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成铁路琐忆

寶成铁路的建设创造了许多第一。它是新中国成立后修建的第一条长大铁路，也是第一条敢于穿越秦岭的铁路，还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条电气化铁路等等。

50年代末，我只有七八岁，意识不到也不懂这些。在那样一种年纪，最大的乐趣永远是玩。也正是这个原因，即使在“三年困难时期”，印象中欢娱仍然多于悲苦。那时我们每天只上半天课，剩下半天就去农民的地里挖野菜和拾菜根;再就是和一群小伙伴们摔四角、打弹子、捉蚂蚱、逮蛐蛐。总之，吃饭穿衣的事有大人操心，我们只是尽情地玩耍。春华秋实中，日子一天天过去，直到离开了宝鸡，离开了上马营铁路地区，才恍然发现，曾经的一切多么宝贵，又多么浪费。

我们这群孩子都是铁路子弟。那个年代绝大多数工人文化水平都很低，因此给孩子起名字也很随意。著名作家杜鹏程在他的名篇《夜走灵官峡》中写到两个孩子，一个叫成渝，一个叫宝成，全都是铁路的名称。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依傍着宝成铁路，所以叫宝成的就格外多，孙宝成、张宝成、李宝成、谢宝成……可以排出长队！

宝成铁路虽然起自宝鸡，但是它在宝鸡却没有什么特点，真正有特点的是在进入秦岭山区之后。火车跨过渭河大桥，驶入杨家湾，之后是观音山和青石崖，这就有了峭岩绝壁，有了深涧飞瀑，也有了甜美可口的各类山果——春天的山桃，秋天的毛桃（后来才知道学名叫猕猴桃），再加上八月炸和五味子。遗憾在于，尽管野山果满山都有，但采摘和吃上它们仍然不容易。班上有同学家在观音山、黄牛铺和凤州，我是通过他们才品尝并得知了这些山果的。当时正是物质匮乏的年代，也正是身体需要营养的时节，这些山果对我的诱惑之大，难以言喻。

在宝成铁路边生活，可供讲述的事情太多了。

我在宝鸡上马营铁中读初中时，大约十五六岁，有一回几位同学议论起来，说四川广元盛产大米，只要用全国粮票去买，就可以买到。那时候家家户户的粮食都是限定的，并且都搭配了粗粮，能够吃到大米是难得的奢侈。我们一拍即合，决定去广元买米。家家孩子多，人又穷，父母对孩子的教育和管理都是“放羊”式的。我问父母要了几十斤全国粮票和一个盛米的袋子，很快和伙伴们去了广元。

没有钱买火车票，是坐货物列车的守车去的。

铁路子弟的方便就在于：同学的父母中总有在车务段工作的，所以托人给车长打个招呼很容易。印象中那天打过招呼后，我们坐上了守车。黄昏开车，不久天就黑了，起初大家还说话，后来瞌睡上来，一个个靠着椅背或墙壁东倒西歪，似睡非睡地熬了一夜。

天放亮时，广元到了。

下了火车，走出车站，前面横亘着嘉陵江。我们在秦岭高处的黄牛铺、双石铺等地都见过嘉陵江。那里是嘉陵江的起源，所以江面很窄，江水也很浅。而广元的嘉陵江则已经有了磅礴的气势。

我们顺着嘉陵江大桥过江，找到一家国营粮店，顺利地买到大米，之后立即返程。

那一回同去的伙伴中，我体力最弱，买的米却最多。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祖籍南方，全家人都爱吃米。具体买了多少斤米已经记不清了，总之，没有50斤也至少有30斤。返程时我们走一段歇一段，虽然也劳累，但总体是从容和顺利的。

过了嘉陵江桥继续往前，就到了广元车站。

看见广元车站的同时，我们也看见一列货车正停靠在站台上，是开往宝鸡方向的。

没有任何人发动，大家就本能地朝货车跑去。谁都清楚，宝成线是单行线，南来北往的列车经常需要交汇停让，这就使得列车速度很慢，运行时间很长，如果错过了眼前这辆车，下一趟车不知要等到什么时候，弄不好今晚又得继续熬一夜。

这一跑，我马上落在了后面。

其实我们距离货车并不远，但我肩扛大米，就成了一场艰难的“马拉松”。我跌跌撞撞地跟着伙伴们跑动。起初剧烈地喘气，之后胃里隐隐不适，有恶心的感觉;再下来头也开始眩晕……但是不管出现了什么情况，内心里始终有一个声音在呼喊：坚持！坚持！一定要和大家一起坐上车！

奔跑中谁也顾不上谁。等伙伴们跑到车跟前，才发现我落在老远的后面，于是不停地喊叫。偏偏这时火车也开始试汽，继而鸣笛，这是即将开车的表示。

我满头是汗，手脚发软，无论伙伴们怎样喊叫，也无论火车怎样鸣笛，都再也无力跑动，只能一步步艰难地向前挪。我这才明白，人的能力和体力确实有限，有些事情不是你想做就能够做到的。

唯一鼓励着我继续朝前挪步的是这列货车始终没有启动。

踉踉跄跄，跌跌撞撞，头晕目眩也稀里糊涂，终于浑身绵软地挪到货车跟前时，伙伴们早已统统爬上了一节空着的闷盖车。他们聚在车门口，七手八脚地把我肩上的米袋子拽上去。几乎同时，列车“咣当”一声启动了。

我双手扒着闷盖车的车帮，跟着已经缓缓开动的列车继续跑，想努力上车，却浑身软得犹如一团棉花。伙伴们一看不对，于是继续大喊大叫着，也继续七手八脚地扯着我拽牢我，直到把我硬拽上车。

一上了车，我就直接躺倒，只剩下大口喘气的份儿。

一边大口喘气，一边感觉到列车加速了。

后来的岁月中，我不止一次回想起这件事：以我当时的速度，是无论如何也赶不上即将开出的货车的，但是为什么偏偏赶上了？以我当时的气力，是无论如何也爬不上那节闷盖车厢的，但是为什么偏偏上去了？并且一旦我上了车，列车立即加速运行。

答案很清楚，是司机所为。

毫无疑义，司机看见了我的奔跑，看见了我的艰难和窘迫，于是尽管他仍然鸣笛催促，却始终没有开车。而当我肩上的米袋子终于被伙伴们拉上去，车轮也同时启动了。只是启动得很慢很慢，直到我又被拽进车厢，才终于加速行驶。

司机也受着制约，绿灯亮了，这是命令，他不能不开车。

但是他尽到最大的努力拖延时间，等我上车。

那位司机是谁？

不知道。

但是从此以后，我知道了宝成线上有这样一位司机，他心地是那样善良。至今我不知道他是高是矮，是胖是瘦，有多大年纪，是什么样的性格，但是又有什么必要去知道呢？我只需要知道有这样一位司机，只需要记住他身上闪烁出来的光泽，这光泽有一个概括性的总称——美丽。这美丽从此让我牢记，让我仰慕。

时间匆匆，转眼十多年过去了。期间我下乡插队，又招工回到宝鸡铁路货场当装卸工，再后来被调到《西安铁道报》当记者。

1981年，宝成铁路发生了特大洪灾。洪水是8月21日下来的。山洪之猛烈，把凤州以南300多公里的线路全部冲毁，钢轨被扭曲，路基被掏空，包括跨越嘉陵江的铁路六号大桥、九号大桥等等，也全都被拦腰斩断。那种可怕的程度，不亲自到现场去看，是很难想象的。

《西安铁道报》迅速组织起记者赶往灾区采访报道，我是报道组成员之一。不久，铁道部也组织起几位铁路作家赶到现场采访写作。

由于我们承担着不同的采访任务，所以虽然都在宝成线上，却各自前往被塌方和泥石流孤立起来了的抢险点或者工区。那时我经过农村插队和装卸工作的锻炼，体力较好，所以去的采访点也就较远。有一天下着雨，我从徽县采访完毕，徒步赶回双石铺。沿途除了看见灾后的各种惨景，再就渺无人迹。直到走过宏庆车站，才终于看见了人。先是看见一个，不久又看见第二个，就这样零零星星地前后碰到十几个，全是军人。他们都卷着裤腿，打着赤脚，身背铺盖卷和行军锅，单兵独卒地朝灾区纵深走。

宏庆是秦岭深山区，山环水堵，峰峦叠嶂，这让我搞不清他们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只有一点很明确：他们已经相当疲惫，其中几个人走路是踉跄的。

我问他们从哪里来？

回答青海。

是来救灾吗？

是呀，不救灾我们来干什么！

又问他们是哪支部队？

回答：89210。铁道兵十师。

非常巧的是，9年后，我由于写作大秦铁路，在北京采访了铁道部副部长尚志功，那一回采访中，我才惊讶地知道了，他当年就是铁道兵十师的师长——后来我出版了那部书稿，书中专门有一笔，记述了那天在宏庆附近碰见铁道兵十师官兵们的情形：

由于是途中相遇，我们没有更多地交谈。我们彼此都有事，都很匆忙。我要当晚天黑前赶到双石铺，耽误不得。而他们有着他们奔赴的目标和即将承担的责任。

我继续朝前走，沿途还是那么寂然和苍凉，连一只鸟雀都见不到。但是转过一道山口，我突然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那是一个泥石流淤积在铁路上而形成的“湖泊”。大自然真是奇妙，它由于塌方而使这里的铁路线成为一块凹槽，雨水和泥水夹杂在一起朝下冲，积存在这里，于是铁路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汪“湖泊”。

“湖泊”并不令人震惊，令人震惊的是正在掏空“湖泊”的人。

掏空“湖泊”的人就是铁道兵十师的官兵们。

我注意到，当时他们没有工具，但又必须搬开横亘在铁路上的这一汪“湖泊”，于是从各自肩上取下洗脸盆，用洗脸盆一盆一盆地往外舀泥水。而另一群士兵则从泥水里捞出一块块的石头，艰难地往环形山包的另一面背去。那确实是蚂蚁搬山，也确实是矢志不移。我站在山坡上，清楚地看见这些背石块的战士脊背上除了泥水，再就有隐绰的殷红，那是渗出的血水。

面对着这些黑压压蠕动的士兵们，我久久伫立。

那天我一口气走了70多里，天黑时分赶到了双石铺。

双石铺抢险指挥部设在站内停放着的一节公务列车上。车里有几排卧铺，顺着卧铺前行，是一间不大的会议室。里面有一张长方桌，旁边摆放着沙发和几把椅子;车壁上还架有一部手摇电话机……在指挥部里，我见到了分散采访的伙伴们，又从他们嘴里知道了双石铺抢险指挥部的指挥长是刘云和。刘云和大名鼎鼎，是杜鹏程《在和平的日子里》这部小说中的一位人物原型，小说中这位人物叫小刘，是一位利索能干、敢于承担的年轻人。只是1981年的刘云和已经不再年轻，他成熟练达，独当一面地担任着双石铺区段抢险工作的总指挥。

那天晚上，大家聚集在宿营车上，七嘴八舌地讲起在灾区的所见所闻。除过惨状和损失，也讲到搶险的艰巨和成绩，尤其是讲到有一辆抓斗吊在110公里处清理淤泥时，创造了1小时抓甩淤泥110斗的纪录。

1小时抓甩淤泥110斗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平均每33秒就抓起一斗淤泥，并且将这斗淤泥移动和甩抛到指定的、不影响铁路行车的地方去。

这确实了不起。

我问这辆吊车是哪个站段的？

回答从宝鸡东站货场调来的。

我有些发怔，几乎完全出自本能就开口问：司机是谁？是不是朱万成？

指挥部人员有些惊讶：是呀。你认识他？

我告诉他们：何止认识，我们还是一个班组的。

这一下不得了，他们纷纷为我讲起来，说朱万成技术太好了，他操作抓斗吊轻车熟路，抓起淤泥来又快又稳，简直像变戏法。说每次只要他在现场清淤，周边的老百姓就都被吸引过来，围在旁边观看。

回过头来讲朱万成。

1972年，我从农村招工到宝鸡铁路货场当装卸工，前后共当了7年，其中6年在人力组。1978年的一次卸货中，我不慎扭了腰。那时东站装卸车间主任叫杨金宝，有一天杨金宝偶然来我们间休室，看见我直挺挺地躺在那里，于是知道了我腰部扭伤的情况。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不到一个星期，他把我调到了吊车组。

之所以说想不到，是因为如果把工人分为三六九等，人力组的装卸工人毫无疑义地处在第九等。我在人力组干了6年，一直奢望着能够调换个岗位，却从来不可能。

如今喜从天降。

我去吊车组是担任司索工，职责是站在吊车下，嘴里含着哨子，用各种手势指挥着吊车起吊各种货物。再就是根据货物的不同类型，爬高上低地清理障碍物和挂钢丝绳之类。

吊车司机就是朱万成，他是北京插队知青，从陕北黄陵招来的。

去吊车组报到那天，天气很冷。吊车组间休室里的炉火烧得很旺，朱万成穿着一件油得发亮的、露着肉的破绒衣，一只脚踏在炉沿上抽烟。我向他请教工作中应当注意些什么，他笑了笑，用地道的北京口音说：“没事。你跟着干两天就全会了。”

又说：“甭发愁，咱这活儿简单。找头猪来都能干！”

至今记得，到吊车组后的头一个夜班是卸煤。派班员通知后，朱万成穿好棉衣，戴起油乎乎的手套，和司炉关凯春一道出了门。我急忙跟上，却被他拦住了。他说：“外面太冷，我们先去烧汽，汽足了我拉几下笛，你听见声音再去。”

于是我留在屋子里继续烤火。

那天我没等笛声响，就自觉地去了现场。

外面确实很冷，天空飘着雪花，从黄土高原上掠来的西北风，刀子般直往每个人的领口和袖筒里钻。隔不一会儿，你就分不清天上飘下来的究竟是雪还是冰粒子了。

这样的事后来成为正常。每次干活儿，朱万成和关凯春总是先去做准备工作，待一切就绪后，再拉笛让我随后去。坦率地说，准备工作满打满算不会超过半个小时，难得的是他们这份心。

那天，由关凯春带着我爬上煤车，教我如何指挥抓斗起落。朱万成则脱下棉大衣，坐在驾驭台上开始操纵，随着一声笛响，抓斗迅速升高，几乎同时，吊臂也开始摆动。神奇在于：摆动着的抓斗像是长着眼睛，在车厢的煤堆上稳稳落下。由于煤块经过水浸，再加上长途颠簸，已经冻结成一个坚硬的整体，这使得每次至多只能抓半斗煤。朱万成的水平就在这里体现出来了。他先是在车体一端连抓几个半斗，直到煤堆被抓出一个深槽，这才升高吊臂倒车，没等我反应过来，斗子又摆回来，丝毫不差地落在刚挖出的凹槽边沿，这一回随着钢丝绳收紧的“格吱”声，抓斗里的煤被抓得冒尖。

那一回，我充分领教了他的操作水平。除过每次落点准确及时之外，更难得的是哪儿还剩下多少煤，还需要不需要下斗，什么时候应该进车，什么时候应该倒车，可以说他心里一清二楚。按理说，我是司索工，应当是我使用各种手势，吹着哨子指挥他起吊。但由于我初次实习，根本不懂指挥，所以实际上是他用他的操作，给我上了一堂生动的实习课。

正当我望着抓斗上下翻飞，赞叹不已时，他却又从操纵台上伸出头，叫我到车上去。

我以为有什么事情需要做，急忙赶去。

攀上车，还没张口问，他已经把棉大衣往工具箱上一垫，说：“底下太冷，今天这活儿简单，不需要人，你在锅炉边暖一会儿。”

当时我就有些呆愣。

那天是寒流袭来的日子，确实很冷，说滴水成冰，毫不过分。

但是我心里却暖暖的，很热。

在双石铺指挥部住了一夜，第二天我就赶回了宝鸡。

之所以急急赶回宝鸡，是因为报社催稿。那时没有互联网，所有的稿子写好后，都要派人送到西安去。抢险工地住宿紧张，我们必须回到宝鸡，在宝鸡铁路招待所里写稿。

回到宝鸡没几天——9月24日晚上，我正在招待所的记者站里听两位从灾区赶回来的记者讲述抢修进展情况，突然一位新华社记者推门而入，张口就说：你们知道不知道？小朱不行了！

大伙儿陡然一惊：哪个小朱？

朱万成嘛！

我们全都目瞪口呆。两位记者前天刚采访过朱万成，还专门为他拍了照片，正准备为他写篇稿子呢。

我难以置信地问：到底怎么回事？

新华社记者说：他上午被轨道车压了。

现在呢？

听说已经停止了呼吸。

我伸手抓起电话，直接打给东站装卸。出了这样的事情，得知准确消息的首先应当是他们。

电话很快被接起，才问了头一句，结论就已经清楚了，朱万成确实已经走了。是这天中午走的。他的妻子正在赶往灾区的路上。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搭乘运送材料的工程车赶往双石铺。

到双石铺时，抢险副指挥长王友梅也刚从凤州赶回。他摘下帽子，倚在桌边，神态疲惫。一问，才知道他昨天守护照料着朱万成，又去凤州处理朱万成的后事，整整30多个小时未曾合眼。

我很快了解到事情的经过。

双石铺抢险指挥部负责抢修的是油房沟到西坡的20多公里线路。这段线路仅塌方量就有7万多方。尤其是泥石流大量漫淤，人力开挖非常艰难，因此从宝鸡紧急调人调车，朱万成这辆抓斗吊被首批调来，也非常自然地承担起开路先锋的角色。

抢险如救火。朱万成和关凯春（印象中还有东站吊车司机付家其等人）在工地上轮换着干活儿。任务太紧，所以朱万成连水都顾不上喝。助手们看不过去，为朱万成削好苹果递到他脸前，他就一边操纵挖泥，一边咬上一口;再就是抽烟，先把烟塞到他嘴上，之后为他打火……就这样一刻不停地清淤，结果原定四天的工作量，两天便告罄。

任务告罄，吊车部署南下，

9月24日清早8点，抢险部队向南出发。前方是什么情况，大家还吃不透，所以吊车暂时不动。有人看见朱万成也上了轨道车，问他去干什么，回答去看地形。对方告诉朱万成，前边是隧道，估计用不上机械，他可以暫时不去。

朱万成说，还是去看看，万一能用上呢。

那天，轨道车从110公里出发，驶入111公里，随后进入64号隧道。这是一个弯洞，钢轨像一条长长的抛物线，给司机的瞭望带来了很大困难，就在机动车行驶到弧线的中心点时，陡然发现一个运料的手推单轨车横卧在左侧路面，几乎是一刹那间，机动车撞了上去，车身猛地一歪。朱万成恰巧站在轨道车的前排左侧，被甩了下去……

当众人十万火急地把朱万成抬到双石铺医院时，朱万成已经昏迷了。偶尔醒来，只是说口渴。

抬他到医院的工人们围在走道里问医生：要紧不要紧？

问不出结果，又问：要不要输血？

还是没有回答。

于是工人们追着医生请求：我们不走！我们就待在这里！如果要输血，你随时招呼我们！

但是已经什么都不需要了。

那天我怀着沉重的心情，专程去往朱万成生前干活儿的地方。

顺着已经清理掉淤泥的铁路线往前走，一直走到110公里处。我停住脚，这里就是朱万成创造1小时清淤110斗的地方。

面对着周边的一切，我站了很久。

几天后，我写了一篇文章，登载在报纸上，其中写到我在110公里处看到的情形：

路上仍然很泥泞，到处残留着被洪水和泥石流侵袭过的痕迹。几乎每一个涵洞都被淤泥堵得死死的。一眼望去，那扩展了无数倍的被泥沙淤平的了河床，那被巨石撞击得支离破碎的公路桥面，那歪斜了身躯的电线杆子，顶端还飘摆着草根树枝……

这儿是三峰鼎立的山口。四万方泥石流就从这山口里奔涌泻出。远远看去，巨大的泥石流像一座新垒起的山包。山口右侧有几间农民的屋舍。屋檐上还挂着红艳艳的辣椒，那么醒目，那么诱人。可是屋子里却早已经严严实实地淤满了泥流，连门窗都东倒西歪地全部碎裂。我知道就在这间屋子里，淹埋着三个人。其中一个是牙牙学语的孩子。

朱万成，当初你站在这巨大的泥石流前，站在这几间被毁灭了的房屋前，都想了些什么呢？

其实，与其是问朱万成想了些什么，不如说是我自己在问自己想了些什么。对朱万成来说，他根本没有时间在这里静静地伫立，也根本没有可能在这里沉下心思考。那完全是我作为一名记者，或者说作为一名文学工作者而生发出来的心绪。如果说真实，那么只有一点能够肯定，朱万成在这里干活儿，有压力也有动力。这压力和动力归根结底，就是面对着铁路的被毁，就是面对着受难的民众。

那篇文章写好时，我起了个题目《嘉陵江畔一块石》，之所以称“一块石”，是因为当初我和他在一起干活儿时曾经问过他，他的父母都在北京，他从小在北京长大，我问他想不想家乡？想不想回北京？他照例悠悠地笑着，一边抽烟一边回答：想也没用。咱就是一块石头子儿，撂到哪儿算哪儿。

没想到他撂在了这儿，撂在了宝成铁路线上。

那天，我在110公里處站了很久，想了很多。是认真地进行缅怀，也是借此对他表示尊重。

几年后，我写了一部反映宝成铁路大洪灾的中篇小说，发表在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昆仑》杂志上，杜鹏程看到后，专门用通信的方式为我写了一篇评论。他热情地指出了这部小说的优点，也直率地批评了这部小说的缺点。再后来我应西安电影制片厂之约，将这部小说改编成电影剧本，剧名叫《列车从这里经过》。那时中国还根本没有发展起来电脑技术，经济上也刚刚开始腾飞，完全没有能力拍摄灾难片。剧本拖了几年后，只能不了了之。所幸在于，建国四十周年由上海文联首先发起的评选优秀电影剧本的活动，这部剧本经上海《电影·电视·文学》杂志的推荐参与了评选。评选结果，一等奖空缺，《列车从这里经过》与张艺谋和刘恒共同编剧的《呻吟》（后改名《菊豆》）并列二等奖。

在这部小说和这部电影剧本中，我写到了洪水，更写到了洪水中的铁路人。写到了在洪水中生存下来的人，也写到了为铁路奉献和牺牲的人。

这中间有没有朱万成的影子？

似乎有。

也似乎没有。

从本质上来说，我写的是宝成铁路，写的是一代甚至两代宝成线上的铁路工人。

时光流逝60年，宝成铁路走到了今天。

回想起来，我基本上与这条铁路同行了60年。尽管期间有时距离近些，有时距离远些。但总体来说，始终与它同行。也因此，我对这条铁路怀有一份特殊的感情。

至今我常想，宝成铁路为我讲述了很多故事，让我产生出很多感觉，也为我体验生活和写出作品奠定了某种无可改变的基础。我在本文中写到的两位司机的故事，是我在宝成铁路千万朵浪花中挑出的两朵。这两朵浪花中体现出来的有关爱和人性;也有奋斗和牺牲。认真想来，真实的生活从来都是这样的，它非常平凡，但也非常伟大。平凡和伟大从来都交织在一起。正是这交织在一起的平凡和伟大，托举起宝成铁路。

深厚的感情，不尽的回忆，有那么多的喜悦和欢乐;但同时，它也给我留下了许多深思，许多痛心，许多沉重。

宝成铁路就以这样一种真实的存在，铭刻在我心中。

责任编辑：井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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