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基督教教育会与西方师范教育理念的引介与实践

[摘要]晚清民国西学东渐，但熟悉新式教育的教师匮乏，教师水平良莠不齐，基督教学校亦是如此，师范教育尤为必要。以协调全国基督教教育为已务的中华基督教教育会对于师范教育不遗余力，利用自身覆盖全国的地方教育会网络，将自晚清以来逐步清晰的师范教育理念变成现实，通过全国及地方不同层面的“三年”“五年”及“区域性”教师培训计划，期待为基督教教育培养师资。然在内有协调机制的乏力与外在民族主义的双重压力下，教育会的工作步履维艰。尽管如此，其积累的经验教训仍有借鉴价值。

[关键词]中华基督教教育会，基督教教育，师范教育

[中图分类号]K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12)16-0026-08

传统中国尊师重教，职业化的塾师早已有之。科举之后，学堂兴起，无论新旧，无论政府或民间，追求知识的多元乃时势所需，传统的塾师日渐疏远。在此情况下，对受过西方新式教育，以分科治学为基础的专业化教师的需求更为迫切。1920年，陶行知指出如果中国要推行国民教育，至少需要20万中学教师，200万小学教师，但当时中学教师只有1万，小学教师18.5万，在这19.5万教师当中，受过师范教育的不到1/4。可见，当时中国教师的缺口之大，师范教育的任务之重。

这种教师匮乏的状况在基督教学校那里也同样存在。1920年，中华基督教教育会(China Chris-tian Educational Association)公布的资料显示，他们需要为5400所基督教初小，900所高小，270所中学的47000名教师提供培训的任务。1924年，河南教育会公布的资料显示，在该省基督教学校教师当中，仅有10％的教师受过师范教育，仅有20％的教师受过中学教育。同年，华西教育会公布的资料显示，在该省基督教学校教师当中也仅有30％受过师范教育，其中20％在教会师范学校中接受培训，10％是在政府开办的师范学校当中。不仅如此，学校教师的水平也良莠不齐，1912年5月，监理会福州传教会对福建地区的小学教师进行了一项统一的水平考试，结果在参加考试的48名教师当中，仅有10人达到要求。基督教学校力推新式教育，但传教士的力量毕竟有限，所以他们不得不借助于受过新式教育训练的华人，这些华人教师的背景不一，水平参差不齐，这对于提高教育质量，推广新式教育，构建统一的基督教教育系统大为不利。所以，基督教教育界对此问题给予了持续的关注。作为基督教教育的全国性组织协调机构，中华基督教教育会对于教师培训不遗余力，并利用自身覆盖全国的地方教育会网络，将自晚清以来逐步清晰的师范教育理念变成现实。

一、晚清时期中国教育会对于西方师范教育理念的引介

早在中国教育会(EducafionM Association ofChina，即中华基督教教育会的前身，成立于1890年)时期，就有不少的传教士指出了基督教学校缺乏教师的问题。1896年传教士帕顿(W.Paton)指出：“目前差会最为缺乏的是教师，特别是那些受过良好训练的。很少有学校进行教师培训的工作，培训年轻教师的任务只能靠有资历的教师个人去完成。如果他们能够系统的学习到一些教学艺术和原则，教育的功能将会大大提高。我很惊讶为什么我们如此多的人能够忍受那些没有受过培训的教师。”三年之后，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指出：“教育工作最为需要的是人，良好的教育效果更多是靠人而不是方法。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应努力培养有能力的人成为教师。当前，特别需要的是通过教师将新的知识生命带给中国，当然，这些教师应该是基督徒。”持类似观点的还有戴维斯(A.L.Davis)，1902年在中国教育会第四次三年大会上，她指出：“目前最为需要的是给学生传授知识的本地教师，随着教师数量的增多，标准也会跟着提高，我们就更应该通过各种途径为教育工作提供教师。”

对于教师培训的方法，不少传教士都指出应开办师范学校。1896年，考比特(H.Corbett)指出：“开办师范学校使男女青年接受培训就可解决对教师的需求。假如对教什么，怎么教都不清楚，就不是真正的教师。只有经过彻底的知识教育和技能培训的人才是我们所需要的，教师不仅要懂得他所要教授科目的内容，而且对教学方法、管理方法，以及一切有关学校的工作都要经过专门的培训。”1902年戴维斯也认为：“一所好的师范学校是促进当地教育水平的重要因素，在这样的学校学习，教师对于教育工作的尊严和重要性的理解都会提升一个档次。我们应在一些教育中心开办两类师范学校，一种是男校，一种是女校，所开设的课程要尽可能适合教师的工作。”

但中国基督教教育的现实是办学的多宗派性，这就使得不同宗派在开办师范学校时需要进行合作。1896年，考比特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说：“在教师培训的问题上，我认为在相同的地区各个差会都去建立单独的培训中心是浪费生命和精力的事。我强烈建议各邻近差会不应只按照自己的方式，研究自己的问题和解决方法，忽视其他差会，而是应该对彼此的目标和方法都要有彻底的研究，互相协商，相互协作，以有限的人力获取最大的收获。”1905年，柏尔根(Paul D.Bergen)在中国教育会第五次三年大会上提交了一篇主题为《教师培训》的论文，他也讲到：“我们要比以前站在更为广阔、更为科学的基础上进行合作。如果要让我用三个字来表达我今天所要表达的主题，那就是‘联合、联合、联合’，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不仅是在言论上，在中国教育会时期部分差会就已经开始开办师范学校，从事教师培训的工作。1896年，帕顿报告说美国北长老会的齐鲁神学院开设了师范教育部，在那里不光进行常用的科目教授，还进行辩论以及教学方法的学习。同年，美国长老会还在广州开办了一个教师培训班；巴色会也在他们的大学课程中加入教育学。这些由单个差会开办的教师培训机构主要是为各自差会的教师所办，其他差会教师难以共享这一成果。有鉴于此，作为跨宗派的机构，中国教育会1902年组织了首次全国教师会议，与会教师聆听了教育学和心理学的讲座，听取了部分教师的模拟教学，并对相关教学问题进行了研讨。为进一步促进各差会在教师培训上的合作，1905年，中国教育会组织了专门的“师范培训委员会”，传教士瑞吉(W.Sheldon Ridge)任主席，杜威(R.G.Dowie)任总干事，该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在全国组建联合的师范学校。但在后来未见到该委员会的任何报告，联合师范学校的计划落空了，也由此可见在晚清时期基督教学校的师范教育仍是以差会单独进行为主。

二、民国时期中华基督教教育会系统的师范教育实践

中国教育会关于师范教育的讨论和部分差会的初步实践引起了各地方教育会的注意。1910年华西教育会建立了首个师范男校，1915年他们又建立了一所师范女校，在此期间他们还定期举办教师培训班，通过这些师范学校和教师培训班，华西地区的教师人数逐渐增多，1909年，他们还只有教师119人，而到了1915年，教师人数已达682人。这些教师培训机构都是跨宗派性质的，范围也主要集中于华西地区的基督教学校。1916年，广东教育会也联合广东地区的四个差会开办了首个女子师范学校。1917年，刚从华中教育会分出的湖南教育会也开始筹办面向小学教师的师范学校。1918年，华东教育会在该会第五次年会上通过决议要求华东教育会任命一个新的专门委员会考虑改革现有师范学校，组建新的联合师范学校，特别是培训国文教师之事。随着这些教师培训工作的展开，中华基督教教育会主导的一些有“计划”的区域性和全国性教师培训规划也相继出台。

(一)华西教育会的“教师培训三年计划”

1914年12月，华西教育会决定开展“教师培训三年计划”(Three Years’Campaign for TeacherTraining)。之所以会如此，是有华西地区基督教教育的现实考虑的，其一是构建华西地区基督教教育体系的需要。从1906-1914年，经过9年的发展，华西教育会成为当时规模最大，联系最为紧密的地方教育会，1914年在华西教育会注册的基督教中小学校就有205所。在华西教育会的努力之下，华西各校已建成了一个联合的基督教教育体系，统一课程与统一考试被大多数华西学校所接受，特别是四川地区。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让华西的教育系统发挥效率，最终还是需要真正懂得现代教学内容和方法的教师去落实。其二是华西地区新旧教育转型的需要。华西地区推行新式教育十多年，这种新式教育无论是在教育宗旨，还是教学内容与方法上都与传统教育有所不同，而且基督教教育在课程中加入圣经内容，更是传统中国所未有。在这种情况下，很多教师不能胜任，特别是小学教师，他们大多数是接受传统教育的，对所教授的科目不熟悉，在一些教师培训学校当中有近3／4的教师不能达到初小毕业的水平，有近一半的人只有初小二年级的水平，在宗教上的训练就更低了。

为真正落实“三年计划”，1915年3月28日至4月13日，华西教育会召集华西区的8个差会举行专门的会议，制订计划大纲。大纲分为五个部分：

1　主旨：为华西教育会各校培养有能力、忠于职业的基督徒教师。

2　方法：根据学问和教学能力将教师分类，并由华西教育会颁发证书，登记在册。

3　标准：

(1)初小：一类：至少在高小或同等学校毕业；受过两年的师范教育；有两年的教学经历。

二类：初小毕业，国文出色；至少参加两年的师范学校短期培训班；有两年的教学经历。

(2)高小：一类：中学毕业；受过两年的师范教育；有两年的教学经历。

二类：完成中学的前两年；受过一年的师范教育；有两年的教学经历。

(3)20岁以下者不得颁发资格证书。

4　具体目标：使现有的小学教师能够拿到华西教育会的资格证书。

5　具体方法：

(1)在成都、重庆、自贡三地开办暑期师范学校。

(2)在各地就近开办短期教师培训班，方便所有教师参加培训。教育会干事要尽可能参加这些培训班，至少是各地区的首次培训。

(3)为具备初小二类教师资格的教师提供两年的课程学习，教育会负责考核及颁发证书。

(4)将华西教育会具备资格的所有教师登记在册。

在此后的两年时间里，华西各地陆续开办了一些暑期培训课程和短期培训班，但由于华西地区的战乱形势，“三年计划”总体上被搁置了。1917年，华西教育会才正式启动了这项计划，命名为“让教师学会教”(Teaching The Teacher to Teach)。这份新的计划对教师培训的内容进行了更为细致的规划。

计划书指出：“开展三年计划的目的是为华西教育会的各位教师，特别是那些没有受过专门的师范教育和中学教育的教师，在内容和方法上提供接触现代教育的机会。培训的形式各异，有短期培训班，有暑期学校，有阅读课程，还有教师考试。这项计划需得到各差会、地方学校和热心基督教教育的人士的帮助。”

对于教师的标准，新的计划还增加了教师在作文水平上的要求。比如初小一类教师需要进行作文考试，要达到中学毕业的水平。初小二类教师也要进行作文考试，但只要达到预备中学的水平。高小一类教师作文则需达到初级学院毕业的水平，高小二类教师仅需达到中学毕业的水平。可见，对教师的资格认定比两年前又有所提高。

计划还对培训的内容作出规定，主要分为科目内容的学习和教育方法的学习两大块。开设的科目有修身、国文、算术、历史、地理、卫生、图画、手工、体操、唱歌等，此外还要学习一些教育学理论，如教育学原理、教学方法论、学校管理、教育阅读等。经过培训，参加考试，达到规定要求的才能颁发教师资格证书。

根据三年计划，华西教育会要充分利用和增强已有的师范教育机构，如华西协和大学教育科、成都男子师范学校和成都女子师范学校，它们承担培养师范毕业生的重任。同时还要利用华西教育会的资源优势，与各差会合作在部分中心地区举办暑期学习班和短期培训班，为在职教师提供进修深造的机会。

从1917-1919年，华西教育会充分挖掘华西地区的潜力，通过各种途径为教师提供培训服务。华西教育会的目标是通过三年时间完成对华西地区所有基督教学校的教师培训，1917年，加入华西教育会的教师有744人，按照他们的总干事吴哲夫(Edward Wilson Wallace)的估计，没有加入的教师有200-300人，这样需要培训的教师总数约为1000人。但1917-1918年，从正规师范学校毕业的学生仅17人，远远不能满足华西教育会的需要，因此，暑期学习班和短期课程班就成为主要的培训方式。1917年春，华西教育会在保宁、绵州两地分为内地会和圣公会的教师举办了两次短期培训班，培训教师共计102人。同年夏天，华西教育会利用华西协和大学的便利条件，在华西协和大学举办了首次暑期学习班，培训教师76人。通过这些方式，仅从1917年9月至1918年7月，华西教育会共培训教师313人，按照这样的进度，三年的时间大致是可以培训完毕的。

但是，数量并不代表质量，在教师素质本来就不高的情况下，通过这种粗糙的短期培训方式，能否取得理想的效果令人怀疑。其直接的表现就是最终拿到华西教育会资格证书的人并不多，例如首次教师资格考试在1917年10月举行，报名人数42人，考试人数35人，但最终获得华西教育会资格证书的仅有4人。由此可见，教师培训的质量并不高。

(二)中华基督教教育会的“全国教师五年培训计划”

华西教育会的“三年计划”引起了中华基督教教育会全国总会的注意。1917年4月，总会召开第三次评议会年会，通过决议：“各地方分会要通过师范学校或中学开设师范课程等形式为广大小学培养教师。为提高现有教师的水平，我们建议各分会要尽量开办暑期学校和短期培训班。另外，还要组织有能力的教学督导员定期视察各小学。”1918年4月的第四次年会，总会通过同样的决议对此进行了重申。同样的决议条文连续两年重复，这在总会历年的决议当中比较少见。这有两种可能：一是总会对此问题高度重视；二是上一年的决议在地方没有真正落实。从1917-1918年地方分会提交的报告上看，第二种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当年仅有华西和“直隶一山西”两个分会真正开展了教师培训的工作。

1919年4月，在华西教育会的“教师培训三年计划”步入尾声之时，在华西教育会长期从事教师培训工作的华西教育会会长、华西协和大学副校长石恒励(H.T.Silcock)向中华基督教教育会建议总会要特别重视教师培训工作，并组成专门的委员会来考虑这个问题，向总会提交报告。后来，在报告当中这个专门委员会建议总会也效仿华西教育会施行教师培训计划。总会采纳了委员会的建议，以五年为限，名为“全国教师五年培训计划”(Five Year China-wide Campaign for Teacher-Train-ing)，并提出：一、要求石恒励在年会之后推迟返回成都的时间，以帮助总会起草全国教师培训计划的具体细节内容；二、将总会的教师培训计划提交中华续行委办会年会审议；三、要求路思义在赴美期间将总会的五年培训计划提交英美差会审议。在此次会议上，总会还拟定了五年培训计划的初步预算，并任命了负责执行的教师培训专门委员会，以石恒励任主席，成员有林格尔(W.H.Lingle)、查普曼(B.B.Chapman)、弗森(F.G.Fuson)、布洛克(A.A.BuUock)、鲍尔森(A.Poulsen)、丁立明(Ding Nguk Ming)、邝富灼(Fong F.See)和费力摩(Ruth PiUimore)。可见，总会开展“五年计划”的思路是借鉴华西教育会“三年计划”的做法，与协进会、英美差会合作完成。

根据计划方案，总会的“五年计划”是以九个地方分会的“三年计划”为基础的，考虑到地方分会开展的时间不一，所需的时间也不同，所以整个教育会系统教师培训计划的时间就相应延长为五年，即1920-1924年。因之，整个计划的内容也分为地方教育会和总会两大块。地方教育会的工作主要有：聘请中外籍管理干事各一名、外籍教师培训专员一名；开办低年级的师范学校；地方教师短期培训班；暑期学习班；教师认定和注册。总会的工作有：开办高年级的师范学院，在一些中心区如北京、广州、武昌、成都、南京等地开办全国规模的师范学校和短期培训班；创办中文的教师杂志；编写教师培训的教科书及相关出版物；力争获得政府的认可与合作。为推动“五年计划”在总会和地方分会的进行，除了地方分会的27名干事专员负责各地方的培训事务之外，还任命贾腓力(FrankD.GameweU)、库夫特(J.W.Crofoot)、易思培(J.M.Espey)、祁天锡(N.Gist Gee)、苑礼文(A.L.Warn-shuis)、韦斯特(J.B.Webster)，以及各地方两名代表(其中一人须为华人，另一人尽可能为地方教师培训委员会的主席)负责整个计划的落实。他们的具体任务有：制定与完善计划；筹备计划的预算；用中英文向外宣传；与地方分会、差会、英美总部协商计划的执行。同时，五年计划方案也清楚地指出，该计划能否落实的关键是协进会、差会、差会总部、教会、学校能否接受。

中华基督教教育会在年会中提出：每一个地方教育会都要最大程度的与“全国教师五年培训计划”合作；每一个地方分会都要为教师提供认定和注册服务，当时机成熟时还要建立教师俱乐部。总会的郑重其事对地方分会起了促进作用，在当年举行的各地方教育会年会当中，不少地方教育会都将如何落实总会的教师培训计划放在了重要的位置，如华中、直隶一山西、福建、湖南等。这样，五年教师培训计划就在中央与地方正式行动了起来。

总会的“教师培训委员会”负有统筹之责，他们首先进行的就是对全国的基督教师范教育状况进行调查。根据他们的估计，中国基督教教育的发展大约需要47000名教师，而当时仅有11000名，在这其中受过师范教育的极少，这表明教育会的教师培训任务将非常艰巨。根据他们的调查，当时提供基督教师范教育的学校有43所，提供的课程61种，学生725人，但这些学生还不能全部毕业，因为每年都有大约325人学了几门教育学课程之后就辍学了。这么说来，中国的基督教师范教育每年培养出来的学生仅有100-200人，这是远远不能满足中国基督教教育发展需要的例。

根据“教师培训委员会”制定的预算，实施“五年计划”需要资金722000元，每个地方分会每年大约需要16000元。这项预算获得了中华续行委办会以及“中华归主”调查计划的支持，因为教师培训也同样是“中华归主”调查计划的重要内容。但时至1921年，“中华归主”调查计划已经结束，教育会独木难支，没有钱，教育会的宏大计划只好搁置。

以此说来，教育会的“三年计划”实际上只实施了一年多就中止了，但它所揭示的中国基督教教育师资匮乏的问题并未解决，日后中国基督教教育界对此问题的关注一直没有中断。1922年巴敦调查团对此问题给予了充分的重视，拟定专章讨论师范教育问题，肯定教育会及其各地方分会在教师培训上所作的努力，并鼓励年轻人从事师范教育工作，建立和完善各层次的师范培训机构，还要求教育会及其地方分会继续从事教师培训的工作。后来，巴敦调查团成员在向英美差会总部提交的报告当中还提出：“我们不应期望或等待外部新的资金用于教师培训，我们应该重组我们的学校体制，重整我们的资金使用方式，将教师培训的资金放在教育预算的首位。”

巴敦调查团的建议给了突然中止的“五年计划”一线生机。1923年在教育会第八次年会上通过决议：“各地方教育会不要忽视教师培训工作，特别是为农村小学的教师培训。”同时，他们还决定即将成立的中华基督教教育会下设之中小学教育组继续担负其起教师培训的任务。而原先为落实“五年计划”所成立的“教师培训常设委员会”也继续保留，由葛德基(E.H.Gressy)、陶行知、刘廷芳等人负责。1924年，教育会更是建议在华中、华东、山东、河南、华西、山西、直隶、福建和广东等地，依托当地大学建立一系列面向乡村教师的培训中心。可见，教育会的"32年计划”虽然失败，但围绕着教师培训问题，特别是对乡村教师的培训一直停留在教育会的关注视野之中。

(三)华东教育会的“师范学校培训计划”

1921年之后，在巴敦调查团和教育会总会的感召之下，地方教育会的教师培训工作仍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除了原先的华西、华中、直隶一山西、福建、湖南教育会之外，华东、山东、河南、广东等地方教育会也都开展了这项工作。以华东教育会为例，1922年，在巴敦调查团的影响之下，华东教育会成立了“师范与教师培训委员会”，以金陵大学的格里芬(J.B.Griffing)为主席。当年11月27日葛德基在写给格里芬的信中说：“巴敦调查团报告书对这些问题给予了相当的关注，我个人认为应尽快组织教师培训工作，对我而言，这是巴敦调查报告最值得注意的地方。”在11月30日，格里芬的回信当中坦言：“你的建议我思索已久，但我们的进展令人失望。我已与委员会的成员通信商议，但没有收到任何建议，目前我难以想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能够启动教师培训工作。当然很有必要去继续调动人们的热情，我希望即将召开的会议能取得丰富的成果，尽管目前我们遇到沉重的经济压力。”可见，华东教育会的教师培训工作遇到经济上的问题而进展缓慢，但他们并没有放弃。1923年3月24日，华东教育会执行委员会通过了一系列有关教师培训问题的决议：

1　短期师范培训大多效果不佳，除非开办学校。

2　师范学校应是专门的独立学校，而不是大学的一部分。

3　从1923年9月起招收18岁以上的高小毕业生，提供两年的师范教育。

7　建议所有中学开设教育学入门课程。

8　建议在中心区成立地方教育部，培训初等小学的管理者。

9　建议差会将一些有能力的教师筛选出来，通过培训成为学校管理者。

10　要求金陵大学为初等小学的管理者提供暑期课程培训班。

由此看来，华东教育会的工作重点是开办师范学校培训教师，特别是为学校管理者提供培训的机会。

为了落实开办学校的重任，在那次会议上，还成立了一个华东教育会的“师范教育技术部”，以前的“师范教育委员会”成员全部包括在内。1923年9月19日，葛德基给技术部全体成员写信：“你们知道去年华东教育会的决议是要开办两年课程的师范学校，但很多人觉得两年不够，特别是武昌师范学校校长查普曼来到华东之后，我们与之商议，认为三年比较合适，而且教员当中要有两名外国人。”“我们经过商议形成折中的意见，认为学员是不太可能自付学费参加这类学校，因为他们的薪水本来就不多。我们觉得这笔预算应由对湖州师范学校感兴趣的人士支付，为各差会派出的学员提供免费的培训。但这些学员应是基督徒，对小学教育执著，品质上值得信赖。这所学校的预算包括外籍教员薪水在内是每年15000元。”可见，技术部的主要工作是开办三年制的师范培训学校。在当年秋季，技术部拟定了一个具体的师范学校方案，对这所师范学校的位置、标准、教员、学费都做了规定。按照计划这所学校拟于1925年9月开学，但最终因阻力太多，这项计划没有落实。

三、传教士践行西方师范教育的困境

此后，国内民族主义浪潮兴起，中国基督教教育界关注的重心从新式教育问题转向国家身份问题，无论是总会还是分会对师范教育关注的程度都有所下降，但一直没有中断。1928年6月待时局稳定之后，教育会下设的中小学教育组又通过决议，重提教师培训之事。“基督教学校的效率在于有能力的教师和管理者，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师范学校、师范课程和暑期学校都要得到提高。我们深知师范学校是培训教师的最佳途径，但因建立一所独立的学校和保证生源都是十分困难的，我们认为在一些地区的高中开设师范课程是比较可行的，也更容易寻找到合适的教员。鉴于师范培训最大的困难是学生不愿意从事教学工作，我们建议对受过培训的教师提供更优越的薪水和待遇，并通过各种途径提高教师的地位和职业精神，特别是注重吸引那些大中学毕业生从事教师工作。基督教学校还应与政府有关教师的资格和认定标准保持一致，各有关教育部门和地方教育会都应帮助教师达成这些要求。”1928年的教育会董事会年会也通过决议，要求执行委员会持续关注此问题，并成立专门委员会处理中小学教师培训问题，特别是乡村学校。

教育会的做法仍然是雷声大雨点小，真正得到落实的非常之少。所以当时就有人批评教育会的一贯行为：“我们不需要向人们说明我们需要教师，我们只需要去培训教师；我们不需要一遍遍的讨论教师培训之事，我们需要的是完成实际的培训工作；我们的目标不是制定一个完美的计划，形成文件，而是要在时间、财力、人力许可的情况下，我们能做什么。”这几句话可以说是点到了教育会在师范教育问题上一再努力，但却难有成效的关键所在，教育会就是计划有余，执行不足。

通过梳理晚清民国，20余年中华基督教教育会的教师培训实践，笔者发现无论是总会还是地方分会都对教师培训工作给予了充分的重视，但因教育会本身作为中国基督教教育的组织协调机构而不是实际运作机构的性质所决定，他们在落实方面存在不少的障碍，无论是总会的“五年计划”还是华东教育会的“湖州师范学校计划”，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这也从侧面反映了中国基督教教育的实体是以差会管理下的学校，跨宗派的组织所能发挥的实质性作用不大。1920年根据教育会“教师培训委员会”的统计当时全国基督教学校教师11000人，而到了1934年，根据华东教育会干事赵传家的估计，当时全国基督教学校教师是12000人。即在这15年当中，只增加了1000人，可见教育会试图改善全国基督教学校教师状况的努力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尽管如此，我们也应当看到晚清民国时代教育会从事的师范教育工作积累的经验和教训，不仅对于当时的基督教学校和公私立学校，即便到了教育培训工作日渐成熟和多元的今天，也并非全然没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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