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内外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差异

【摘要】中国新历史主义小说，和国外的新历史主义小说一样，都受到了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等理论的影响。但是，中国的新历史主义小说创作由于没有像西方新历史主义小说一样，经历了从理论发展、阶段探索到思想成熟等过程，少了扎实的理论支持，有生搬硬套之嫌;而中国接受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等理论的国内客观条件也使得其缺少真正滋生的土壤。因而，中国新历史主义小说在对西方新历史主义理论“嫁接”的同时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异。出现了中国的新历史主义小说与国外的新历史主义小说有明显差异的现象。中国新历史主义小说是当代中国复杂的社会文化因素和西方新历史主义理论相作用的结果。

【关键词】国内新历史主义小说;国外新历史主义理论;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差异

翻看国内外新历史主义小说的细心读者们，也许已经发现了它们虽然同样都称作新历史主义小说，但是它们从理论来源、文学背景、作品特征、社会指向、思想内涵等都差异甚大。国外新历史主义小说主要受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的影响，作品呈现出文本与历史语境、文学与历史结合，重在研究文学文本与社会文化语境的关系，并重新阐释历史本身等特点。而国内新历史主义小说，虽然在理论传播初期也受新历史主义与文化诗学的影响，但在理论传播过程中，新历史主义小说主要受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等环境等影响，并最终“文学服务政治”，而且中国的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创作是先于新历史主义诗学的传入的，因此国内新历史主义小说受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的影响也不大。作品主要呈现出叙事立场的民间化、历史视角的个人化、历史进程的偶然化解读历史的欲望化和理想追求的隐寓化等特征。最终使得两者虽同名为新历史主义小说，但是两者差异较大。

一、理论来源

国外的新历史主义小说，这里指的是英美新历史主义小说，主要是受新历史主义文化理论的影响。

“新历史主义”一词出乎意料地逐步成为批评理论界的一种新的方法论，或者一种新的理论研究的思潮。格林布拉特说：“如果不是新历史主义下一个定义，至少应该将它界定为一种实践—— 一种实践，而不是一种教义，因为就我而言（我应该是知情者之一），它根本不是教义。”

作为一种文化政治批评，“它试图把在历史研究中被‘某些’历史家看作是‘形式主义谬误’（文化主义和人本主义）的东西，与在文学研究中被‘某些’形式主义理论家视为‘历史主义谬误’（本原主义和指涉主义）的东西结合起来。”

新历史主义的理论资源主要是海登·怀特的元历史理论。由于新历史主义的“开放性”，它既吸收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福柯的权力话语、女权主义、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又从解释学和接受美学处获得了启示。

1、海登·怀特的元历史理论。怀特认为历史的深层结构是诗性的、虚构想象的、语言学的。“历史总是我们猜测过去也许是某些样子而使用诗歌构筑的一部分”怀特创新性地提出历史话语的三种解释策略：“形式主义”“情节叙事”“意识形态意义”。在每一种解释策略中，都有四种相对应可能的表达方式：用“形式论证”解释形式主义、有机主义、机械论和语境论;用“情节叙事”解释传奇原型、喜剧原型、悲剧原型、反讽原型;用“意识形态意义”解释无政府主义、保守主义、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学家像诗人一样去预想历史的展开和范畴，使其得以负载它用以解释真实事件的理论”。在这里历史意识显得尤为重要，由于历史是不可重现和复原的，寻觅到的只有被阐释和编织过的“历史”，所以历史就不只是一种，而是有多少种理论阐释就有多少种历史，人们选择某一种阐释往往出于审美的或道德的思考，“历史修撰的可能形式无非就是历史在哲学思辨意义上的存在形式”。

2、新历史主义吸收了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和“谱系学”中的一些成分，尤其借用他的“权力话语”理论来分析作家主体历史和文本。福柯认为文本可以作为一种话语实践植根于社会制度中并受其制约，体现着权利的关系。权利根据自己的需求制造出不同于对立面的话语声音，并将这种声音重新置于现存程序中，在打破权利的控制与再分配中延伸了权利，导致对立面丧失原来的控制、支配能力。福柯指出任何一个时代在主导的、合法的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之外，同时存在着被压抑的它异因素。“昭彰它异不仅否定了统一意识形态的神话，而且通过历史定论对它类因素的压制过程和方式可以透视出社会、政治、文化的复杂的机制运作情况”。

3、西方马克思主义是新历史主义的理论来源之一。卢卡契、葛兰西等人推行的意识形态研究模式对后现代文化进行意识形态话语分析，批评、对抗后现代意识形态霸权的物化、制度化、日常化及语言异化。本雅明、伊格尔顿、马歇雷、戈德雷的文化生产与再生产理论，把文学艺术既看作一种意识形态，又看作是一种社会经济生产的形式，阐释了消费社会经济再生产与文化表征的交换互动。新历史主义在这些理论主张的影响下，重新强调历史化、意识形态化，具有政治批判性。它“在文化思想领域对社会制度所依存的政治思想原则加以质疑，并进而发现被主流意识形态所压抑的异在的不安定因素，揭示出这种复杂社会状况下文化产品的社会品质和政治意向的曲折表达方式，以及它们与权利话语的复杂关系”。此外，新历史主义吸收伽达默尔现代阐释学的“视界融合”的影响，认为任何文本都受特定历史时代的意识形态的限制，主张从自己所处的具体文化语境和历史语境，对文本进行建构和阐释。

而国内新历史主义小说主要是受国内的政治、经济、文化影响，虽然前期也受到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的影响，但是影响不大。而且国内前期的新历史小说创作是先于国外的新历史小说文化理论的传入的，与传统的“理论先行”观念不一样，这也使得国内新历史小说与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有较大的脱节，甚至差异明显。国内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创作是对革命历史小说的反叛，新历史主义小说力图将历史小说的大故事变为历史小叙事，从民间生活的角度，从历史的夹缝中，以别样的真实，来反映原生态的历史。新历史小说继承了先锋小说所受西方叙事技巧的影响，采用多重叙述视角和叙述人称，叙述时间不按照故事情节的顺时序发展，而是从任一片断开始，随意叙述，叙述空间交错、转换频繁，甚至采用元小说的某些叙述手法，这些特点都让新历史小说具有了与传统的历史小说和革命历史小说相区别的文学特质。

二、文学背景

国外的新历史主义小说深受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的影响。而新历史主义作为一种文化诗学，将“大历史”化为“小历史”。它把目光关注点放在历史记载中的零散插曲、轶闻趣事、偶然事件、卑微或不可思议的情形等诸多不起眼的小地方，去破译、修正和削弱特定历史时期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文化、心理及其它符码，窥探到权力运作的内在轨迹。新历史主义不是回归大历史，而是为实实在在地进入社会生活层面的小历史提供一种阐释。“在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新历史主义通过对‘小历史’的发掘，重新修复了文学的社会流通的双重性”。

而国内的新历史主义小说则更多地受国内外政治、经济、文化影响，更多地体现出中国特色。中国的新历史主义小说创作是早于新历史主义文化理论传入中国的，从莫言的《红高粱》到苏童的《我的帝王生涯》再到姚雪垠的《李自成》，国内的新历史主义小说是从历史小叙事的叙述角度来讲述近现代民间历史生活，表达“个人自我中心的历史”的一类历史。它将历史小叙事视角，避开宏观主体和重大事件，从微观中去寻找写作资源。在民间生活中挖掘历史碎片，用个人史、家族史置换家国史、民族史。更多地把关注点和重心放在宏观历史的书写上，个人在历史中经常会有一种渺小感、无力感，个人的努力在历史的大车轮下显得苍白无力，滚滚历史车轮碾过，人们在不经意之间就改变了自己的命运，甚至改变了自己在历史长河的轨迹。国内的新历史主义小说往往表现为叙事立场的民间化、历史视角的个人化、历史进程的偶然化解读历史的欲望化和理想追求的隐寓化等。

国内外新历史主义小说受到的文化背景相差迥异，这也使得两者在作品特征差异较大。

三、作品特征

在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影响下的英美新历史主义小说创作，更多地表现为文学文本之间的互文性、个人化的历史视角和隐喻化的理想追求。以《五号屠场》为重点分析对象。

1、文学文本之间的互文性：《五号屠场》中作者运用虚构的外星空间——特拉法马多尔星球的观点描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德累斯顿大轰炸。在作品中，作者赋予文学性的历史叙事变成了对历史的文本建构，靠语言层面的虚构和想象发挥建筑空间，实现历史领域中的自我塑造。戏仿、引语和典故等互文性手法指涉了小说之外的政治、文学和宗教等外部文化文本，并从背景和主题两大方面指涉了乌托邦社会、未来社会、当今社会及外星世界。

2、个人化的历史视角：《五号屠场》中个人化历史叙事视角的选取首先表现在作家以第一人称来叙述历史，有时甚至强烈地阐述个人历史观的意图还使作者迫不及待地频频出现在故事中。他有意安排自己进入小说第一章和最后一章，成为小说的一个人物。

3、隐喻化的理想追求：《五号屠场》集中反映了二战中盟军对德国不设防的德累斯顿发动大规模空袭的历史问题，为人们重新记忆那段历史提供了思考的平台，体现了冯内古特浓郁的历史意识。并且在《五号屠场》对历史进行批评与反思的同时，也流露出对于理想人性与生存状态等的期望和憧憬，冯尼戈特将自己的理想人性和生存状态隐寓在作品之中，表现了自己的精神追求，也警示了未来。

国内的新历史主义小说创作是以莫言的《红高粱》为起点的，其很具代表性。下面以《红高粱》的作品分析为例来以点带面式地剖析国内新历史主义小说的特点。《红高粱》提供了一种新的接近历史的方法，它打开了一个新的历史经验和形态。小说的叙述者是一个充满个性的讲述者。它一方面言不由衷、戏仿性地挪用了现代启蒙主义和革命主流话语的语言;另一方面彻底摆脱并且颠覆了主流宏大叙事对于历史叙述的控制和规范。

《红高粱》表现了民间、原始的暴力和野性、自然的性爱。广袤狂野的高粱地，为作品展开了丰富的想象空间，在历史的荒野里，“我爷爷”和“我奶奶”代表了泼辣自然的生命力量和无拘无束的生命方式及其对“文明”礼法的蔑视。“我爷爷”杀人越货，“我奶奶”和“我爷爷”的恣意野合和对于入侵者的原始的自发反抗。

“我”为小说设置了一个特殊的叙述者和一种独特的叙述方式。“我爷爷”、“我奶奶”的这种独特的主观视角和叙述方式的设置，使叙述获得极大的自由，在不同的世界之间任意往来，故事伸缩自如，产生一种多声部式的叙述效果，从而使叙事产生意义的增值。《红高粱》作为国内新历史主义小说的代表作，具有如下特点：

1、历史客观真实的质疑和虚构：《红高粱》诞生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复杂的政治经济和多元化的文学背景，使得其具有反抗权威，挣脱主流意识形态对文学控制的勇气。在新的文学理论和文学观念的指导下，它打破了以往历史小说的旧有历史观，大胆地对写实性的历史进行质疑，自由的对历史进行主观化的虚构，随性地书写“我心中的历史”。《红高粱》中“我爷爷”和“我奶奶”的故事，以历史的偶然性颠覆传统，使得历史的书写呈现出一种多样化的历史图景，以边缘和民间为写作阵地，勇于对“宏大正史”和“宏大叙事模式”提出挑战，尽情在“小写历史”的创作在想你找历史的真谛。

2、彰显历史的循环论和偶然性：新历史小说家欣然接受新历史主义偶然性的历史观念，打破以往历史小说历史线索发展的必然性规律，在创作中注重突出偶然性的历史作用。他们认为人类历史有太多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红高粱》中以虚拟家族回忆的形式描写土匪司令余占鳌与戴凤莲的爱情与抗日故事。“我”作为故事的讲述者，虽然不是历史的在场者，但是他讲述的虚拟的、想象的历史，与“我”紧紧地缠绕在一起，“历史”的叙述是在“现在”与“过去”的缝隙之间及其不断的对话中完成的。

3、突出边缘化的民间历史观念：《红高粱》中的“我爷爷”和“我奶奶”均属于历史“缝隙”人物，他们作为处在边缘化的民间逸闻趣事，对处于边缘历史的小人物作为关注和分析对象，挖掘最真的历史和文化，揭示这些边缘历史人物或是普通人物作为关注和分析的对象，挖掘最真的文化和历史，揭示这些边缘化因素是怎样瓦解传统历史观，颠覆意识形态下的社会秩序的。

四、小结

综上所述，新历史主义这一种带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社会思潮，其强调反对旧历史主义、清理形式主义;其作为一种文化政治批评，以怀特的元历史理论为支撑，强调从政治权利、经济、意识形态等角度对文本经行综合解读，分析文学与政治权利、文学与历史、文学与人生等的关系，它以边缘、颠覆的姿态拆解中心和权威，以怀疑的眼光质疑现存秩序，关注被压抑的它异因素，对传统历史观和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在其理论影响下的英美新历史小说也呈现出对传统史官的解构与颠覆。而我国的新历史主义小说，虽然和英美的新历史主义小说同受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影响，但我国的新历史主义小说因受其历史意义和新历史主义内在精神的一致性而命名，受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的影响不大，并非西方新历史主义文化理论直接影响下的产物，有中国自身的内生资源。新历史主义小说创作思潮的形成早于新历史主义这个名词及理论自中国的引进，它的形成更多的是社会转型期中国作家经行历史反思和冷静思考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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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燕（1991—），女，汉族，江西赣州人，单位：江西师范大学，主要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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