副拐、（纸）箱子、腮（双手托腮）”等。同时，部分词目的插图和图题之间的配合还存在缺陷，如“（打）电话”的插图不能与“接电话”相区分；“（首饰）匣子”的插图只画出一个漂亮的小盒子，不能说明是首饰匣子还是珠宝匣子等。与其他语言相比，汉语的量词极为丰富，并且较难区分和掌握。词典可以适当增加量词插图的配置，这既可以在节省词典版面的前提下丰富量词的插图数量，也可以形象展现名量搭配的具体实例，区分易混淆量词的用法。如名词“信”的插图“来信”不能与“寄信、取信”相区分，不如用“一封信”代替，体现“信”的量词搭配；插图“图书馆”和“茶馆”的名称分别为“一座图书馆”和“一家茶馆”，体现量词“座”和“家”的区分；插图“白菜、报纸、豹子”等的命名可以分别增添量词“棵、份、只”等。

与名词不同，动词在现实世界中对应的并非独立的实体，而是有实体参与的事件，因此普遍具有非自足性，要理解动词的意义必然要涉及它所对应的事件框架中的各种元素。（田臻 2009）相对于名词，词典中动词的插图名称更好地体现出词目的语法搭配，但是在单音节动词和双音节动词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在127个单音节动词插图中，有110个插图名称显示出动词与主语、宾语、补语、状语等的搭配，如“米袋漏了、照镜子、摞在一起、把纸扯平”等。但在14个双音节动词中，只有“佩戴（大红花）”显示出动宾搭配。既然动词是非自足的，那么在插图绘制的过程中必须有其他要素与之共现，词典插图在命名时使必有成分和插图词目搭配出现，既可以使插图表意更加明确，也可以使词目用法更为显著。如插图名称中没有显示搭配成分的词“摘、糊、逮捕”等可以补充为“摘苹果、饭做糊了、警察逮捕小偷”等。

词典为483个单义单位（包括456个词、4个语素、21个离合词、2个短语）153个多义单位（包括151个词、1个语素、1个离合词）配置了插图，其中义项数最多的是18个义项的“点”，其次是11个义项的“顶”。词典为多义单位配置插图要注意插图位置与义项之间的对应，如名词“担子”有较为实在的“①扁担和挂在扁担两边的东西的总称”和抽象的“②比喻担负的责任或义务”两个义项，二者的例证中都有动宾搭配“挑担子”，但词典插图表示的是义项①，因此应将插图置于义项①的位置，而非词典中的义项②处。类似的插图还有“喊、爆炸、尺子、盅（茶盅）”等。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词的教学逐渐成为对外汉语教学的热门话题。（张英 2007）插图词目中共含文化词59个，有些文化词的插图较为形象地展现了汉语文化词的内涵，达到看图识词的作用，如“拜年、匾额、灯笼、鼎、凤凰、宫殿”等，有些文化词的插图配置则不尽如人意，如“道观、寺、庙、陵墓、祠堂”等都是中国古代的传统建筑物，插图没有凸显出它们之间的差异，读者无法较好地进行区分；“中餐、元宵、庙会”等词的插图绘制没有凸显出事物独有的显著特征和文化内涵。同时，为了彰显汉语文化，某些非文化词的插图也带有文化色彩，如“国旗、国庆节、胡子、玩具、接吻”等都映现出中国的人或事。但也要注意适度原则和时代原则，对现代汉语中非汉族独有的词语不可强行添加文化意蕴，如“婚礼、砍柴、磕头、斟酒、佩戴（大红花）”等插图中的人不一定要穿着古代服饰；“澡盆、民族宫、图书馆”等也不必画成古代的事物和建筑，“民族宫、图书馆”都是现代的产物，大多是现代建筑风格，插图中过分渲染文化色彩，反而加重词义理解的负担。

语言学研究中的语义场理论和语义图模型有利于扩大留学生词汇积累，提高词汇学习的广度。而插图中的复体图、组合图则有助于相关图像的联系和词目的聚合，这也是词典设置不同类型复体图、组合图的原因所在。

四、插图配置的词典学视角

“每一个词典编纂项目都是独特的”（Landau 2001），同时也是按照一定的体例和形式共同组织起来的有机整体。词典插图的设置既有自身的要求也需要置于整个词典编纂的框架内进行系统的考量。

参见系统是词典中观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词典通过一些特定的参见符号或参见提示，能把有关系的词条或其他材料联系起来，构成一个关联网络体系，以利用户获得更多的相关知识，提高词典的使用效率。（章宜华，雍和明 2005）插图的绘制需要其他图像辅助信息的衬托，插图的命名也需要与其他词语搭配，因此插图在词典中不是孤立存在的。插图参见系统就是将孤立纷杂的插图与词目连接起来形成关联网络的纽带，它包括条目内插图参见和条目外插图参见两个方面。

条目内插图参见指该插图和插图名称与所对应词条词目、义项或例证等信息之间的参见。如“拔”条在词典中有一个成词义项，两个不成词义项。插图“拔草”对应成词义项，插图名称则出自该义项的例证。这样，插图与本条目各部分形成了良好的闭环参见系统。“哈达”是汉语文化词，其所指对象为“丝巾”，但在藏族和部分蒙古族中则表现出一定的文化意蕴，词典如果不配置插图读者很难理解其意思。插图“（献）哈达”中一位身着民族服装的女子双手托着“哈达”的情景较为形象地展现出其文化意义，图题既展现出与“哈达”相搭配的动词，也与例证中的“献哈达︱哈达献给远方来的客人︱姑娘们给每位代表献上一条哈达”相照应。条目内插图参见一般囿于相应条目内部，所以参见设置较为简便，但《学汉》也存在一定的不足。“耕地”在词典中有两个义项：“①（短语词：动—宾）把地里的土翻松：许多地方现在还用牛耕地︱你这样干，一天能耕多少地？︱用拖拉机耕地，又快又好︱他耕了三天地，又去干别的活儿。②（名）种庄稼的土地：一片耕地︱耕地面积︱不能随便占用农民的耕地。”图片信息为“一位农民赶着牛在土地上耕作”。插图应是对应义项①的，但词典中插图置于义项②的右边，并命名为“耕地”，这种处理方式没有与义项①的释义和例证形成照应。应将插图置于与义项①关系最紧密的位置，并命名为“用牛耕地”，以便与例证形成照应。

条目外插图参见指该插图和插图名称与所对应词条外的相关插图、词目、义项或例证等信息之间的参见。条目外插图参见涉及词条之间的关联，因此处理起来更具难度。前文所说的复合图即是插图之间的相互参见，这有利于查漏补缺，去除重复的插图，节省词典资源；补充遗漏的插图，丰富词典信息。

“尉官、校官、将官”是军官中自下而上的三个等级，词典在配图时分别在三个词目下绘制出三级军官的肩章，并命名为“尉官肩章、校官肩章、将官肩章”。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肩章”在军官等级中的区分和作用，但词典没有给“肩章”设立条目，造成插图与相关词目无法参见。

“撑”为动词，在《学汉》中有四个义项，义项：“支持：连续加班，身体已经撑不住了︱病了就休息，别撑着︱我这儿还有点儿钱，咱们还能撑几天︱再这样撑下去，咱们都得累病了。”此为抽象义，但词典插图却是具体实在的动作“撑（俯卧撑）”，并且《学汉》没有给“俯卧撑”一词设立条目。同时，“撑”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有五个义项，《学汉》缺少“用篙抵住河底使船行进”义，但《学汉》“筏子”条下的插图名称为“（撑）筏子”。由此可见，“撑”的插图处理在内参见和外参见方面都存在缺失。

名词“拐”的例证有“一副拐”，插图也为“一副拐”，形成词条内插图参见。“春联”是“对联”的一种，是“春节期间人们贴在门上的对联”，《学汉》例证中有“一副春联”和“一副对联”，并在词目“春联”下设置插图，但是此插图没有明确烘托出春联的时间限制。作为量词的“副”在《学汉》中有三个义项，上例中的“副”应为义项“用于成双成对的东西：一副手套︱一副眼镜︱一副对联”。相比之下，可以看出“副”义项的例证可以增加“一副拐”，“春联”的插图需要转移到“对联”下，图题改为“一副对联”。这样可以在以上词语之间形成较好的条目外插图参见。

词典中特色鲜明的标志符号可以使各种信息的呈现更加明确，便于读者理解和使用。插图中的识别性标签不失为明确插图内容、丰富信息含量的一种重要手段。插图“手”中分别标出“手腕子、手心、手指、手背”，既使读者明确了“手”的不同部位，又将相关词通过插图联系在一起，帮助读者扩大词汇量。但词典中的这种标示方法的运用不够系统，再如，“笔画”“颜色”“校官肩章”等插图列出了各构成成分，却没有给出相应的名称。

五、结 语

当前对词典插图的分类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各家所划分的类别虽有所差异，但多囿于艺术学视角，如颜色、绘制方式等。其实，不同语法、语义单位的插图配置各有不同，需要从语言学的视角加以分析；而词典中的插图配置本身又是词典学研究的一个方面，不同词目的插图之间要相互参见，插图本身也要有合适的图题，以便更为明确地体现出其学习性和实用性，满足外向型词典的编纂要求。通过对艺术学、语言学、词典学的多视角研究，我们才能对词典插图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但是我们也应注意，词典插图属于整个词典结构系统中的子系统，三种视角的划分是为了使研究对象更加精细而采取的操作方式，它们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照应、彼此协调统一的。另外，从不同的研究目的和角度看待词典插图，还可以划分出其他研究视角，如词典插图的认知心理学视角、教学实证视角等。因此，学习词典的插图配置需要多领域的相互配合，多学科的共同协调，对其研究也需要多视角的综合分析，只有这样才能从深层挖掘出词典插图配置中的优势和不足，提高词典中插图配置的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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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文学院 天津 300071）

（责任编辑 郎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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