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美术鉴藏与国立北京大学校徽设计寻绎

摘 要：国立北京大学校徽由中国近代著名文学家鲁迅设计。该校徽设计的历史文化背景、形态特征以及它与鲁迅所热衷的美术鉴藏和设计实践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该校徽的设计不仅反映了国立北京大学的历史文化底蕴，更彰显了北大独特的人文精神和学府形象，成为国内综合性大学中少有的经典标志设计作品。此外，鲁迅应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之邀为其设计校徽也成为近现代中国文人参与和从事艺术设计实践活动的典范。

关键词：鲁迅 美术鉴藏 北京大学 校徽设计

北京大学始创于1898年，初名京师大学堂，是中国近代史上正式设立的第一所大学，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冠名“国立”的大学。其成立标志着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开端。1917年，著名教育和民主主义革命家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他“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之义”，使北京大学呈现出思想解放和学术繁荣的景象，北京大学亦从此日新月异。

而作为对中国近代史上影响深远的北京大学，其校徽设计不仅彰显了北京大学历史文化和学术传统，更是其办学理念和人文精神的视觉艺术化体现。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国立北京大学校徽的设计亦体现了鲁迅的艺术设计观念，对于建立符合中国文化形态的艺术设计学来说，也是一份颇具学术研究价值的文献资料。

一、国立北京大学校徽设计的历史背景

鲁迅不仅是一位文学家，对美术也有着浓厚的兴趣。他除了为世人留下丰富的文学作品外，还留有大量的艺术设计作品，其中以书籍装帧作品尤为经典，且占据了其艺术设计作品的大多数。然而，鲜为人知的是，鲁迅还曾做过两个标志设计作品，即国立北京大学校徽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十二章国徽。①

时值1917年1月，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出任了北洋军阀时期的国立北京大学校长，由于蔡元培同鲁迅是故交，并知鲁迅有着深厚的美学造诣和艺术涵养，遂委托鲁迅为国立北京大学设计校徽。鲁迅于8月7日（据鲁迅在1917年8月7日的日记中记载：“……寄蔡先生信，并所拟大学徽章。笔者注：国立北京大学校徽。”）将设计完竣的校徽图样寄交予蔡元培，蔡随后采用。基于各种复杂原因，该校徽后来被长期弃之未用，直至80年代以后，北京大学才重新启用了鲁迅设计的这枚校徽，如今北京大学所使用的校徽即在此基础上修改而成。

二、国立北京大学校徽的形态特征与鲁迅的美术鉴藏

鲁迅设计的国立北京大学校徽形似汉代瓦当，以圆形为外轮廓，在圆形之内，画有变形且呈上下结构排列的“北大”二字。两字字体苍劲圆润、沉稳有力，透露出隶篆简约古朴的气质。整个校徽简约、大方、气质高雅，带有宋人雕版木刻意味且颇具历史感，两字所组成的图形结构紧凑，整体性较强，呈现出对称结构的视觉美感。

对于鲁迅所设计的北大校徽，张道一先生认为“北大”两字应属于字体设计，亦即是一种美术字。张道一先生在其所撰《中国汉字艺术》一文中，总结了汉字艺术包括三个方面：“写的”，即传统的书法；“刻的”，即篆刻、碑刻、印刷雕版等；“画的”，即文字的字体设计，如古代瓦当、现代的标志设计、美术字等。通过文字的组合表现出一种意匠之美。由此，可以看出鲁迅设计的北大校徽是一种“汉字的设计意匠”，而非书法所为。张道一先生在该文中对此还做了进一步解释，他认为：“所谓‘画字’，也就是一种意匠设计。它与书法完全不同，而是在特定的范围内根据单字、单词的特点，巧于笔画交错和结构组合，以适应设计的要求。譬如古代建筑上圆形的瓦当上面多有祝颂词或建筑的名称，如‘延年’、‘千秋万岁’、‘富贵’、‘与天无极’、‘汉并天下’、‘长乐未央’、‘寿泉宫当’、‘兰池宫当’、‘神灵冢当’、‘冢’、‘卫’等。特定的文字硬要组合到特定的圆形之内，又要求匀称和谐，看起来自然妥帖，虽然都用小篆，但不是一笔而就的书法所能奏效的。它是一种设计，在现代图案学上属于单独纹样的‘填充法’和‘适合法’。”②因此鲁迅设计的北大校徽在装饰图案的设置上既是填充纹样也是适合纹样。

鲁迅之所以能够设计出带有书法韵味的装饰图案（字体），并使之呈现对称结构的视觉效果，同鲁迅一生对美术的浓厚兴趣，以及他在书法、篆刻、金石研究、书籍装帧等方面所取得的深厚造诣密切相关。

首先，鲁迅对古代传统文化艺术的酷嗜。他所收藏的大量古代美术、书法、石刻拓片等作品资料对他的设计创作产生了积极而深刻的影响。据鲁迅当时的日记所证实，他自1912年到达北京之后，几乎隔一天去一趟琉璃厂，不停地收集和购买石刻、汉画像和墓志拓片印本等，这些收藏活动一直持续到他去世。他搜集的两汉至隋唐石刻拓片等约有4000余种，他整理和抄录的金石刻手稿30余种，总计3700余页。其中，鲁迅所收藏的近6000张拓片中，瓦当拓片有169种317张，尽管数量不多，仍弥足珍贵，这些瓦当的纹样种类十分丰富，有云纹、动物纹、树形纹、山纹、花纹和文字纹等，但以文字纹的瓦当数量最多，汉代瓦当纹样的一大特色即是把文字艺术化为装饰图案使用，形成了汉字独特的装饰风格。正是这些古代装饰素材为鲁迅设计出经典的校徽奠定了物质基础。

这一时期，访名刻、抄古碑也成为鲁迅日常生活中一项重要的内容。鲁迅在长期的抄碑过程中形成了其厚重、简练、遒美的书法特征，被今人称为“鲁迅体”。 他将甲骨文、金文、真、隶、篆、草等各种字体摹写得非常逼真。1964年，郭沫若在给《鲁迅诗稿·跋》中称赞鲁迅的书法“融冶篆隶于一炉，听任心腕之交应，朴质而不拘挛，洒脱而有法度。远逾宋唐，直攀魏晋。世人宝之，非因人而奖也”③。日本友人增田涉在《鲁迅的印象》一书中认为鲁迅的字“没有棱角，稍微具有圆形，与其说是温和，倒像有些呆板”。他还认为鲁迅的书法“既没有砚气又没有才气，也不冷严。而是在真挚中有着朴实的稚拙味，甚至是现出‘呆相’”④。国立北京大学校徽所融有的篆隶意味的视觉效果也从侧面印证了以上人士对鲁迅书法风格的评价。

其次，鲁迅对中国古代传统装饰图案的酷爱和对字体演变的深入研究。鲁迅不仅对汉画像石、魏晋造像等图像资料进行辑录和研究，他还临摹汉魏六朝的碑帖文字，甚至连墓志上的花样纹饰也临摹。鲁迅尤其对汉代画像石的评价颇高，并以“深沉雄大”来赞誉汉画像石的神韵。他曾对许寿裳说：“汉画像的图案，美妙无伦，为日本艺术家所采取，即使一鳞半爪，已被西洋名家交口赞许，说日本的图案如何了不得，而不知其渊源固出于我国的汉画呢”⑤。这些碑拓和石刻印本为他研究中国古代的字体史和汉画像艺术以及他的书籍装帧积累了丰厚的资料和艺术设计素材，也为其日后进行书籍装帧和字体的设计实践，以及文字演化历史的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这一点从鲁迅的夫人许广平在致胡冰的信中也可以得到印证：“他之所以研究石刻画像，从那里，一方面可以研究中国字体史，另一方面，可以作为写中国文学史的风俗习惯的正确了解的一面”⑥。与此同时，鲁迅还专门抄录了许多研究文字的专著，他还曾向同事钱稻孙借来《秦汉瓦当文字自录》一份，进行研究。

鲁迅之所以选择篆书作为校徽的主体，是因为篆书本身就是一种已经图案化、具有装饰性的象形文字，它具有物象美的特征。因此，篆体是便于采用抽象、意会、联想和变形等手法进行设计，经过合理地设计处理之后，可以使人很快获得物象所传达的全部文化信息。因此对于谙熟金石学、字体演化历史以及擅长美术字设计的鲁迅来说，篆体自然是进行校徽设计的首选字体。

第三，鲁迅经常亲手绘制插图、设计书刊封面，从事平面设计的大量实践活动。鲁迅一生中大约设计了60多个书刊封面，其中有以文字为主的，也有图文并茂的；有独立设计的，也有与他人合作的。在鲁迅所设计的封面中，封面题字有行书、楷书，以及宋体字、黑体字，还有各种变化的美术字及手绘图章，字体变化多样。如《呐喊》初版本封面上，鲁迅设计的充满力量、舒展的变形黑体字；童话集《小彼得》封面上，鲁迅设计的既具有罗马风格的装饰意味又颇具儿童情趣的“小彼得”三个字；《萌芽月刊》封面上，鲁迅手写的“萌芽月刊”四个大美术字，字体灵活生动，装饰意味很强；《铁流》封面上似有金石声的“铁流”二字加上苏联版画家毕斯凯莱夫所作的插图，更加体现出了革命文学的本色；还有北京大学出版的由鲁迅设计、蔡元培题字的《国学季刊》（第一卷第一号），鲁迅使用了汉代石刻图案为该刊物的封面作底，更是追求古雅风格的代表。

综上分析，我们可以推断出鲁迅所设计的国立北京大学校徽的风格特征的形成，同他收藏古碑帖，辑录汉画像，研究六朝造像，六朝墓志，钩摹粉本，抄录碑字，收集并研究金石拓本，甚至晚年对木刻艺术的热衷是密不可分的。换言之，国立北京大学校徽的诞生正是鲁迅通过抄碑、抄书、摹拓和研究古碑、汉画像以及秦汉瓦当的装饰文字等，不断从中吸取养料，获得启发，而逐渐创作出来的。

如今，鲁迅当年设计的国立北京大学校徽已经成为北京大学校徽的主体部分。2007年，北京大学正式推出的北京大学校徽便是在鲁迅设计的国立北京大学的校徽图案基础上丰富和完善的。如今的北京大学校徽“形似瓦当，兼有篆刻风韵，具有鲜明的中华传统文化特色。标志中间部分用阴文，体现了兼容并蓄、饱满深厚的内涵；外圈简洁明了，展现了广博开放、常为新的姿态。同时，北大确定了特定色值的红为标准色，并将其命名为‘北大红’”⑦。

总之，校徽是一所大学视觉形象和文化信息的载体。它不仅体现着一所大学的人文特色和对外形象，还凝聚着一所大学的深厚历史和文化。鲁迅所设计的国立北京大学的校徽是中国近代大学校徽设计中的一部具有代表性的经典作品。随着读图时代的到来和视觉文化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大学开始重视自身的视觉形象设计，对自身的校徽设计进行了更新和规范。这也促进了中国高等学府逐渐重视利用艺术设计这一方式对自身所具有的独特的教育文化进行品牌宣传。而且，对于大学形象的系统设计研究也正得到设计师和研究者的广泛关注。

① 1912年8月，时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指定3位教育部荐任科长：周树人（鲁迅）、许寿裳、钱稻孙研拟国徽图案。

② 张道一.道一论艺（艺术与艺术学文集）[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8：216-233.

③ 郭沫若.《鲁迅诗稿》序[A].见孙郁，黄乔生主编.回望鲁迅 红色光环下的鲁迅[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24.

④ [日]增田涉.鲁迅的印象[M].钟敬文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35.

⑤ 转引自《鲁迅与陶元庆》一文，许钦文.《鲁迅日记》中的我[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79：107.

⑥ 转引自杨永德.鲁迅装帧系年[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1：340.

⑦ 柴葳.北京大学标志有了统一“面孔”——具有中华传统文化特色，以特定色值的红为标准色[M].中国教育报，2007-6-14，（001）.

参考文献：

[1] 鲁迅.鲁迅佚文全集（上）[M].北京：群言出版社，2001.

[2] 杨永德.鲁迅装帧系年[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1.

[3] 从文俊.中国书法史[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

[4] 张道一.道一论艺（艺术与艺术学文集）[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8.

[5] 李修建.现代大学理念与大学校徽设计[J].文艺评论，2006，（06）.

[6] 夏晓静.鲁迅藏瓦当拓片[J].鲁迅研究月刊：2007，（07）.

[7] 潘道忠.历史文化的传承与当代中国高校标志设计[J].装饰，2009，（08）.

[8] 崔云伟.鲁迅与西方表现主义美术[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2006.

作 者：吕 冰，美术学硕士，青岛理工大学艺术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美术教育。

编 辑：魏思思 E-mail:sisi123_0@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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