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锁定\“解锁”与低碳经济之路

[摘要]“碳锁定”是理解低碳经济的一个重要概念，但是常常被片面理解。本文追溯了文献中碳锁定概念的来源及其本身的深刻内涵，在此基础上对应对气候变化和发展低碳经济提出了新的认识。发展低碳经济的本质是要解除碳锁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碳锁定带来的挑战，而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挑战更大；未来的国际气候合作应该更加注重技术合作，以加强参与和履约方面的激励；中国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必须加入低碳经济的维度，因此也必须开展“解锁”的行动。

[关键词]碳锁定　低碳经济　新型工业化道路

[中图分类号]F12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623(2009)05-0008-07

“碳锁定”的概念在国内已经并不陌生，在能源政策和气候变化研究领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重视(例如：庄贵阳，2007；王毅，2009；等)。但是，许多文献对于这一重要概念的理解还存在不少模糊之处。人们倾向于认为，“碳锁定”一词更多地是指技术上的锁定，即能源技术的投资，由于投资周期较长，而陷入一种被动停滞状态。

究竟什么是“碳锁定”?为什么会导致“碳锁定”?解除“碳锁定”的机理是什么?围绕上述问题，本文第一部分回溯了“碳锁定”概念的文献传统；第二部分使用相关概念来分析“低碳经济”和解锁之道；第三部分谈论了碳锁定及解锁对于发展低碳经济的政策启示；第四部分从应对气候变化全球合作的角度，分析低碳经济转型与技术的重要意义；最后是结合中国的情况作简要的结论。

一、什么是“碳锁定”

技术锁定(Technological‘Lock-in’)的概念由来已久，“碳锁定”的概念正是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来的。

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曾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对经济与技术之间的关系做了精辟的论述。他认为，经济上的适用性总是优先于技术上的适用性的；技术让位于经济目的，只是为了满足经济制度和目标。他在第一章中说道：“……我们在自己周围的实际生活中所看到的，是劣质绳索而不是铜缆，是不良的挽畜而不是比赛的良驹，是最原始的手工劳动而不是完美的机器，是笨拙的货币经济而不是支票流通，如此等等。经济上的最佳和技术上的完善二者不一定要背道而驰，然而却常常是背道而驰的，这不仅是由于愚昧和懒惰，而且是由于在技术上低劣的方法可能仍然最适合于给定的经济条件。”不过，熊彼特的论述并没有涉及锁定效应，那就是经济条件会为低劣技术所“俘获”而使得低劣技术会一直持续存在。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些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开始使用“技术锁定”来描述一种现象：技术和技术系统沿着特定的路径发展，使得摆脱该路径越来越困难，成本越来越高昂，结果它们在更长的时间里趋于维持存在状态，而抵制潜在的更加优越的技术及技术系统的竞争。在自由市场经济下，技术的发展也受到了市场失灵导致效率的巨大扭曲。但是，这种市场失灵可能并不像环境问题那样明显。

技术经济学认为，某一技术的最初产生和扩散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在一个路径依赖的技术竞争条件下，时机和报酬递增的机制，都会对竞争结果导致巨大的不确定性。在竞争的早期阶段，规模报酬递增至关重要。规模报酬递增机制包括规模经济、学习经济、适应性预期、网络经济等。正反馈效应使得技术具有适当的时机，合适的历史条件优势，能够获得市场主导地位。美国经济史学家保罗·大卫曾经举过一个著名的例子：目前通用的QWERTY键盘，其实在历史上并不是同期效率最高的键盘；但是由于锁定效应，效率更优的比如Dvorak键盘，即使能够节约20％～30％的时间，也不能够替代QWERTY键盘(David，1985)。又如，20世纪初汽油驱动的内燃机在与蒸汽内燃机、电动内燃机竞争获胜，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当时低价汽油的历史条件，其实本来并不是更好的选择。文献上经典的例子还有：家庭录像带以及轻水核反应堆等。

另外，低劣技术获胜进而“锁定”，还有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原因。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该技术的利益集团，为了实现其自身利益，会极力推动其战胜其它技术。这从历史上著名的“电流之争”中可见一斑。1882年，托马斯·爱迪生在美国纽约市发明并引入使用了第一个基于直流电技术的电力系统。但是这一技术受到美国发明家乔治·西屋(George Westinghouse)的交流电技术的挑战。直流电更有效率但是传输不能超过两公里，但是允许非集中化的当地竞争性的发电和传输系统。爱迪生甚至还预想到了每个家庭和企业可以实现有效的热电联产，甚至还草拟了家庭如何利用风力发电机实现电力自给自足的计划。相比之下，交流电具有不安全的缺点，但是便于远程运输，便于把发电站建立在靠近化石燃料的地区。而且，这一技术允许大型的集中式电站和电网必须由区域或国家范围的垄断巨头来经营。两种技术的激励较量，在远超过市场以外的领域内进行，包括法院、公共关系以及学术领域。最终，交流电占领了市场，兼纳了直流电的网络，并成为主流技术(David and Bunn，1988)。

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把“技术锁定”和相应的“路径依赖”概念引入制度变迁的理论框架，以分析决定社会和经济演化的技术变迁和制度变迁的特征(North，1990)。随后，又有一批关注技术和生态环境关系的学者对此概念产生了浓厚的兴趣(Kemp，1994；Uuh，2000；Wilson＆Tisdell，2001；Messner，2002)。其中对“碳锁定”的分析最有影响力。

从文献上看，西班牙学者格利高里-乌恩鲁(Gregory c.Uuh)最早提出和使用了“碳锁定”的概念。乌恩鲁在《能源政策》(Energy Policy)期刊上发表了题为《理解碳锁定》(2000)、《解除碳锁定》(2002)以及《碳锁定的全球化》(2006)3篇重要论文。其中，《理解碳锁定》一文最早系统地提出了“碳锁定”(Carbon Lock-in)的概念。

乌恩鲁的文章，源于一个问题：为什么气候友好型技术的扩散如此艰难?经过研究，他总结认为，原因在于当今世界的一个重要特征：对化石能源系统高度依赖的技术，自工业革命以来成为主导技术盛行于世，政治、经济、社会与其结成一个“技术一制度综合体”(Techno-I nstitutional Complex，TIC)，并不断为这种技术寻找正当性，并为其广泛商业化应用铺设道路。结果形成了一种共生的系统内在惯性，导致技术锁定和路径依赖，阻碍替代技术(零碳或低碳技术)的发展。这被概括为“碳锁定”。

依赖化石能源的技术为人类进入现代社会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正是可以大量存储和运输的煤、石油和电力使得现代工业方式成为可能。但是，这一类技术并不意味着与同类技术相比在性能上更加优越。碳锁定造成的

一大严重后果，就是产生了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不过，碳锁定的后果还包括垄断、单一化、越大越好的价值观等。比如自然垄断问题，经济学家一般认为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自然垄断本质上是由于所使用的技术造成的。如果改变技术基础，就可以消除自然垄断。而与化石能源的技术有关的比如电力和能源行业，在现实中是所谓自然垄断现象存在最为普遍的行业。

乌恩鲁认为，碳锁定概念的核心在于它是一种“技术一制度综合体”——技术和技术系统与各种社会组织和制度形成一种密不可分的共生关系，渗透于整个社会经济体之中。技术一旦占领市场主导地位，企业在使用利润再投资时，为了规避风险，便也优先选择主流设计的技术。行业通过设立标准，特定设计的供应关系，教育和培训等，不断形成和强化技术系统。与此同时，各种社会制度也围绕技术系统共生演进，彼此互相影响。技术系统促成私人组织的建立，比如工会、学校、工程师协会、消费爱好者协会等等。因为在技术系统中使用或者提供相同的专业技能，他们发现彼此存在的共同利益和需求，进而结成技术的、爱好者和职业的联盟。由于各种缔结联盟、自愿联合以及各种社会规范和习惯的大量涌现，各种非市场力量也不断锁定。为了既定技术系统的利益，他们因而形成有力的政治游说力量，形成“管制的俘获”，改变政府的行为。技术也改变人们的预期、偏好以及公共态度，影响人们的观念和文化。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曾在其1967年出版的《新工业国》一书中指出：“各种协会及社会机构最终和主流设计的寡头垄断者的利益融为一体，因为，他们对一个日益膨胀的技术系统的共同依赖对彼此都非常明显。”二、发展低碳经济的核心在于解除“碳锁定”

事实上，“碳锁定”概念具有非常丰富的内涵，对于理解气候变化和低碳经济相关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一概念可以为认识和解决气候变化问题提供一个全面而深刻的认识框架，为我们认识当今世界问题的特点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角。

从“碳锁定”的概念回顾可以看出，如果人为排放温室气体确实是造成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那么气候变化问题形成的根源在于当今世界的“碳锁定”特征。从这个角度来说，斯特恩报告“越早采取行动成本越低”的论断应该是正确的。因为越到后面，陷于锁定越深，摆脱的困难和成本越大。

虽然“碳锁定”根深蒂固，但是从历史上看，“解锁”并非不可能。Uuh(2002)总结认为，在理论上，存在三种递进式的政策途径，以逐渐对现有技术系统进行变革：(1)不改变现有系统，只处理排放(即末端治理)；(2)改造一定的部件或流程，而维持整体系统构架不变(所谓连续性方法，Continuity Approach)；(3)替换整个技术系统(所谓断绝性方法，DiscontinuityApproach)。为了解决污染问题，人们最初使用的一般是末端治理的方法，尽可能维持整个技术系统的稳定。但是，只关注排放过程的末端治理方法，最终会趋于无法带来增量的改变。然而，剧烈的改变会伴随极大的心理和财务障碍。较为可行的是连续性方法，在现有能源系统的构架下，逐渐创新，最终实现技术系统的替代。

另外，从“技术一制度综合体”的概念出发，可以从技术和制度两个层面来看“解锁”的可能性。首先从技术层面看，在哪里最有可能发生技术创新?由于主流技术的惯性，新技术的效率必须超出较高的水平才有替代的可能。现有的企业是原有主流技术的既得利益者，不大可能成为创新的来源，相反其具有压制新技术占领市场的激励。当存在替代技术的选择时，现有企业也会通过增量式的改进或者寻租行为，而极力避免原技术被淘汰。为了躲避技术锁定的势力，新技术最可能在特定的“缝隙”市场中获得发展。其间，该技术独有的品质得以体现价值，而早期使用的局限较少凸现。由于市场份额较小，主导的技术势力不会予以攻击。新技术可有足够的时间从中获得规模报酬递增的机会，培育成熟的市场，并最终成长为替代的主流技术(Uuh，2002)。

其次是制度层面。制度在技术拓展过程中的地位极其重要，而政府政策对于促生技术系统的改变是尤其关键的。制度变迁理论认为，引起制度不均衡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四个方面：(1)制度选择集合的改变；(2)技术改变；(3)要素和产品相对价格的长期变动；(4)其他制度安排的变迁。这些因素会产生获利机会，得到政治企业家和制度企业家的响应，从而实现诱发制度变迁。Cowan and Hulten(1996)认为，由于内部巨大的惯性，解除“碳锁定”需要外生事件的冲击，比如：(1)相关技术的危机；(2)政府规制；(3)技术突破；(4)消费偏好的改变；(5)“缝隙”市场(Niche Market)；(6)科学发现。

由于正式制度的变迁面临外部性和搭便车问题，诱致性制度创新供给会少于社会最优，需要国家干预提供强制性制度变迁。另外，由于诱致性制度变迁是一个进化过程，需要国家干预来改变制度创新的速度。

但是，制度本身在一定时期内具有相对稳定性，强制性制度变迁存在很大的困难。特别是在议会民主制国家，政策的改变面临各级政府机构的内部制衡的障碍；如果没有坚定的强制力量，政策制定者要想推动制度变迁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在民主化国家，经常是社会变迁领先于制度变迁。在环境治理问题上尤其是如此，社会运动提高了环境问题在政策议程中的优先度(Uuh，2002)。

当前许多发达国家在不同程度上都呈现人均温室气体排放与人均GDP相“脱钩”(Decoupling)的特征(庄贵阳，2007)，但是，“实现绝对的低碳经济发展是一个长期复杂的系统过程。”“脱钩”是低碳经济的表现或最后的结果，真正的关键在于实现“解锁”(unlocking)——即解除碳锁定。

低碳发展的道路，就是一个逐渐摆脱“碳锁定”的过程。低碳经济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时髦话语，但是目前关于低碳经济的定义各种各样，特别是笼罩了涉及减排指标的政治论争的迷雾，较难达成共识。人们也不断在上面加上自己偏好的修饰词，来寄托自己的理想。不过，其中最为重要的恐怕就是一种实现“解除了碳锁定”的低碳经济。解除碳锁定和发展低碳经济，最终依赖于低碳技术的选择、扩散和成长为社会的主导技术。显然，发展低碳经济应该遵循一种“深绿色”的环境观，而不是“浅绿色”的环境观。

三、“碳解锁”对低碳之路的政策启示

从前面的讨论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些有益的启示来丰富对低碳经济相关问题的认识，同时在政策层面启发对于发展低碳经济的思考。

首先，气候变化不仅是一个能源技术的问题，而被视作是更大的可持续发展框架下的问题。人们可能经常误解减排和低碳经济之间的关系，认为低碳经济等同于减排。减排只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一个维度，属于发展低碳经济范畴中的环境影响的维度。低碳经济的

范畴更加深刻和广泛，涉及能源系统的改造，考虑经济和社会共同发展的多维目标，是可持续发展意义下的范畴。换句话说，气候变化问题只是碳锁定的其中一个后果，减排也只是发展低碳经济的目的之一，而不是全部。

2009年9月7日，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发布的《2009年贸易和发展报告》指出，必须把缓解气候变化看作一个全球性的结构调整进程，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与发展目标之间存在着多种协同效应；发展中国家若想从中受益，必须采取具有前瞻性的产业政策，跻身于迅速成长的“绿色技术”和“环境商品”市场。报告指出，“在未来几年甚至几十年里，发展中经济体有相当大的空间，可从转向再生能源、无害气候技术、低碳设备和电器以及更可持续的消费模式的结构调整带来的机遇中受益”。成功参与这些新的市场有助于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期经济体将气候变化缓解政策与快速增长相结合。

其次，当前气候变化问题引起广泛关注，打破基于化石能源技术的“技术一制度综合体”已经迫在眉睫。由于气候变化的急迫性，而国际社会一时难以突破集体行动的困境，许多科学家积极进行“地球工程”的研究和设想，比如往海里撒石灰、撒铁粉——“补铁”救地球等等。这些基于末端治理的减缓变暖的做法，其后果难以预料。这恐怕会是“病急乱投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会解一时之痛，甚至导致“饮鸩止渴”。

改造现代工业社会基础的思想由来已久，在历史上，曾经出现打破碳锁定的重要机遇。20世纪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造成“滞胀”，曾经引起一股节约能源和开发新能源的高潮。但是到了90年代，油价趋低，人们又“好了伤疤忘了疼”。尤其是在美国，大排量的汽车又大量出现。人们通过对石油资源的加强占领来延缓现有模式的生存。而石油之所以重要。其中的深刻原因在于西方国家技术一制度综合体导致的对石油的严重依赖。而全球能源的生产和消费极度不对称，导致严重的相互依存，也隐藏着巨大危机。从这个意义上说，“碳锁定”隐示的不仅是气候危机或环境危机，而是发展模式的危机(汪晖，2008)。

第三，正如许多环境问题面临的治理困境一样，“解除”碳锁定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在于缺乏强有力的利益集团来推动。一方面，政府需要创造机会，比如通过知识的传播和规制政策，诱发技术和制度创新的机会；另一方面，需要重视培养代表低碳方向和利益的组织，推动政府和社会采取强制性制度变迁。在“技术一制度综合体”的惯性作用下，人们趋向于不采取行动。因为解锁对于每一个人都意味着痛苦和损失，无论是物价的上升，还是生活方式的改变。所以，解除锁定需要大力培育新的行动集团。

第四，战略性地开展低碳试验区建设。另外，乌恩鲁特别强调，解除碳锁定的一种方法是战略“缝隙”管理(Strategic Niche Management，SNM)。在任何一种技术系统条件下，都存在一定的“缝隙”。由于可以避免主导技术强大竞争力的影响，新技术可以在其中获得生存、试验和展示自身效率的机会。经过战略性的维护和支持，可能成为替代原有技术系统的选择。

第五，大力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可能会为发展低碳经济创造机会。从前面的分析来看，现有企业缺乏采用新技术的激励。与主导技术相抗衡的新技术，最初在中小企业中产生，但是相关的要素和配套设施都是为主导技术所准备的。比如乌恩鲁(2002)曾经提到：“新的劳动力进入市场时，在劳动力市场也发现现有‘技术一制度综合体’的激励，他们倾向于准备或接受现有技术提供的机遇，而不是冒险去开展新技术的职业。”当前的金融危机会打击一些现有的主导技术企业，为一些新企业提供市场机会，这可能会直接有利于低碳技术的兴起。政府应该战略性地支持新能源和新技术的发展，进行战略缝隙管理，这也有利于增强市场的活力和多元化。

最后，建设低碳经济的政策应该更加具体和全面。现在人们经常提倡的政策建议，比如“提高能源效率”和“改变能源结构”，只是行动的结果和政策目标，而并不是具体的手段。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这些设想并没有深入地基于“政策”与“技术”之间的关系进行设计。

总之，建设低碳经济是一项系统工程，因为其所要打破的“碳锁定”是一个经济、社会和技术综合系统。碳锁定长期以来一直在发生，而且还在世界各地迅速扩散。碳锁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所以建设低碳经济的收益也是多层次多维度的，涵盖经济、社会、文化和技术各方面。思考低碳经济的发展，应该从更加广泛的角度出发，不能仅仅是从环境和能源政策的狭隘角度看问题，应该涵盖技术政策、产业政策、财政和货币政策，甚至教育文化政策等等。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低碳革命才会是一场影响深远、全面而深刻的伟大革命。

四、“解锁”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合作

当今世界正在通往低碳经济的门槛上。这即将到来的低碳革命，可能是能与18世纪的工业革命相提并论的一场大转型。

工业革命以来，思想家们一直以来思考的一个主题，就是思考工业革命给现代社会带来的问题及其解决之道。对工业革命的环境后果进行深刻的反思，源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人类反思现代工业文明的传统。这批作品都以一种宏大的视野审视当今时代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技术特征。罗马俱乐部最早为化石能源的耗竭大声疾呼，预言化石能源的时代将在世纪末结束；里夫金等的《熵：一种新的世界观》提出要迈向“低熵社会”；舒马赫《小的是美好的》则大力倡导“中间技术”和“持久性经济学”。美国著名未来学家托夫勒更是明确提出，第三次浪潮的到来，必将改变过去近300年的能源基础。“新的基础将具有大大不同于第二次浪潮时期的特点。因为它的大部分原料将来自再生性的，而不是消耗性的物质。由原来依靠高度密集的燃料，变为取材于广泛的不同的资源。由原来严重地依赖高度密集的技术，转变为把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能源生产。由原来危险的过分依靠屈指可数的几种方法和资源到急剧地转变为多种形式。这种变化有利于减少浪费，因为它能使我们生产出不同品种和质量的能源，满足日益增长的各种需要。”低碳革命应该正是顺势而来的这样一场大转型。

不过，“低碳革命”和工业革命具有一些重要的区别。工业革命的发生，更多是自下而上，由发明家和企业家推动的，一场“静悄悄的”技术革命。而低碳革命，倒恰恰相反，是一场由科学家和环境社会运动所推动的革命，似乎多处于“雷声大雨点小”的状态。工业革命的动力源自企业，并没有事先的意识，属于市场力量自发形成的结果。而低碳经济是有意识的改变，变革的发生首先体现在观念和意识上，变革的动力首先源自政府规制，目的在于纠正市场产生的外部性。但是，二者都是技术革命，最终要完成经济社会的基础技术系统的转换。

在发展低碳经济的道路上，后发国家是否具有后发优势而率先“解锁”呢?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很多发展中国家正在学习西方国家，将其作为自己现代化的

样板，而极力延承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而且，发展中国家也普遍缺乏进行低碳技术研发的能力。另外，发达国家自身的低碳转型，还会通过投资和贸易转移，推动碳锁定的全球化，使发展中国家成为“污染避难所”。特别重要的是，乌恩鲁(2006)认为，和通信技术不同，能源技术不大可能具有实现技术“蛙跳式”(Leapfrog)超越的特性。

解决全球问题需要有最大化人类利益的“世界观”。但是在当前以国家利益最大化为导向的民族国家林立的现实世界中，全球合作往往难以逃出“囚徒困境”。在不确定的条件下，国家间的战略互动使得全球合作举步维艰。先行减排的国家可能面临一种“先行者的困境”：低碳转型带来生产成本提高，导致失业和竞争力下降。这不仅会激起国内利益集团的反对，也可能会导致转移海外的排放。而有些国家在谈判中追求在政治上可以接受的“相匹配的”减排承诺，往往使谈判陷入僵局。

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全球合作，而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合作的核心是资金筹集与技术的研发和转移。正是基于这样一些考虑，有必要采取一些更加切实的合作。比如有学者提出，技术合作可以作为推动国际环境协议的重要工具(Carraro and Siniscalco，1994)；应该通过国际谈判形成一个技术协议，促成技术研发和传播方面的国际合作(Barrett，2006)。目前世界各国技术合作的需求更加迫切，而且更加有效。比如美国为主导建立的“亚太清洁发展与气候伙伴计划”(APP)，是一种重要的合作创新机制。虽然APP是偏离于联合国框架以外的“体制外”合作，而且目前由于美国等发达国家资金投入太少而成效不大。但是APP把技术放到了突出的位置，对各国具有合作吸引力，从而能成功地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联系在一起。技术转移是全球范围内实现碳解锁的关键所在。

一旦各国投入技术研发，可以推动减排行动切实开展。而且技术可以作为“刹车阀”，可以防止国际合作“开倒车”，比如政权首脑更迭而导致的履约失败。加拿大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在保守党克雷蒂安总理领导下，加拿大签署和批准了《京都议定书》。但是2006年史蒂文·哈帕领导的自由党政府上台以后，很快就宣布加拿大将不会履行在《京都议定书》下的减排承诺。如果技术研发和市场运作已经到位，就可以成为政策倒退的“棘轮”，从而大大减少类似这种新政治家上台后毁约情况发生的可能性。

及早行动对于培育新力量是重要的。正如托夫勒所言，“很明显，这个第三次浪潮的能源基础，不经过一场恶战是不可能建立的。”但是，与既得利益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些拥护第三次浪潮能源基础的人们——消费者，环境保护者，科学家，前沿工业企业家，以及其他种种支持者，看起来似乎很分散，财力不足，政治上往往不合时宜。”在2007年的巴厘岛缔约方会议上，由律师、金融家、排放交易人和咨询专家等社会群体组成的组织——国际排放贸易联盟(IETA)，成为参加该次会议最大的非政府组织代表团。国际排放交易联盟共派出代表336名。在参加本次会议的所有非政府组织总代表人数(4483名)中占7.5％。姑且不论欧盟碳市场的环境和经济效益和效率如何，也不谈非政府组织在国际谈判中能发挥多大的作用，我们仅从上述例子可以看出，减排行动对推动形成新的行动集团具有重要影响，这反过来又可能有利于推动更多的减排行动。可以认为，与以往的环境非政府组织和科学家群体相比，碳市场所孕育出来的利益集团与减排行动更加紧密的利益联系，能够成为推动气候政策的更加强有力的力量。

从国际制度构架的角度来看，发展低碳经济有利于提供有效激励，促进全球合作和及早打破锁定。低碳经济’概念，基本上可以认为是在气候变化国际制度框架遭受空前挫折的形势下由英国率先提出的，目的是为了打破国际气候谈判的僵局，着眼于国际气候制度建设。英国希望以此建立起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相互理解的桥梁”(庄贵阳，2007)。低碳经济着眼于高能效和低排放技术的开发与合作，着眼于经济发展和保护气候的双赢，所以能够为打破谈判的僵局和推动合作提供更多激励。

五、结论

低碳发展显然不是“去工业化”或“反工业化”。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核心，是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背景下，实现实体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因为，现在仅有的工业化模式是西方发达国家的高排放增长路径，导致了气候变化等严重危机。显然在低碳经济时代，后发国家需要探索一条工业化的新路。而对“碳锁定”以及“解锁”积极进行理论探索，无疑将为发展低碳经济的实践提供丰富的启示。

中国正处于快速工业化的过程当中，让一艘高速行驶的巨轮迅速转向是困难的。中国新世纪新阶段的最主要任务是实现工业化。和其他发展中大国一样，中国在未来一段时间。必然还将处于“锁定”和“解锁”相伴随交替的矛盾状态。一方面，中国会顺着世界向低碳经济转型的潮流，积极发展低碳技术，寻求解锁之道。但是另一方面，中国很大程度上还会不可避免地沿着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路径发展，承接海外技术转移，延续“锁定”。这是市场条件下的必然结果。

当前，围绕气候变化国际规则的制定，将引发新一轮的大国较量。中国虽然是发展中国家，但是作为排放大国，也承担着越来越重要的责任。国际社会要求中国采取减排行动的压力也日益加大。而且，中国在传统模式下的发展，已经面临国内外能源资源的严重约束。与此同时，低碳技术的研发，也逐渐成为国际竞争的新高地。中国虽已提出创新型国家的发展战略，对技术发展的速度和方向应该加强把握。能否成功解锁，在先还是在后解锁，都直接关系到中国崛起的成败和质量。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政府对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已经表现出非常强烈的政治意愿。2002年，中国已经提出要积极探索“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显然，中国应该在新型工业化道路上加快探索的步伐。“特别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如何同重视发展科技教育和坚持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很多问题要研究。”在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内涵中，应该强调“低碳”的维度。“解除碳锁定”应该成为社会共识和政策决策的战略考虑。在低碳经济发展的浪潮中，中国应该尽快走出自己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尽快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

推荐访问:之路 解锁 锁定 经济 低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