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化与在地化的艺术人类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J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444X（2018）05-0001-10

国际DOI编码：10.15958/j.cnki.gdxbysb.2018.05.001

王永健（以下简称王）：彭老师您好，很高兴能够在北京对您进行这次专访，来之前我做了一点准备，从知网上搜了一下，对您的访谈大概有六、七篇。

彭兆荣（以下简称彭）：对，但是从艺术人类学角度的没有。

王：对，从不同的角度：旅游人类学、文化遗产、饮食人类学这些方面，廖明君老师也从民间文化研究的角度对您进行过访谈。我本身在做中国艺术人类学的学术史研究，在我的《新时期以来中国艺术人类学的知识谱系研究》一书中，以重要的学者及其学术团队为关注重点，您所带领的学术团队也在我关注的视野之内，我梳理了一些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尤其是您带了很多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做了很大一批成果出来，我觉得这些都是中国艺术人类学发展历程中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所以我想从艺术人类学研究这个角度进行访谈，包括您是如何从人类学的角度介入艺术研究的，如何引领学术团队的研究，如何带学生，有哪些治学的心得与经验等等。按照我的这样一个问题设计开始谈，然后有什么我没有提出来的，您再来补充一下。

彭：好的。

王：首先我注意到您的学科背景，从本科开始到硕士，您一直是在研究文学学科，外国文学。

彭：我从硕士到博士一直是文学，西方文论。

王：但后来介入到了人类学的研究，我从您的一些文章里，看到了这样的一个转向。

彭：对。

王：我想知道，您是怎么从人类学的研究介入到艺术人类学的研究的？或者是怎么又去发现艺术研究这样一条路径，咱们从这个开始说起。

彭：我从大学本科到博士都是在国内读的文学，研究方向是西方文学和文明，所以我的博士论文是做戏剧与酒神，在北京大学出版了以后最近要再版，其实一开始就是做艺术，就是看西方的戏剧是怎么产生的。在古希腊古罗马时代，“文学”（诗学）已经包含着艺术，我们今天所讲的艺术其实是被窄化了，对人类学者来说，在他的眼里艺术比我们现在大学的艺术学院学科的分类要宽泛得多。从我个人的研究，一开始其实就是做艺术，它只不过是在大文学里。因为你说戏剧，现在在我们国家肯定是戏剧艺术，我是从人类学的角度去寻找西方戏剧，特别是悲剧的酒神祭祀仪式。为此，我还专门到希腊去做过很详细的调查，包括去寻找酒神祭祀的遗址，去看、去丈量圆形剧场，现在我都还去。当时只去希腊，后来我觉得两个地方不可以缺少，一个是埃及，因为古希腊酒神跟埃及是有关系的，它的原型是从埃及过来的，所以我去年还专门去了埃及。前几年又到了特洛伊，到了土耳其，所以即使到今天為止，我也仍然没有忘怀当年对戏剧与酒神关系的了解，这是从文学的角度来说的。但是，我20世纪80年代去法国留学，学的是人类学，其实我一直是脚踩两只船的，我在国内从大学到博士都是学习外国文学，作为较早的一批留学生，我在法国尼斯大学和法国国家科学院“华南及印支半岛人类学研究中心”从事人类学研究，后来去美国也是在伯克利的人类学系做访问学者，留学的所有经历都是学人类学的，所以我一开始就是脚踩两只船。

王：留学时人类学的主攻方向是什么？

彭：关于留学的主攻方向，我1988年就出国留学，那个时候根本没有人类学，所以当时还是国家教委，不是教育部，去留学的时候我填人类学，人家说没有这个学科，就把我放在什么新学科，人类学是新学科，去法国学的。我的硕士是在贵州读的，我看了很多的少数民族，很喜欢，也看到了改革开放不久，1980年代初、中期，一批西方的人类学者到贵州调查，包括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伯克利大学、华盛顿大学，其中不少是我的朋友，比如张兆和、露易莎，后来我才知道，她是我的师姐，是伯克利的，都在那里做调查。我知道人类学很重要，我一边在读研究生，一边在做人类学。可以说，我与1980年代初在贵州做田野的一批西方人类学家成为朋友，我教他们汉语，他们教我人类学。当时他们离开中国以后，一批外文的资料都留在我手上，所以你想，20世纪80年代初我就有一批外文的人类学的书和一批人类学的朋友，跟他们一起做田野可以说是很早的。我认为我的研究从来是超越学科的，我不会把学科当成是一个羁绊我、甚至限制我学术的藩篱。我很早就喜欢人类学，所以去法国留学，就是希望能够从事跟我们中国有关的民族研究，尤其是跟西南少数民族有关的研究结合在一起。我最早在法国尼斯大学，后来不满意离开，主要因为法国的尼斯大学人类学系主要是做他们的非洲殖民地研究，这不是我喜欢的。后来我转到法国国家科学院，有一个专门研究中国的，叫印支半岛及华南人类学研究中心，专门研究越南、老挝、柬埔寨和中国的广西、广东、云南这一带，在那里，跟我的法国老师一起做，就是希望能够又回到中国来，就是这样。

王：您在西方留学期间，做的科研项目还是关于中国的研究对吧？

彭：对。我做瑶族研究，这跟费孝通先生有些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是被费孝通感召的，因为费孝通调查的瑶族那一带我跑了二十年，就是在岭南这条线，包括费先生早年的田野点金秀。瑶族是一个国际化的民族，所以又跑了越南、老挝、柬埔寨，然后又跑了法国的瑶族居落和美国的瑶族居落。

王：当时您跟费先生有交集吗？

彭：没有，当然我见过他几次，包括费先生的生日宴请，我作为厦门大学人类学系的代表去他家乡，尽管我不是他的学生。我也听王铭铭说，费先生读我的文章后说：“彭兆荣这个年轻人的脑子好用。”表扬我，但我跟他没有直接的交集，只是他的那个精神感动我、打动我。

王：您在做瑶族研究的时候，切入点是关于瑶族的仪式？还是它的戏剧？还是什么？

彭：都做，当时我像费先生、王同惠做的是一样的，是做一般民族志，不像现在的人类学家大都是做专题，我当时是所有的都做。我在做贵州的一个瑶族村落，追踪了十年，写了一本书，就是《文化特例》。当年周星在北大，他有一次跟我说：“彭兄啊，你这本书，我是让我们的学生都要读的。”我说为什么？他说；“现在中国的人类学家有几个人去做一般民族志？”一般民族志所有的东西都要涉及的。做一般民族志很辛苦，因为，一般民族志你要在那里待很长时间。

推荐访问:人类学 在地 化与 艺术 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