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中的人性异化

内容摘要:在物质极大丰富,生活日益多元化的和平年代,对动荡和战争的反思显得尤为重要。影片《色·戒》以其独到的细腻镜头为我们展现了一段战争历史的片段。本文试图运用异化理论来探讨战火纷飞的年代,在政治夹缝中求生存的个体如何沦为政治革命的工具从而走向悲剧的命运,意在探求人性本真以及人性异化的悲凉与凄美,思考战争对于人性的拷问。

关键词:战争 人性异化 情欲 悲剧

1947年,张爱玲在真实的历史事件基础上,以独特的笔触写《色·戒》,描绘了残酷险恶的战争对于人性的挤压和异化,展现畸形的人情世态里注定的悲剧命运。2007年,导演李安以《色·戒》为蓝本拍摄影片《色·戒》,重新塑造了王佳芝、易先生、易太太、邝裕民、老吴等一系列人物形象。公映后虽然对电影的评价褒贬不一,但就从影片的故事情节和人性诠释上我们可以解读出战争对于人性的异化和人在战火纷飞、朝不保夕的生存境遇下必然的悲剧命运,带给我们对于人性的深邃思考和对于悲剧的深切认识。

异化理论一直受到文艺理论界的关注,马克思、卢卡奇、马尔库塞、弗洛姆都对异化进行了理论探讨,其中弗洛姆的人性异化理论重在讨论法西斯战争和集权主义下人性的发展、扭曲和变形。德裔美籍思想家埃里希·弗洛姆是现代西方著名的新人道主义伦理学家、新精神分析心理学家、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在反思德国纳粹和集权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人性异化理论”,探索在战争状态中人性的成长、变形以及异化,为我们今人在现代社会里反思战争带给人性的冲击提供了一个独特的人文视角,具有深刻性和批判色彩。在弗洛姆看来异化是一种心理体验: “在这种体验中, 个人感到自己是陌生人, 或者说, 个人在这个个体中变得使自己疏远起来。他感觉不到自己就是他个人世界的中心, 就是自己行动的创造者——他只觉得自己的行动及其结果成了他的主人, 他只能服从甚至崇拜他们。”[1]战争使人为了政治的胜利放弃自我,放弃人之为人的权力、个性和欲望。“个人不再是他自己,他完全承袭了现存文化模式所给予他的那种人格;他和其他人已没有任何区别,完全按照他人要求塑造自己。”[2]人的主体性被解构了,取而代之的是成为无欲无求的存在个体。

一

影片女主角王佳芝在投身革命以前是单纯的岭南大学的学生,在生活上她是失去母亲、被父亲抛弃的女孩子。在成长为“个体性的存在”的过程中,陪伴她的是孤独无依的不安全感和漂泊感。“一旦个人已变成为完全孤苦伶仃地面对着外在世界,他就不得不想方设法去摆脱这种不堪设想的软弱无能和孤独状态。”无法获得来自家庭温暖的王佳芝爱去看电影,通过电影去填补自己的无助和孤独,在别人的悲伤故事里慰藉自己缺乏亲情之爱的心灵,在他人的悲喜中纵横的是哀悼自我命运的眼泪,她渴望找到可以归属的家园。于是在爱国学生组织的话剧团里找到自我的一席之地,她出演爱国剧为抗战募款,初尝成功的她感到自己不再是一个“多余人”,同时在自己的行为中获得了自我被认同的体认。

当爱国青年一步步走向真正的革命,不再满足于排练话剧为战争筹钱而是向往真正的杀敌来报仇雪恨时,王佳芝也在周遭爱国情绪的感染下加入了刺杀汪伪政府特务部头目易先生的行动中。在初入爱国社团时她就没有其他同学那样的救亡图存的革命热情,更多的是被外在的力量所裹挟从而完成从学生到革命战士的角色转换,把自己变成为政治服务的肉体工具。她不再是她自己,不再是一个自由、有情感与理智的个人,而是利用身体打入敌营,诱惑敌人夺取胜利的政治筹码。在这种异化状态下, 人的生存依靠的不再是自己, 而是自身之外的某种力量,人们丧失了自我意识, 丧失了自身的主体性,人已经不再是属于灵与肉的集合,人的存在与人的本质已相分离。她已不再是身为学生的王佳芝而是阔商麦太太,人变身为为政治服务而可以随意更改的符号。她因为想要摆脱浮萍般的孤独生活为灵魂找到温暖的家园却无意间走入了为战争服务的政治家园,这也注定了她最后的悲剧命运。

作为色诱刺杀易先生的主角,王佳芝每日穿梭在各个官太太之间,通宵打牌、逛街、买奢侈品,伺机寻找接近易先生的机会。一方面她是重庆组织的革命者,一方面她又是一个鲜活的生命个体,有常人的感性、情欲和被爱的渴求,特别是早年被弃的生活经历,使她想在革命组织中寻求在精神上可以依傍的家园,毅然接受重庆组织派给的任务。然而在和易先生的两性交往中,她在肉欲中不断萌发爱情的火花,而组织上只让她像一个工具一样为完成任务而活,这使她深陷在完成组织任务的理智和寻求被爱的情感之间的徘徊与挣扎而不能自拔。在宏大的政治斗争之中,她是用自己身体肩负革命的战士,必须完全抛弃人之为人的情、欲,“忠诚”地呆在组织设置的角色里,完成使命才是她人生的全部意义。当澎湃的情欲战胜了革命的理智时,王佳芝挣脱了身上的政治锁链背叛了革命组织,向自己的爱情投降,色易守,情难防,王佳芝那一句“快走”已经注定了自己必然走向死亡的命运。王佳芝在这场情爱的交战中败给了自己心灵深处涌动的爱情,她无法在虚构的自己和真实的自己之间把握人生的方向,她在刺杀行动即将成功的时刻救了易先生而自己却坠入情欲编织的甜蜜的网,在易先生送给她钻戒的刹那感动中冲破组织赋予她的神圣使命向真实的自己投降以死告终。

二

身为汪伪政府特务部头目的易先生也是导演着力想要表现的人物,他会审时度势地不断变换政治立场的风向,从影片的细节可以看出他不断在汪伪政府和重庆组织中周旋。易先生借他人之话透漏出自己生活在深深的“恐惧”之中,这是整个时代的生存境遇和可怖状态的写照。身为特务头目,酷刑、杀人成为他的家常便饭,他已变相为为政治服务的杀人工具。他只能在与王佳芝激烈的性爱交往中确认自己无上的男性地位,他才感到自己不再仅仅是为汪伪政府卖命的杀人工具,而是有着狂野生命力的活人,从而暂时忘却世间的纷扰,迷醉在片刻的欢愉之中。世事无绝对,没有绝对的是非善恶。战争中亦是如此,只是所站的立场不同。易先生是革命者的刽子手,杀人如麻,但在王佳芝给他吟唱《天涯歌女》以及结尾处他怀念王佳芝的场景里,隐约间还是能够感受到一点真在里面。在王佳芝眼里,易先生还是有脆弱敏感的心理角落的。

战乱纷飞的年代,每个人都是时代的弃儿。王佳芝是家庭和时代的弃儿,苦苦寻找精神的归宿,后来加入革命沦为政治的工具;而易先生同样也是一个寻找精神归宿的孤独者,他无法和整日玩牌的易太太交流,也不能跟她透漏关于工作的事情,人人自危的时代每个人都处于被监视的地位,所以麦太太的出现为他找到了可以宣泄情感的对象。在得知王佳芝的真实身份以后,他毅然决然地宣告处死爱国学生的决定以维护自己的权威,我们不禁为他如此不近人情的扭曲的人性所战栗。在这场被设计的情爱世界里,王佳芝还是挣脱了人性异化的枷锁,保有对爱情的肯定和向往,但鸽子蛋似的钻戒最终成为命运的枷锁,自她将它戴在手上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会付上生命的代价,而只有她一人成为这场博弈的牺牲品。影片的结尾易先生到王佳芝曾经住过的屋子里,还是有一定真情的写照在其中,他只是在白色恐怖年代里,更理智地将自己安放在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呆在自己的政治角色里继续充当打击异己的杀人工具,在他身上也有孤独的印记,但更多的是面对真相的冷酷和怯懦。

三

《色·戒》中重庆暗杀汪伪特务头目的老吴是影片中重要的人物设置,是战争条件下政治斗争中权力的象征,他以不容置疑的姿态指示王佳芝的行动,在他的眼里她不再是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同时拥有情感和欲望的感性个体,而只是一个执行任务的行动机器,引诱敌人的武器。老吴身为刺杀行动的领导者,他并没有从人性关怀的角度去关心组织的革命战士,从最初训练王佳芝变成“真正的”麦太太到她完成任务让其继续引诱易先生,近乎歇斯底里地拒绝倾听王佳芝的哭诉,他严格地要求下级执行上级命令不要有任何反抗。他的革命热情更多的来自于个人的家仇而非国恨,他的妻儿就是被易先生所害。他以革命工作的名义和组织领导的身份压抑革命者的痛苦、挣扎和质疑。他把革命者变成“抽象的活机器”又要有随时赴死的态度。他眼里的王佳芝只是执行任务的麦太太,施行组织计划的符号,引诱敌人的女性而已。他无情地烧毁王佳芝写给她父亲的信,不顾王佳芝个人安危继续完成组织交代的任务以及做出任务结束后的种种许诺,种种行为都在加速王佳芝的个人毁灭。

四

王佳芝从弃儿到革命者再到被害的每一个环节都弥漫着一股纯粹的悲剧气息,在灵与肉的挣扎中贡献了自己蓬勃的青春,像一片鲜嫩的绿叶在战争的残酷中凄凉地陨落。她并不是“高、大、全”的革命女英雄,也不是为爱轰轰烈烈而活的女人,而是一生都在寻找心灵家园的女孩子,她的聪慧被政治斗争所利用异化为革命效力的工具,人性中的温情、爱和理性也在执行任务中被挤压、撕扯、剥落。叔本华曾说人生痛苦的来源是人生之欲,王佳芝在特殊时代想要寻找爱情和精神的家园必然使她成为革命时代的牺牲品。易先生在影片中有被美化的痕迹,但是他也是政治斗争中人性不断遭到拷问的人物,他曾经也是抗击腐朽的斗士,但他的良善已经被战争残酷的现实打击得所剩无几,剩下的只是嗜血的习气和逢场作戏的虚伪,相对一个鲜活的个体来说,他注定也是一个悲剧的角色。

抛开影片《色·戒》背后的商业运作和盈利目的,作品中所表现的战争中人的渺小和现实的残酷是很有力度的,人在政治的打压下如同在夹缝中生存,生存的境遇也就使对人性本身的漠视从而使人性异化成为必然。李安用镜头诠释悲哀,展现悲剧,值得我们生活在和平年代的青年人深思和感悟。

参考文献:

[1]弗洛姆:《健全的社会》,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第120页。

[2]弗洛姆:《逃避自由》,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第1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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