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教育技术装备基础设施（续三）

工作的成果。这本书于1714年经扩充再版，并附有她的女儿乔安娜所制的彩色插图。这些版本中皆插有精美的雕版画，每一幅都是她不辞劳苦地亲手绘制出来的，它们为从早期僵硬呆板且部分捏造的风格到具象主义（representationalism）风格的转变，提供了有趣的范本。这些插图看上去很夸张，凸现出来，与雕版工人的视角很不相配。插画中物体的许多方面（甚至许多物种）都是想象出来的，还有一些解剖的细节顺序也弄错了。[2]489

另外，英国的约翰·雷（1627—1705）于1704年出版了名著《植物的一般史》，虽然这本书比图内福尔的《植物学基础》的内容更多（约翰·雷用一本将近3000页的著作描述了18.6万种植物），但是里面并没有插图。然而约翰·雷的密友，一位自学成才的画家马克·凯茨比（1683—1749）受到约翰·雷启发而去探访美洲，并且详细描述了新近在那里发现的不为自然哲学家所见过的事物。凯茨比游历了卡罗来纳、弗吉尼亚及巴哈马，并于1731—1743年间出版了《卡罗来纳、佛罗里达和巴哈马群岛的博物志》。凯茨比迫切希望描绘他所能见到的一切，因此他的书中附有许多精美的插图。[2]490

当时能够与凯茨比的插图相媲美的是格里菲思·休斯的作品，他的《巴巴多斯博物志》（1750年）与其说是满足了博物学家的需要，还不如说更满足了图书收藏家的需要。休斯书中的海洋无脊椎动物图形得到忠实描绘，并代表了该领域的研究水平。此外，布吕弥耶于1705年出版了《论美洲的蕨类植物》，书中牙买加冬青蕨类植物铜板雕刻画（图6）具有清晰的线条。[2]490-491

威廉·巴特拉姆（1739—1823）是一位出生在美国的著名博物学家，也是一位杰出的画家。巴特拉姆作为植物学家的后代，懂得植物与动物群落之间的微妙关系。他的重要著作《南北卡罗来纳、佐治亚、佛罗里达东部等地旅行记》于1791年出版。被誉为“美国第一位生态学家”的钱德勒·考尔斯（1869—1939他于1899年出版了《密歇根湖畔的沙丘植物》。[2]492

在18世纪，东南亚地区的动植物一直不为西方世界所知，直到格奥尔格·埃伯哈特·伦普夫（1627—1702）把这些动植物记录下来。他的著作《安博因的稀有动植物收藏室》在他死后出版（1705年），其中包含60多张描绘软体动物和甲壳类动物的彩图。他的七卷本《安博因的草本植物》（1741—1755年）中也有许多科学新发现的插图。关于这些地区的植物学著作还有Carl Peter Thunberg的《苜草的植物》（1784）、《欧洲、非洲和亚洲的植物》（1770—1779）等。[2]494

巴黎王家植物园植物学教授约瑟夫·皮顿·德·图内福尔（1656—1708）是17世纪早期一位重要人物，他于1694

年在巴黎最早出版了《植物学基础》。此书经大幅修订并编成英文版本，以两卷本的《草本精华》（1719年和1730年）而闻名于世。在此书中，图内福尔对8846种维管植物进行了分类，并插有500幅左右的铜版图加以说明。1718年，图内福尔在希腊克里特岛和爱琴海诸岛进行考察，并在此基础上出版《黎凡特旅行记》记述旅行以及见闻，同行的药剂师兼插图画家奥布列为该书作了插图。这些雕版画虽然可以被认可，但是不精确，也不美观。[2]489

动物插图  18世纪早期的动物学书中含有两三个世纪以前虚构的动物插图。比如弗朗索瓦·瓦伦丁于1724—1726年间出版的《新旧东印度》就充斥着奇异的海洋动物插图，据说那些动物插图都是写生而来的。又如路易·勒纳尔在《鱼、贝壳和螃蟹》一书中在阿姆斯特丹出版，并献给英格兰国王，书中充满了那些手工着色插图，描绘了一个恐怖且虚构的自然界。这些插图总是被看作凭空的想象而遭人否定。[2]497-498

18世纪，在王家宫廷雕刻家、奥格斯堡的约翰·安德烈亚斯·普费弗（1674—1748）的指导下，有18位雕刻家在从事出版工作。朔伊希策还雇用了（几乎是监管）两位艺术家，一位是当地画家梅尔希奥·菲斯利（1677—1736），

负责场景;另一位是纽伦堡的约翰·丹尼尔·普莱斯勒（1666—1737），负责场景周围华丽的巴洛克式的画面。这些画面特别地不同寻常。在许多场合，朔伊希策是用它们来传达科学知识，希望以此证实《圣经》中的解释，尽管在某些场合，这并不能直接切合插图中主要叙述的内容。[2]516

1785—1794年间，德国人卡尔·冯·迈丁格尔出版了《鱼类彩色图谱》，其中有生动的手工着色的雕版画。其描绘鱼类的技巧已炉火纯青，可能是已出版的最具吸引力的鱼类插图。由马库斯·埃利泽·布洛赫（1723—1799）编辑出版的《鱼类学家——一般博物学和特殊博物学》是一部漂亮得足以令人惊讶的佳作，其尺寸也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在大幅对开版面上，画着来自世界各地的鱼类品种，它们栩栩如生、惹人注目。手工着色的图像，通常加上银粉漆，显得画中的鱼类富有十足的真实性。[2]498

在动物学的其他领域，插图的精确性被用来记录科学中的新写实主义。蝴蝶，这一很流行的题材（常见于宗教绘画作品和手抄的《祈祷书》中），通过雕刻家的技艺，被十分真实地描绘出来。埃利埃泽·阿尔宾（1713—1759）

做过许多精彩的研究，并出版了手工着色的雕版画。那时，作为惯例，每一块图版赞助人的名字都会被作为献辞而醒目地雕刻在图的下方。《英国昆虫博物志》（1720年）这本著作以一系列细致的观察研究为特征。接着，又出现了许多其他著作，包括袖珍版《英国鸣禽博物志》（1737年），此书包含不加色彩的雕刻图版，以便让书的作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着色修饰。[2]498-499

德国人勒泽尔·冯·罗森霍夫，原先是一位微型图画家（同时是一位优秀的显微镜专家），于1759年出版了《青蛙博物志》，该书中有丰富细致的手工着色插图，描绘了自然状态下的两栖动物和少量的爬行动物。这些插图尽管在风格上颇为大胆，却是不折不扣的写实作品。卷首插画展现了在一幅雕刻图版四周围绕着成群的蝾螈和青蛙的景象，这是科学插图史上最生动、最令人难忘的作品之一。[2]499

人体构造  1543年，安德烈亚斯·维萨留斯出版的《人体构造》（1543年）中有600张木版插图，这在18世纪初仍然是广为流传的资料。18世纪重要的人类解剖学插图著作是巴尔托洛梅奥·欧斯塔基奥（1524—1574）的《男性解剖台》，书中有大量引人注目的铜版雕刻画。该书于1552年完成，但是直到1714年在罗马储藏室里发现图版后才得以出版，算来足足耽搁了150多年。《男性解剖台》几乎是与威廉·切泽尔登的《人体解剖学》（1712年）同时出版的。这股突如其来的新书出版风潮极大地推動了研究，在后来的几十年里，解剖学插图的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切泽尔登的第一本书拓宽了研究范围，他的《骨学》（1733年）又有了改进，成为标准的参考书。[2]501

在人体解剖学中，伯纳德·阿尔比努斯的《人体骨骼和肌肉图表》（1747年）是一部具有旷世影响意义的插图著作，书中有大量引人入胜、风格独特的雕版画，他在古典绚丽的背景中展示出三维的人体解剖部分。有些肌肉的画面被置于华丽的花园背景中，或被置于雕塑作品的背景中;有些则与吃草的犀牛相毗邻，而且当骨骼被调转过来展示反面时，犀牛也转过它的背部。威廉·斯梅利追随这种风格进行细致研究，他的《解剖图集》（1754年）更进一步接近于照片式的写实主义。书中的图由扬·范雷姆斯迪克根据斯梅利的解剖而制作，铜版雕刻由格里尼翁完成。[2]502

地质学的视觉语言  17世纪的荷兰艺术家扬·哈克特已出版过描述阿尔卑斯山脉特征的地形学图集。[2]518朔伊希策的《神圣的物理学》（Physica sacra），被他称为自己的《圣经》注释，以创世过程的最初两天为开篇，在初始的黑暗和混沌之后创造了光，并且天地分开。这些插图依然遵循从外部空间描绘地球的传统。然而，在第三天创造山脉、河流和海洋时，朔伊希策引入了他的第一幅风景画。[2]516-517

绘制插图《计划的桥梁》的艺术家菲斯利，似乎陪伴朔伊希策一起翻越阿尔卑斯山脉。在这幅画最显著的位置——幽深的峡谷前，两个穿着当时服装的男人正站在一个小高地上。由于两边暗色的陡峭悬崖非常高，这两个男人显得矮小，以至于无法看到山顶也不知道山的高度，从而造成夸张的效果。在远处的山上，有一座桥横跨峡谷两边，该画便是以此桥命名。这幅描写巍巍高山的图画是最早表现壮美感的插图，在这里，敬畏（一种被认为只有面对上帝才具有的、融恐惧与狂喜为一体的感情）转向自然领域。当朔伊希策写道“山脉展现了超越我们感知能力的无限性，但我们的心灵仍‘有能力理解’”，其实这时他正在预言类似于后来康德在其《判断力批判》中所提炼并系统化的壮美概念。[2]520

插图中的仪器设施  插图给近代科学烙上了难以磨灭的印记。17世纪末，安东·凡·列文虎克（1632—1723）已经在自然哲学领域提出微生物界的概念，他写给伦敦皇家学会的不少书信在18世纪初期也被成卷出版。那些出版的插图印证了当时的技术局限性，因为它们反映出人们只能粗略地感觉到列文虎克定期送到伦敦的红色蜡笔画中的重要性。有趣的是，列文虎克自己从不作画，他雇用画家来捕捉他的观察意象，然后指导画家完成作品。[2]502-503

他的年轻伙伴扬·施旺麦丹（1637—1680）用水银注射的方法，突出被解剖的昆虫体中的脉管，并把他的观察丝毫不差地表现在插图中。他去世后，文稿后来落在赫尔曼·布尔哈夫的手中，后者把这些插图自费出版在两卷本《大自然的圣经》（1737—1738）中，并成为该领域的标准参考书。

列文虎克时代之后，亨利·贝克的《易做的显微镜》（1743年）中对列文虎克的书进行重新雕刻，质量稍差的图版重新制作。贝克还对列文虎克在《翠绿的水螅》（Hydra viridis）中所做的观察尤其感兴趣，并就这个有趣的生物体专门写了一本书，于1743年出版。

亚伯拉罕·特朗布莱（1710—1784）尝试用点刻方式雕版，印制插图，尽管线条有些不自然，但是所表现的这种生物体的鲜活状态却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图8）。特朗布莱对水螅所做的惊人研究，于1774年发表在他的《记新鲜水螅》中。这本书描述了他所做的再生和移植实验，每一个实验都用生动的雕版画来表现。相比之下，贝克所描绘的水螅显得毫无生气，而且扭曲变形。[2]503

随着化学实验的兴起，玻璃器皿愈来愈频繁地出现在图画中。约瑟夫·普里斯特利在《不同种类空气的实验与观察》（1744—1777）中清楚地用插图进行说明。玻璃器皿整洁地出现在铜雕版画上，尽管相比较而言，当时人们并没有注意到需要表现玻璃的反光透明（图9）。在法国，当拉瓦锡确认了氧的本质时，他所发表的论文插图由他妻子玛丽·安妮·波尔兹一手准备，她是一位勤奋的工艺美术家，十分注重仪器的正确摆放，并在自己的科学插图中忠实地反映出来。[2]505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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