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历史阶段中的禁片

历次政治运动都波及电影界，也造成了电影界的无所适从。对电影的政治化评价方式一直延续到“文革”结束。

近日，有“新中国第一部禁片”之称的电影《武训传》DVD正式发售受到广泛关注。1951年，毛泽东曾亲自执笔在《人民日报》发表对《武训传》措辞强烈的批判文章，从而掀起中共建政以来第一个电影批判浪潮，成为电影界以政治批判代替学术争鸣的肇始;在随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电影界往往成为需要整肃的首要对象，大量影片和电影人成为政治的牺牲品。

《武训传》肇始政治索隐式批评

《武训传》完成于1950年，该片集合了当时上海滩最为强大的创作阵容，除了导演孙瑜外，陈白尘、蔡楚生等组成编导委员会给予指导，赵丹等一众影星出演。电影取材于清末行乞兴学的武训这一真实人物，对武训兴义学帮扶穷人的事迹进行了热情的歌颂，同时为了配合中共建政初期的宣传政策，强化了对封建统治者的暴露和批判。

《武训传》上映后不到半年，其命运即遭遇了过山车式的起伏。在1950年初上映时，观众和舆论界一片叫好之声，随即入选《大众电影》杂志组织读者评选的十佳国产新片之列。文化部电影局局长袁牧之与孙瑜应邀携该片进入中南海，为100多位中央首长放映。结果反映良好，掌声不断。周恩来仅对片中一个细节提出了建议;朱德则大加赞赏，称该片“很有教育意义”。就在《武训传》受到普遍赞誉之际，毛泽东在江青的提议下调看了影片。据称毛泽东在看片时一言不发，一根接一根抽烟，在看完一遍后又要求再放一遍。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亲自执笔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文中称，承认对武训的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华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的宣传。惊呼“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并将此片定性为“资产队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

电影史专家、北京大学教授李道新将此称为“政治索隐式批评模式”，即以明确的政治功利为批评目的，以影片是否具有“资产阶级思想倾向”为批评标准，采用主观武断和轻率定型批评方式去评判电影。对《武训传》的大批判由此开始，并不断上纲上线，超越了艺术争鸣的范畴而成为一场政治运动。为配合批判，江青亲自带领“武训历史调查团”赴武训曾经办义学的山东堂邑、临清、馆陶等县进行了20多天的调查，分六期在《人民日报》上刊登了调查报告并以“李进”的笔名参与了报告的署名。报告将武训定性为“为整个地主阶级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将批判运动推向高潮。

对《武训传》的批判导致了影片被长期禁映，即便放映也是为批判该片而组织的“批判式放映”。导演孙瑜遭受了巨大的打击。此后他仅拍摄了两部公映的影片，这位极具才气的导演的创作之路基本终结。对于主演赵丹更是永远的伤痛，他在回忆中称“这部电影既然在政治上是被彻底否定的，那么在艺术上的成败得失，也就没有任何研究的价值了？我实在想不通”。

把解放军写成没文化教养的部队

然而，对《武训传》的批判仅仅是一场序幕，随着文艺界整风的持续进，行，陆续有多部影片因在政治性上出现“偏离”而被卷入批判的浪潮。其中尤以《我们夫妇之间》《关连长》最有代表性。

《我们夫妇之间》与《关连长》分别由沪上名导郑君里、石挥执导，改编自发表在1950年1月《人民文学》上的两篇小说，在小说遭到严厉的批判之后，两部电影也受到了波及。《我们夫妇之间》因为描写了知识分子丈夫与工农干部出身的妻子的婚姻纠葛，在题材上就被否定。在一场批判会上，批判者认为：“要描写知识分子干部与工农干部结合的过程，绝不能通过夫妇间的日常生活中的争吵和好来表现——这样表现是把政治主题庸俗化了。”甚至有评论称其为“小资改造工农兵”的电影。《关连长》在银幕上塑造了一位生动真实的解放军形象，与《武训传》一样在上映之初得到了观众与舆论界一致称赞。然而即便题材如此与国家意识形态靠近，该片也未能逃脱厄运。批评指出，影片“把人民解放军描写为粗鲁的、没有文化教养和缺乏智慧的部队”，“以庸俗的小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歪曲了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革命人道主义”。受到这样的政治冲击，影片创作者被迫暂停了电影工作，还被要求进行自我批评和检查，在报刊上发表批判自己作品的检讨文章。有“话剧皇帝”之称的石挥因此长期受到精神上的折磨，在1957年“反右”来临时蹈海自杀。

1951年对电影界运动式的大批判导致国产电影创作几乎陷于停顿，1952年国产电影的数量从前一年的23部跌到只有8部。由于被批判的影片均为私营电影公司制作，这些公司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1953年，在全国上下公私合营的大潮中’曾经在上海滩？赫一时的昆仑、文华、国泰等八家私营电影公司并入上海电影制片厂，中国私营电影制片业就此消亡。

“拔白旗”与“批毒草”

电影产量和质量的下滑使国产电影的发展停滞不前，在群众中产生了不满的情绪，也引起了中共上层的重视。1956年4月，毛泽东对于文化提出“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的基本方针，学术空气趋于活跃，上海《文汇报》专门辟出专栏，讨论“好的国产片为什么这样少”。然而好景不长，随着1957年“反右”运动的到来，国产电影遭受又一场劫难。电影理论家钟惦棐因为在《电影的锣鼓》一文中质疑建国七年来国产电影题材千篇一律、水准不如解放前，从而被作为“右派”向党进攻的“先声”，遭受重点批判。其后，一大批优秀的电影艺术家被打为“右派”，他们被剥夺了，从事电影创作的权利，其影片也大多受到批判和禁映。

1958年3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康生在视察长春电影制片厂时，对该厂在1957年生产的几部影片大加挞伐，甚至用极其刻薄的话语批评一些电影编导“头脑不知何处去，渣滓依旧笑春风”。在康生的推动下，“插红旗、拔白旗”运动扩展到电影界，一大批在“双百”方针指引下拍摄的影片被当做“白旗”拔掉，禁映影片达26部之多。

“拔白旗”未息，“批毒草”又至，1964年7月，康生在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大会闭幕式上大肆批判当时的文艺作品，称《北国江南》《林家铺子》《早春二月》等电影是“毒草”，应加以批判。在中宣部给中央书记处的报告中，《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的罪名是“宣扬资产阶级的人心论和人道主义、温情主义，抹杀和歪曲阶级斗争，着重表现中间状态的人物并以这种人物作为时代的英雄”。提出对两部影片开展批判式放映。毛泽东批示道，不仅在大城市放映，小城市电要放映，使这些修正主义材料公之于众，不只批这两部，别的也需要批判。《人民日报》等报刊陆续组织批判文章，这样的整风直至“文革”达到了顶峰。

68部电影中，好的只有7部

1966年4月，《解放军报》在江青等人的授意下发表社论，指出“十六年来文化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炮制了一条“文艺界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在全国掀起揭批“资产阶级黑线人物及作品”的运动，拉开了“文化大革命”对文艺界清肃的帷幕。一大批电影界人士被当做“走资派”“反动权威”“特务”揪斗甚至迫害致死。

在“文革”中，江青作为曾经的电影演员、而今的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对中共建政17年以来拍摄的影片进行了全盘否定。1966年5月，她在《关于电影问题的谈话》中一口气点评了数十部影片。她表示在看过的68部电影中，好的只有7部，其余影片都有问题，将它们安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宣传错误路线，为反革命分子翻案”、“丑化老干部，写男女关系、爱情”等罪名，包括《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等影片都被禁止放映。在“文革”开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全国所能看到的电影只有“三战”（《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而从1970年开始，“八个样板戏”成为中国电影银幕上几乎全部的内容。

江青的讲话为电影界的大批判定下了基调，各地都纷纷开展了列电影黑名单的运动。在上海，造反派撰写了《1957年至1964年译制、上映的部分翻译毒片（资料）》，批判上海电影译制厂译制的“毒片”101部。在电影教育的最高殿堂北京电影学院，“红代会”编印了文集《毒草及有严重错误影片四百部》，将中外400部影片打翻在地。“文革”中对影片的批判也会出现一些啼笑皆非的事情。一次工宣队准备组织稿件批判1936年拍摄的《狼山喋血记》及其主演黎莉莉，临到批判会前，黎莉莉警告工宣队说，你们批这个影片是要犯错误的，因为《狼山喋血记》的演员中就有蓝苹（江青）。工宣队听罢连忙将批判的海报撤了下来。

“中共建政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都波及电影界，也造成了电影界的无所适从。对电影的政治化评价方式一直延续到‘文革’结束。改革开放以后，随着过去被批判、禁映的影片逐步复映，才宣告了这个特殊阶段的结束。”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秦喜清说。

编辑 晓波 美编 黄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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