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与印刷术及其相关技术

内容摘要：本文简略地回顾中国以及世界其他地区先后出现的模印、捺印、漏印和拓印等转印复制技术与造纸术，着重论述敦煌及其周边地区相继问世的雕版、活字、套版敷色印刷术与各类转印复制技术、造纸术之间的密切关系。

关键词：敦煌；印刷术；转印复制技术；造纸术

中图分类号：TS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08)05-0091-07

印刷术是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印刷术从本质上可以说，是将印版上的图文通过施加压力转印到载体上从而取得大量复制品的技术。这一技术至少在中国隋唐时代就已出现，但由于没有明确文字记载，具体发明时间至今尚无定论。在印刷术诞生之前，世界各地图文的转印复制技术已十分丰富，可视为印刷术发明的先导。中国自远古到南北朝先后出现的模印、捺印、漏印、拓印等转印复制技术，为印刷术的出现提供了成熟的经验。至少在汉代，中国在世界上首先创造了轻便且价廉的文字载体——纸。纸的发明，不仅为社会提供了优质的书写材料，而且也提供了重要的印刷承印物。可以说，有了纸，才有印刷术。纸对促进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印刷术有着同样的价值。

从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来看，敦煌及其周边地区与印刷术以及各类转印复制技术、造纸术关系至为密切。

一　模印

1.陶纹拍印

陶器的发明，是人类发展史上划时代的标志。现在已知最早的陶制品是捷克出土的用黏土烧制的动物小雕塑，距今约2.6万年。中国陶器最早的见于湖南玉蟾岩、江西仙人洞等遗址，距今约1万年。许多出土的古代陶器上可以看到各类图案，其中有的是描绘或刻画的，也有的是在陶拍上缠绕成束的纤维或绳拍印上去的，称为印纹陶。手工拍印装饰性花纹图案，最初只是出于防止器物变形，有加固陶坯的目的，早期的印纹陶上多留有绳纹、篮纹、席纹和布纹等印迹。这种通过拍印而获得印迹，开印模复制术之先河。

20世纪初，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在甘肃敦煌汉代烽燧遗址与新疆楼兰遗址发现表面饰以席纹的硬陶片，并认为楼兰遗址陶片“与敦煌以西以北古代边境线上的汉代烽燧遗址中常见的陶器类型极为相似，可能实际上原是从那里带来的陶罐”。说明汉代敦煌不仅有印纹陶，而且还可能向远方输送。

2.铜器模铸

铜是人类认识并应用最早的金属之一。“铸”的本义就是熔金属入模冷凝成器。

金文是镌刻技术与冶炼技术相结合的产物，铸造或镌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常载于各种彝器、乐器、兵器、度量衡器、钱币、铜镜和金属印章之上，其中以彝器载文数量最多。自商代起，青铜器上的文字就铸多于刻。从工艺技术角度讲，铸要比刻复杂，难度也大得多。唐兰先生在《中国文字学》中谈到，商代铜器上的文字，“有些是凹下去的，有些是凸起来的，也有是凹凸相间的。凹的现在通称为阴文，凸的是阳文。这些款识(即青铜器上的文字)，是先刻好了，印在范上……在范母上却是深刻，阳文在范上是深刻，在范母上还是浮雕。”从现存青铜器看，大多是阴文，偶尔有阳文。铸阴文的字范应是凸起反体字，从外观上与用于印刷的雕版文字一致，说明当时已懂得文字由“反字”得“正字”的原理。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唐兰先生认为，铸于春秋秦景公时(前576—前537)秦公簋的铭辞“似乎是用一个一个活字印上去的”。有人把它看作活字印刷之先河，是不无道理的。而秦公簋相传是1919年在甘肃“天水西南乡”发现的[5]。敦煌祁家湾出土数件魏晋时期铜镜，其上多铸有铭文，如“位至三公”、“君宜官位”、“日月照光明，日月□大清”等，说明在印刷术诞生前，敦煌及其周边地区铸造文字的工艺已相当成熟，为金属活字铸造技术积累了成功的经验。

3.砖瓦模印

砖瓦模印，是以泥土为材料转印复制文字或图形的重要手段。这些砖瓦上的文字和图形，都是在烧制之前模印上去的，模母可反复使用。现存汉代瓦当上所印文字主要有“汉并天下”、“长生无极”、“长乐未央”、“延年益寿”等吉祥用语。而模印在砖上的文字，除吉祥用语外，多为与建筑相关的人名、建成日期等。另外还有大量墓室画像砖，画像是用刻好的阳文或阴文模子压印在湿软的泥坯上，晾干人窑烧成砖后，再拼嵌在墓壁上。古代模印拼嵌画像砖，是在一块单砖构成一幅图像的画像砖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东晋时期开始出现由多块砖所构成的龙、虎图像，到东晋末南朝初，出现了由多达数十块到数百块砖构成的大幅画像砖场面。如1960年南京西善桥南朝墓中发现的竹林七贤和荣启期画像砖。隋唐时期，河西走廊地区墓室大量使用模印砖。20世纪90年代甘肃酒泉发现3座唐代模印砖墓葬，其中一个盛唐墓室从墓顶至地面砌有十二生肖、乐伎、骑士、卫士、莲花、兽面等多种模印砖达1400余块。砖瓦模印技术与后世出现的泥活字有一定的内在联系。

4.脱佛脱塔

敦煌莫高窟有大量的脱佛、脱塔。俗语中凡把泥团用模子制成各种坯状物都叫“脱”，与我国古代砖瓦模印方式相近，但源头在印度。《大唐西域记》载：“印度之法，香末为泥，作小窣堵波，高五六寸，书写经文，以置其中，谓之法舍利也。数渐盈积，建大率堵波，总聚于内，常修供养。”这里的“小率堵波”就是以泥脱模制成的小佛塔，而置入其中的书写经文，后来演变为刻印经文，推动雕版印刷术走向成熟，并向日本、高丽等邻邦传播。《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载东印度三摩咀吒国王名曷罗社跋吒，“其王既深敬三宝……造拓模泥像”。此“拓模泥像”就是以泥脱模制成的小佛像，与捺印佛像功用相近。

5.绉纹模轧

甘肃武威汉墓中发现一件人字纹轧纹绉，断面呈波浪形，外观似灯芯绒。轧纹绉就是经过特殊加工、表面呈凹凸花纹的丝织品。据推测，可能是由凸版单独或是凸版与阴阳吻合的凹版模轧而成的。这种模轧花纹之法，与明末吴发祥印《萝轩变古笺谱》、胡正言印《十竹斋笺谱》中所用的拱花技术非常接近。

二　捺　印

1.印章钤印

在世界范围内，存世最早的印章是两河流域与古印度印章。公元前3500年，发明“丁头字”(又称“楔形字”)的苏美尔人，为了减少压写泥版的工作量，制作了圆筒印章。他们把文字刻在圆柱上，将圆柱在湿润的泥版上滚动，圆柱上的文字便印到泥版上。公元前2600年，古印度出现哈拉巴铭文印章，也主要用在湿黏土上反复压印。中国的印章出现于何时目前尚无定论。有人认为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数枚青铜印章，为印章始于商朝的实物证据。但由于它们不是经过科学发掘获得的，故还难以确定其年代。《左传》中有“玺书”一词，说明春秋时已有象征权力的玺印。1979年敦煌马圈湾遗址出土了汉代印章。

中国古代早期的印章，较多的是用于钤印封泥。目前所见封泥，最早的出自战国，最晚的是晋

代遗物。其用途主要是封存简牍、公文和函件。制法为将湿泥贴在捆好书绳的简牍锁口处，用刻好的印章在封泥上钤印，留印迹于封泥之上。1990年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了汉代封泥。

无论是两河流域与古印度印章，还是中国古代玺印，钤印在湿泥或其它载体上的文字或图像，与模印效果相似。当将印章蘸上印色钤印在绢帛或纸张上时，则接近印刷效果。20世纪湖南、湖北战国楚墓中出土的盖有朱色印记的丝织品，是目前已知最早的朱色印文。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一件敦煌所出东晋(317—420)写本《杂阿毗昙心论》卷10，其卷背面钤有朱文“永兴郡印”，永兴郡只在南齐设置过，南齐亡于公元502年，可知在纸张上钤印不晚于502年。印章上的文字不管是铸或是刻，都是反文，印出来才是正字。而印章中有阳文反字的，与印刷用雕版一致，可以印成白底黑字，缺点只是版面不大。东晋时，葛洪《抱朴子》载：“古之人人山者，皆佩黄神越章之印，其广四寸，其字一百二十，以封泥著所住之四方各百步，则虎狼不敢近其内也。”这种容载上百字的大印，与雕版的方法更为近似。因此，印章钤印的出现在印刷术源流史上，可算是一个里程碑。

2.佛像捺印

大约在南北朝、隋唐之际，盛行捺印佛教图像，即将佛像刻在印模上，依次在纸上轮番捺印。敦煌、吐鲁番等地发现多张捺印佛像。上文所述敦煌所出东晋写本《杂阿毗昙心论》卷10，其背面捺印数幅佛像，佛像四周还有梵文，从“永兴郡印”出现时间推断，这些佛像当是南朝捺印的。另外，敦煌有一捺印佛像，上有书法家曾熙(1861—1930)题字：“敦煌石室经卷，予见南齐人书经；其卷背皆印千佛像，画法亦同此卷。”捺印佛像应当是由印度传人的。唐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载：“造泥制底及拓模泥像，或印绢纸，随处供养，或积为聚，以砖裹之，即成佛塔，或置空野，任其销散，西方法俗，莫不以此为业。”唐道世《法苑珠林》载王玄策于唐显庆五年(660)出使印度获赠四个“佛印”，向达先生认为此即《南海寄归内法传》所云之泥制底及拓模泥像一类之物。“佛印”与我国战国至秦汉的肖形印有相近之处，肖形印即刻有鸟、凤、牛、虎等图像的印章。王伯敏先生在《中国版画通史》中喻之为小品形式的“版画”。总之，捺印佛像从制造技术到使用方法都上没有超出模印与捺印的范围，是由印章至雕版印刷的过渡形态，还不能视为印刷品。

3.凸版印花

我国早期的纺织物，主要是麻布和丝绸。从新石器时代起，先民已用麻搓线。养蚕、缫丝和织丝以我国为最早，并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唯一掌握这种技术的国家。我国纺织品印染技术历史久远，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已能在丝织品上印花。西汉时期，印花技术已十分成熟，其中凸版印花上承印章钤印，下开雕版印刷之先河。

凸版印花的花版不镂空，花纹图案呈阳纹凸起状，印花时，将颜料涂在花版的凸纹上，然后捺印在丝织物上，使织物被印染出花纹。这种技术不仅可以刻印出极细的花纹线条，还能产生连续纹样，并且能够多色套印。长沙马王堆一号西汉墓出土的金银色印花纱，专家认为就是用三套凸版，即定位纹版、主面纹版及小圆点纹版依次套印而成的。1983年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的两件铜质印花凸版，其中一件印花凸版呈扁薄板状，正面花纹近似于松树形，有旋曲的火焰状花纹凸起；同墓还出土了一件仅有白色火焰纹的丝织品，其花纹形状恰与凸版松树花纹吻合。值得注意的是，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金银火焰印花纱的图案花纹，与上述南越王墓出土的青铜印花铜版上的花纹相似，反映出当时这一工艺应用之广。敦煌出土的印花织物较多，据分析，其中有唐代凸版印花成品联珠对禽纹绢幡。

三　漏印

1.型版漏印

型版漏印，是在不同质地版材上按设计图案挖空，雕刻成透空的漏版，将漏版置于承印物一一织物或其他材料之上，用刮板或刷子在镂空的地方涂刷染料或色浆，除去镂空版，花纹便显示出来，有人称之为镂版印花，属孔版漏印范畴。文献和实物证明，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型版漏印在中国就已广泛应用。20世纪70年代末，江西省贵溪县渔塘仙岩一带春秋战国崖墓，出土了印有银白色花纹的深棕色苎麻布，同时出土了两块漏版印花用的刮桨板，这是迄今世界上发现的最早的型版漏印的文物。甘肃武威汉墓出土的苇箧，表面装裱着一种套色印花绢，花纹有较明显的笔触，当为镂空版工艺用毛笔刷画涂料印成的。后代用型版印书的事例甚为少见，但民间有型版漏印的年画传世，如河南朱仙镇年画，就是以木版套印与型版漏印相结合印制的。

还有一种工艺方法，将织物置于两块相同的花版之间，然后在雕空处注色印染花纹。其特点是花纹和色彩两面相同，并有涸染现象。这种方法，实即始于秦汉盛于隋唐的夹缬印花。宋高承辑《事物纪原》引《二仪实录》：“(夹缬)秦汉间有之，不知何人造，陈梁间贵贱通服之。”敦煌卷子多次提及的“(纟夹)缬”、“甲缬”，就是夹缬。敦煌曾发现菱形纹的夹缬实物。夹缬印花的版型除镂空版外，还有凹版，虽然在外观上与印章中的阴文相同，但阴文印章仍是在凸起部分上色，剩下凹进部分显出的是“白文”，而夹缬凹版是用凹进的部分上色作花印制，与公元1430年德国出现的凹版雕刻铜版画接近，前者属于织物印染方法，后者标志着凹版印刷术的诞生。夹缬如是多套色，则一般是镂空版在上，凹版在下，染液由镂空版分区注入形成色彩分明的效果，与单版复色印刷原理相通，只是染色与涂色之别。敦煌出土唐代蓝底团花连续纹夹缬印花织物，今藏英国伦敦，红、绿花纹色彩分明，就是一次套色染成的。夹缬若有明显色彩重叠区，则需两次或多次套色印染，与套版印刷方法接近，不同之处在于，一为套染，一为套印。敦煌出土唐代红花绿叶连续纹夹缬印花织物，今亦藏英国伦敦，红、绿花纹色彩相互借用，叠印成红褐色，是不止一次套色染成的。

2.刺孔漏印

刺孔漏印是在硬纸板上先用笔画出轮廓，再用针尖依笔道刺孔成像，然后将漏版放在承印物上直接从针孔透色印制。其缺点，一是花纹线条不细，二是只能为间歇纹样。刺孔漏印技术在佛教寺院中曾流行一时，敦煌发现若干这样的纸质漏版，还发现漏印成品，有的印在纸上，有的印在缣帛上，还有的印在粉过的泥墙上，而且图像保存至今，多有发现。据向达先生考证，“壁画以及普通绘画，俱有粉本，画家收藏粉本，父子相承，往往视为至宝。此种备摹拓用之粉本或画范制以鹿皮，于所画人物轮廓上刺成细眼，铺于画纸或画壁上，洒以炭末。画纸或画壁经此手续留下黑色细点，再用墨或朱笔连缀，即得所欲画之轮廓。印度画家绘制壁画及普通绘画，其初步手续大概如此。中国自六朝以迄隋唐画家亦用粉本。敦煌石室所出经卷绘画中时杂有画范之属，而刺以细孔上施朱墨之画稿亦复不少，当是利用画范故刺有

细孔也。”这种方法是近现代钢板蜡纸油印术与今日丝网印刷的前驱，为丝网印刷的发明与发展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四　拓印

1.石刻拓印

将石刻文字复制到纸上称拓印。这是纸张广泛使用后，出现的一种图文复制技术。其工艺是：将纸张润湿后刷铺于碑刻文字上，用细毡压住湿纸，再用木锤或橡胶锤轻轻捶打毡面，使纸张凹入文字笔画中，待纸稍干后，用拓包沾墨均匀地着墨于纸上，石上的字是凹进石面的，因而有文字的部分不着墨，将纸揭下来，便成为一件黑底白字的拓本，也称拓片。拓印方法与印刷已十分接近，它对雕版印刷术的发明，有一定的启示作用。拓印技术约起源于南北朝时期。梁文帝萧顺之建陵前竖立着两块神道碑，碑上铭文“太祖文皇帝之神道”八个大字，左碑为正字顺读，右碑为反字倒读。有人认为，反字用以复制碑文，作为纪念品送给前来祭祀的官员。其复制方法，正字为拓，反字为刷。《隋书·经籍志》记载隋代宫廷藏书中，就有拓印品，并述及梁所藏石刻文字已散佚，为南北朝已有拓印术提供了文献证据。唐代拓印更为普遍，敦煌石室遗书中就有拓本文献，一是唐太宗李世民撰书《温泉铭》，二是欧阳询书《化度寺故僧邕禅师舍利塔铭》，三是柳公权书《金刚经》，四是无名氏书《说佛大悲陀罗尼经》，它们用纸相近。这些拓本是现存最早的拓本，今藏法国。

2.织物拓印

拓印技术可用于织物印花，方法是先将织物模压在花版上，使其呈现凹凸状，然后就其凸纹处施以色彩。敦煌莫高窟曾出土过一件拓印联珠对羊绢，采用的就是这种方法。

五　造纸

1990年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的西汉武帝、昭帝(公元前140—前74)时期的字纸，比过去相传蔡伦发明纸的年代要早了百年。姜亮夫先生认为，纸是从敦煌经吐鲁番，过撒马尔罕，再经波斯传人欧洲的。

六　印刷

1.雕版印刷

中国早期的印刷术是将图文刻在一张整块木板或其他质料的板上，制成版，然后在版上加墨印刷，称为雕版印刷，也叫整版印刷。

姜亮夫著《莫高窟年表》记载，斯坦因在高昌吐峪沟得到一张印刷长条纸，文云：“……官私……延昌三十四年甲寅，家有恶犬，行人慎之。”此“延昌”为高昌麴乾固所用年号，延昌三十四年相当于隋文帝开皇十四年，即公元594年。此条“据说为中国印刷品之最早者，然国人于其真实性，至今存疑。”1983年美国纽约出版的拍卖书画目录中有一幅《敦煌隋木刻加彩佛像》，经学者考证为隋大业三年(607)的木刻彩绘本。1907年斯坦因从敦煌掠走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是一卷首尾完整而又正规的雕版印刷书籍。该卷图文并茂，印刷精美，卷末题记为：“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表明其刻印年代为公元868年。因此，《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为至今世界上最早的有确切刻印日期的印刷品，王蚧是现知最早自记出资印书的人，此卷今藏英国。敦煌遗书中，还有些文献虽然是写本，却是据印本抄录的。如现存法国巴黎的咸通二年(861)写本《新集备急灸经》，书内有“京中李家于东市印”一行，说明该书是据印本转抄的。而印刷时间显然不晚于861年，这为此卷《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之前已有印刷术，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五代后晋开运二年(945)起，曹元忠(944—974)任归义军瓜、沙州(敦煌)节度使，至宋开宝七年(974)卒。在此期间，他曾召雇工匠，刻印了大批佛像、佛经，如《大圣文殊师利菩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等。现存敦煌遗书中，雕版印刷文献还有不少。如邰惠莉撰《敦煌版画叙录》收录国内外所藏敦煌藏经洞随文献出土的版画达235件。杨富学著《回鹘文献与回鹘文化》介绍，在数以万计的西域、敦煌出土回鹘文文献中，属于印本者有一千余件。回鹘原为“回纥”，是维吾尔的古称。唐贞元四年(788)，回纥可汗请唐改称回纥为回鹘，取“回旋轻捷如鹘”之义。回鹘文在公元8至17世纪流行于今新疆、甘肃以及中亚一带。回鹘文文献一般都是采用十二生肖来纪年的，因其周期过短，一般无法确定具体年份。现仅有十余件可确定其具体年代的，都属蒙元时期。从考证结果看，当时吐鲁番和敦煌分别为西域与河西地区回鹘印刷业的中心，同时，杭州和大都(今北京)也都曾印制过回鹘文书籍，说明回鹘是较早从中原汉族人那里学会雕版印刷术的少数民族之一，并且是把中国古代印刷术从古代西域，沿着丝绸之路，传人波斯、埃及、阿拉伯与欧洲的最重要使者，为人类文化的交流与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

2.活字印刷

雕版印刷术每印一页书就要雕造一块书版，人力物力浪费很大。11世纪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毕异发明了活字印刷术。这种印刷术，一开始是预先制成单个活字，然后按照付印的稿件，拣出所需要的字，排成一版而直接印刷。后来，活字也被用来制成整版(如泥版或以纸型浇铸铅版)再进行印刷。

20世纪50年代武威天梯山石窟出土了西夏文佛经，现藏甘肃省博物馆。近年来，西夏文专家发现，这批佛经中有两页文字精整有力，转角处棱角分明，基本上是早期木活字的特征。两页之一有夏仁宗(1124—1193)尊号题款“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睿智睦懿恭皇帝重敬施”，陈炳应先生研究认为这个尊号比通常所见的夏仁宗尊号少了“神谋”、“制义去邪”等字，而夏仁宗于1139年6月继位，尊号中“制义去邪”4字是1141年8月以后增加的，因此，这件佛经的印制时间当在1139年至1141年之间，这两页佛经“既是西夏时期最早的活字版的实物又是现在世界上最早的实物记载”。1989年在甘肃武威市新华乡缠山村亥母洞寺遗址发现西夏文《维摩诘所说经》下卷残本，现藏甘肃武威市博物馆。孙寿龄先生根据该经“印墨有轻有重，经背透印深浅有别”等特征，认为该经是泥活字版印本。另外，该经有夏仁宗尊号题款：“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智制义去邪悖睦懿恭”，可推测该经最早应是夏仁宗年间的印本。此尊号中已有“制义去邪”4字，故不会早于1141年8月。又据史金波先生介绍，1993年在整理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藏西夏黑水城遗址(今属内蒙古额济纳旗)文献过程中，发现两种版本的活字印本《维摩诘所说经》，有夏仁宗尊号题款。其中的一种存上卷、中卷，与武威本属同一版本的活字印本；另一种存中卷、下卷，为不同版本的活字印本。1991年宁夏考古研究所和贺兰县文化局在宁夏贺兰县拜寺沟方塔废墟发现了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和本续》九册，今藏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据牛达生研究考证，此经当为12世纪下半叶的印本，又据墨色浓淡不匀、倒字较多，但笔画流畅、笔锋犀利等特点，认为此系木活字印本。

西夏是党项拓跋氏所建的政权。公元1038年元吴(1003—1048)称帝，至西夏宝义元年

(1227)为蒙古所灭，共历10帝，凡190年。西夏活字本的产生，可以推测为：一是可能受《梦溪笔谈》的影响。因为《梦溪笔谈》的著者沈括在宋夏边境率兵驻防，元丰四年(1081)，西夏引兵扰边，沈括帅鄜延路师击破西夏七万之众，说明沈括与西夏人有过直接的接触。另外，《梦溪笔谈》中直接记载了有关西夏文创制之事，说明沈括对西夏文化有所了解。因此，西夏人接触《梦溪笔谈》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的；二是可能受汉族实际的印刷实践活动的影响；三是西夏文的字数较少，共6000多字，便于造活字；四是西夏文颁行于广运三年(1036)，与毕昇发明活字的时间非常接近，也就是说可能西夏文开始印书不久就使用了活字，成为后世的成法，也许这就是今天存世西夏文活字印本较多的最重要原因。

20世纪初，法国人伯希和曾在敦煌石窟发现了一批回鹘文木活字，今藏巴黎吉美亚洲艺术博物馆。1995年中国科学院民族所学者雅森·吾守尔赴巴黎对这批活字进行了全面研究。这批木活字共960个，都宽1.3、高2.2厘米，长短则依所表示符号的大小而定，全部为凸起阳文反字。每个活字有的以字母为单位，有的以词为单位。继伯希和之后，俄国人奥登堡又于莫高窟北区发现回鹘文木活字130枚，现藏于圣彼得堡。目前，中国国家博物馆有5个回鹘文木活字，敦煌研究院又先后在敦煌地区发现了数十枚木活字，与当年伯希和、奥登堡等劫往法国、俄国的木活字大小、质地完全相同。目前存世的回鹘文木活字已逾千枚，可以说这是当今世界上最古老的木活字实物。

回鹘文是一种拼音文字，是回鹘人采用粟特字母创制的文字。粟特为中亚古地名，粟特字母来源于阿拉米字母。约公元前13世纪，居住在地中海东岸的腓尼基(今黎巴嫩、叙利亚沿海一带)人，主要依据古埃及文字制定了历史上第一套字母系统，它们衍生了阿拉米字母。阿拉米字母是亚洲许多文字的基础，基督教《圣经》的《旧约全书》中有一部分就是用阿拉米文写的。腓尼基字母在传人希腊后产生了希腊字母。希腊字母后来又孳生了拉丁字母和斯拉夫字母。因此，腓尼基字母成为欧洲以及后世西方文字的渊源。所以可以说，腓尼基字母是世界大多数拼音文字的来源，也就是说，现在发现的木活字回鹘文，与德国谷登堡铅活字所用的拉丁文，都是腓尼基字母的“后裔”。许多学者认为回鹘文木活字，约出现于元成宗大德年间之前，即公元1300年前后。也有学者考虑到回鹘在敦煌的活动情况及莫高窟兴衰的历史，将回鹘文木活字的时代推定在12世纪末到13世纪上半叶之间。这个时期正是西夏活字印刷术兴盛的时代，而回鹘与西夏关系密切，完全有可能在印刷技术上互相有所影响。由于古代回鹘人活动的西域地区，处于中原与西方的中间地带，而回鹘文字与西方文字同属拼音文字，因此回鹘文木活字，有可能起着毕昇发明泥活字与谷登堡制造铅合金活字之间的桥梁作用，在印刷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具体情况还需进一步探讨。

3.套版敷色

敦煌藏经洞所出版画《大慈大悲救苦观世音菩萨》，为五代曹元忠施造，末题“于时大晋开运四年丁未岁七月十五日纪。匠人雷延美。”此为首次载有刻版者姓名的印刷品，现法国、英国均有收藏。后晋开运四年为公元947年。将同版藏品相比较，或为上图下文，但图文位置略有差异；或为有图无文。说明此印刷品图文分别雕刊于两块版上，虽为单一墨色印刷，但图文很可能是两次套印而成的。此推测若可证实，则将我国套版印刷出现的时间提前数百年。另外，敦煌所出少量佛教版画以单一墨色印成后，又以手工在纸上填色敷彩。如法国集美博物馆藏《大慈大悲救苦观世音菩萨》，不仅图文并存，而且还填有色彩。著名的天津杨柳青年画，诞生于明代末期17世纪初，时至今日，仍是以版印与手绘相结合的艺术形式为其特色。当然，手绘色彩还不能算彩色印刷。1973年陕西博物馆在西安碑林碑穴发现了三色彩印版画《东方朔盗桃》，画面浓墨、淡墨、浅绿色间错，桃叶用淡绿色。潘吉星先生认为是单版复色的印刷品，为1158年前印于金平阳府(今山西临汾)，说明至少在12世纪中叶中国出现了单版复色印刷术。到了17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套版复色印刷术已达到非常成熟的水平，出现了饾版、拱花技术印制的《萝轩变古笺谱》与《十竹斋笺谱》等精美艺术品。单版与套版复色印刷，才能算是真正的彩色印刷。

总之，从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来看，敦煌及其周边地区先后出现了陶纹拍印、铜器模铸、砖瓦模印、脱佛脱塔、绉纹模轧、印章钤印、佛像捺印、凸版印花、型版漏印、刺孔漏印、石刻拓印和织物拓印等转印复制技术，有本土自创，亦有异乡引进，均为印刷术的诞生提供了丰富的经验。而造纸术的出现，为印刷术的问世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因此，中国早期的雕版、活字和套版敷色等传统印刷方式在敦煌先后登场，显然不是偶然的。

(责任编辑　戴春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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