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桑《伊桑·布兰德》的现代性解读

内容摘要：相较同时代的作家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勃兴的乐观与热情，霍桑对于时代更多一份冷静思考。《伊桑·布兰德》作为霍桑从短篇小说到长篇创作的一个转折点，其中包含着作家对于现代性隐忧的思考。小说描绘了冷漠﹑异化的社会生态以及在此社会环境下主人公坚韧的个体精神追寻。

关键词：霍桑 《伊桑·布兰德》 现代性 社会生态； 精神追求

一.引言

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1804-1864）是第一位真正将发端于欧洲的浪漫主义小说风格发展成熟的美国作家。而当代文学研究早已不仅仅将浪漫主义视为一种单纯的艺术风格，而是将其置于现代性的语境中，认为“可以把浪漫主义概括为‘现代性’的第一次自我批判……它是“导向审美现代性的第一步”，是“对现代化背景下人的处境所作的反思”[1]：浪漫派那一代人无法忍受生活的诗意的丧失，无法忍受冰冷机器对自然及神灵的亵渎，开始反思现代化发展道路上充斥着的工具理性﹑科学进步﹑机器化﹑对自然的掠夺性统治及其对文明发展造成的影响，其前瞻的审美现代性本质上是一种拯救人类精神沉沦的力量。

20世纪以来，霍桑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持续上升，有评论家认为与其作品的现代性有关，因为其小说“今天读来发现他也写了我们的时代。”[2]霍桑所书写的这个“我们的时代”，即在对自然疯狂索取中，人类社会生态及个体精神状态的改变——追求利益最大化成为了现代人最基本的理性思考方式，社会与人走向异化和孤独，在物质的利益化之下丧失了精神的追求。从这一角度重读《伊桑·布兰德》，不难发现这一短篇具有明显的审美现代性。

二.社会生态

《伊桑·布兰德》讲述小说的同名主人公——一个烧石灰工，在山林中的石灰窑日复一日烧制石灰，“孤独﹑多愁”（182）的生活促使他开始思考，发现世上有一种“不可饶恕之罪”（184），并决意离家寻找这罪恶。经过十八年的漂泊与探求，最终发现那罪原来就在自己身上，于是返家。村民们闻讯赶到石灰窑，其中“有三四个自打伊桑·布兰德走后，就一直在酒店炉旁灌着甜酒，打发了所有的冬天，又在酒店廊下吞云吐雾打发了所有夏天的家伙…”：浑身散发“威士忌和板丝烟味道”的驿车经纪人；曾经的律师，现在小本经营熬肥皂的吉尔斯先生“被该死的蒸汽机咬掉了整整一只手”，也是抱着“甜啤酒﹑果汁酒﹑烈性酒和鸡尾酒，从早灌到晚”。蒸汽机是工业化和现代性的象征，在此背景下，律师等人让 “威士忌和板丝烟……这味儿充斥了他们的全部思想与表情，浸透全身”（187），这是一种精神的荒芜状态。

一个想多赚几个钱的犹太江湖艺人也随村民来到石灰窑，他背着西洋景的箱子，村里的小伙子﹑姑娘们透过箱子上的几个玻璃孔看到一些画片：“欧洲的城市﹑坍塌的城堡”，“另一些表现拿破仑的战役﹑纳尔逊的海战”， 同时，“这些画片中间会看到一只褐色多毛的大手——很可能被错当为命运之神的大手，其实不过是卖艺人的手而已”（190），霍桑显然赋予这只手隐喻的意味：主宰世界的某种神秘莫测的力量。在现代工业化之前，这只手是自然的力量；而随着工业文明现代化的到来，一切迅速改变，这只手是人类改变自然的科技力量——“人类既揭开了自然的面纱，又解放了认知的主体”，伴随着现代性而来的正是“人类主体性的自我确证”[3]。哈贝马斯在其《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中明确指出； “首先，黑格尔发现，主体性乃是现代性的原则。根据这个原则，黑格尔同时阐明了现代世界的优越性及危机之所在，即这是一个进步和异化精神共存的世界”。（Ibid，p.16）现代文明是一种进步，但也带来危机重重：孤独﹑苦闷﹑冷漠的异化的人﹑异化的社会；对自然资源的无度索取与掠夺，对自然环境的破坏。

第二天一早，巴特兰姆和乔来到石灰窑，发现布兰德已经不在了。巴特兰姆爬上窑顶，看到石灰已经烧好，雪白雪白。“可是，石灰表面，圆圈正中——同样雪白雪白，完全变为石灰的——还有一具人的骨架… 肋骨中间——说也奇怪——有一颗心的形状。”（194）而石灰工的反应是：他“扬起长杆”，“ 伊桑·布兰德的遗骨顿成碎片。”（194）寥寥数笔，人的异化﹑人与人关系的冷漠，撞击着读者的心灵和神经，小说结局处对于社会生态的描写达到高潮。

对于《伊桑·布兰德》，评论者多围绕“不可饶恕之罪”进行多样化阐释：有的认为其根源在于主人公的隔绝与孤独，有人将其阐释为过度理性对情感的压制。无疑，这种“罪”也可解读为工业文明对田园理想的侵蚀，工业文明的野蛮发展导致隔阂﹑孤独﹑异化的社会生态，布兰德只能逃离村庄，在“幽黑的林子”里与自然低语，与夜露和星光为伴，最终，他以一种决绝的方式投入自然的怀抱。小说主人公的职业被设定为石灰工，然而，他的思想﹑行为却不似一个干着简单﹑重复工作的人。石灰工这一职业设定，有其隐喻意义。烧石灰是一个将原石以火锤炼纯化的过程，就如同思想家整理﹑总结其思想，艺术家提炼﹑创造其作品。基于此，石灰工布兰德的真实身份是一位耽于思考的艺术家，他思考现代化背景下的人类之罪。

三.个体的精神追求

霍桑曾称自己的短篇小说是“偏僻山谷中带有苍白色彩的花朵”，《伊桑·布兰德》及《美之艺术家》的主人公形象恰与霍桑自己的描述相符：他们与现代性的社会生态格格不入，甚至成为社会群体中的异类，却坚持着个体的精神追求，犹如空旷山谷中一束幽兰，在凄风苦雨中傲然绽放却难掩那一抹苍白。

伊桑·布兰德背井离乡十八年，寻找“不可饶恕之罪”，漂泊的艰辛﹑不为人理解的孤独如影随形，他依然坚持探寻人生意义和人类的自我救赎之途。因此，有学者研究认为《伊桑·布兰德》其实是霍桑的《浮士德》。浮士德追求真理，想要“向那崇高的精神境界飞升”，虽然他也有安于现状﹑贪图享乐的一面，而他的这一弱点时时被魔鬼靡菲斯特利用，却使得浮士德从迷误中接受教训，不断向更高的境界追求。

在《伊桑·布兰德》中，魔鬼的身影同样时隐时现——他伪装成卖艺的犹太人出现：在犹太人卖艺快结束时，布兰德猛地一惊，认出了他，并直言“现在想起你来了”，犹太人阴沉的一笑，小声说：“俺发现这东西把我的镜箱压得好沉——这‘不可恕之罪’！” （190）接着，小说中出现了对狂热自逐其尾的狗的描述，似乎是魔鬼对其施加了法术，狗逐其尾代表人類对物质利益的追求，魔鬼随身带着的“不可饶恕之罪”在小说审美现代性的背景下指工业文明对田园理想的践踏。

加拿大道德哲学家查尔斯·泰勒在其《现代性之隐忧》开篇即向读者昭示三种现代性危机：个人主义﹑工具主义理性及基于以上两种危机的人在面对道德思考时的选择。[4]个人主义一切以自我为中心，工具主义理性任何时候都将追求利益最大化作为理性的思考方式，基于此，人类的道德选择走向自私﹑功利，社会生态走向冷漠﹑隔膜。绝对自我﹑最大利益——这种追求如同狗逐其尾，永不停止却终是徒劳，反而失去更多。《伊桑·布兰德》中出现的滑稽的狗的形象耐人寻味：“犹太人的画片刚放完，一条又大又老的狗…突然之间无须任何人丁点儿暗示，就自作主张，追起自己的尾巴来。…从没见过追逐根本追不到的东西的如此狂热…直到彻底筋疲力尽，离目标也永远那么远。”（190）这里的类比意味明显：物质的利益追求是永远达不到的彼岸，精神的栖息地才是人的最终归宿。狗的表演博得全场喝彩，在众人已麻木的精神世界里，并没有痛苦，而作为唯一的清醒者，作为人类一份子的伊桑·布兰德“意识到自己的情况与这条自我追逐的狗相似”（191）。天黑之后，众人散去，布兰德独自枯坐石灰窑边，倾听燃烧的木头噼啪响声，沉入自然的怀抱，记起“夜露如何悄悄落在他身上——幽黑的林子如何对他低声细语——星光如何在他头顶闪着微光…”（192），而对于他的人类兄弟，他有着“圣洁的同情心”，却只能成为一个“冷漠的旁观者”，他无力改变现代化车轮推进下的社会生态，绝望吞噬着他。

《伊桑·布兰德》以讽刺的笔墨描绘现代性社会生态，聚焦于人的精神的空虚﹑以酒买醉的精神麻痹，最终寻求精神与自然寄托的主人公出于对人类之“罪”的绝望，以一种触目惊心的方式解脱自己——化为“雪白雪白的一具人的骨架”，质本洁来还洁去，重新融入自然的怀抱。

霍桑的先祖曾是宗教掌权者，加尔文教义的原罪说对其影响极深，致使其思想有阴郁深沉的一面，但同时，也使他对于时代有更多冷静的思考，他早早预见了资本主义发展不可避免带来的人类所面临的困境：社会生态的异化﹑自然环境的破坏。其笔下伊桑·布兰德的个体精神追寻以一种震撼读者灵魂的方式结束，其目的在于促使在寻求物质丰富道路上极速前行的人类多一份警醒与冷静，精神与自然的家园才是我们最终的心之所依。

注 释

①文中引文均出自《霍桑集·故事与小品（下）》，姚乃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下文仅随文标注页码，不另加注。

参考文献

[1]Ernst Behler. German Romantic Literary Theory [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86.

[2]Rita K. Gollin. Nathaniel Hawthorne，The Heath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v.1.[M].Lexington：D.C. Heath and Company，1994：2116.

[3]Jurgen Habermas.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M]. Cambridge：Polity Press，1987：7，16.

[4]查尔斯·泰勒《现代性之隐忧》[M]. 程炼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1.

（作者介绍：喻劲梅，湖北師范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英语教育，英美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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