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世之方：理想化思维

【提 要】考诸中外历史，在理想化思路引入研究之前，世界的变化并不是沿着前人的成果在进步而是一直处于循环状态。以政治体制为例，无外乎“平民”“贵族”“君主”统治三种循环往复。历史的科学化在于像自然科学一样跳出自然经验科学对自然界认识的循环限制，其催生的科技使人类社会发生了从未预料的根本性变化，而历史的科学化则意味着未来思想层面的根本性变革。

【关键词】历史  科学化  理想化

历史学同样是在研究人的运动，与物理学有极大的相似性。以宇宙空间为例，针对于金星，牛顿的物理学致力于搞懂在宇宙空间中金星是怎么运动的，搞懂他的力学原理，至于金星的性质及组合方式都不关注，类似于整体的历史。而后来的化学则相当于搞懂金星的性质，至于金星怎么运动是不关注的，生物学则更进一步关注金星上不同物的组合，至于其他的同样不关注。这就告诉我们一个认识世界的基本方法，即由宏观到微观，由简单到复杂。

一、计量派的失败与分析派之质疑

在西方新史学的众多学派中，计量历史学派的研究方法与传统史学的差别最大。大多数历史学家希望通过它来完成历史的科学化。然而20世纪70年代以来，社会学理论由逻辑实证主义向阐释和批判主义的转变以及计量史学内部的分歧使得计量史学遭到了空前广泛的质疑。计量史学的缺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统计学是一种公式极为复杂的科学，且往往附带大量的图表，其复杂性决定了其枯燥乏味和掌握困难。一方面，使广大读者望而却步，既削弱了历史学的社会职能又降低了社会对历史研究的投资热情;另一方面，不仅使作者自己在历史界难觅知音，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复杂度的提高，还造成了难以继续研究下去的困境。其次，计量史学是采用统计学方法对具体事物进行处理。但具体的历史事物往往是由成千上万个因素组成，而且具体事物中大小因素混杂，有大量偶然性因素充斥其间。同时，具体事物的复杂性和偶然性又使得到的公式无法在逻辑上证明其自身的正确性。最后，使用统计学的研究方法必须占有大量的数据材料，这使得计量史学的研究范围远远窄于传统史学的研究范围。由于具体研究中有很多无法记载的数据，所以计量史学往往只能研究铁路里程、粮食价格等等经济问题，却无法计量意义、价值、文化、思想观念等等问题。而很多历史资料本身真伪难辨，而对于没有资料时使用的“估算”方法，则完全违背了历史学最起码的准则，比如在数理史学中有些数理史学家为了量化一些模糊概念，不惜使用一些主观假造的东西。这是数理史学的一个重要缺点，以拉歇夫斯基为例，他为了给文明传播速度找到一个可以量化的量，竟提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单位面积的河道长度和海岸线长度越长，文明的发展就越快，文明的程度就越高的观点。并以此展开数学分析，但不自觉陷入了地理决定论。

以1874年布莱德雷《批判历史学的前提假设》为开端，从克罗齐“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柯林武德“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到卡尔·波普尔的“科学发展不可预测论”，分析批判历史哲学如疾风骤雨般涌来。观其思想大略，分析派的批判很大程度上基于他们对哲学、历史学的研究造诣颇深但对物理学的理解则不够全面。分析派认为“物理学家可以撇开具体的课题，抽象的研究质点运动的规律，质点在客观世界中是并不存在的;历史学家却不能撇开具体的客体，抽象的研究人的规律，例如它不能撇开具体存在的人。”从历史学角度看，谁规定了所有的历史学家永远只是记载描述过去的人？所以“历史学家却不能撇开具体的客体”应改为“记载历史学家却不能撇开具体的客体”，虽然他们在历史学的研究中是非常必要的，但绝不是历史学家的全部。从物理学角度看，如果一个物理学家想要研究一个小球是怎样运动的，他能撇开这个小球的个性吗？这个小球是共性和个性的统一，决不是单单一个规律就可以解释的，不同的小球的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这就像袁世凯和拿破仑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一样。可见，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决不是分析派所说的历史学与物理学之间所谓的“本质不同”，而是研究方法的差异。物理学如果不是选择了以理想模型为研究目标而是选择记载具体事物同样不能撇开具体的客体;反之，历史学如果选择了以理想模型为研究目标必定也可以撇开具体的客体，抽象的研究质点运动的规律。

二、理想化思维

计量史学的困境和分析派的质疑并不能证明历史学不能完成科学化，而只能证明不采用理想化研究方法不能成为科学，现实中的自然界也还有很多偶然性和个性，比如不存在匀速直线运动，没有两杯完全一样的水，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正是由于自然科学将其研究对象理想化为质点、H2O，树叶的DNA，才消除了个性的束缚。

随着自然科学的成功，早在20世纪西方就开始了对人文科学化的尝试，但是为什么没有像自然科学一样取得巨大的成功呢？首先，照办物理学的具体规律而不引入其基础思维方法，以库尼奥的分子能量社会说为例，他所说的能量指一个人的综合能力，而物理学中的能量指物质做功的能力，他们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是外在表现形式，一个是物的“本质”，当然不一定适用同一规律，正如人的能力并不遵守能量守恒定律一样。“新康德主义”的代表之一狄尔泰明确提出“历史学以人的精神生命为研究对象，而自然科学研究的是外在的、无生命的自然世界。”因此，照搬物理学规律用来解决历史学的问题是不科学的。说明了“物理主义史学”失败的原因。但狄尔泰在成功论述了物理学的研究对象和历史学的研究对象有本质的区别之后，提出了自己的结论，他认为“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并不能解决历史學的基本问题，也不能作为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历史学应该有其独特的方法论。”可能受于时代的局限，他简单的把规律等同于获得规律的方法。虽然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研究对象不同，但是研究的主体都是人，那么其理论方法就有了同一性，简言之即勿把“规律”、“真理”作为事物的本原，而忽略了其是怎么产生的，正是因为研究方法的不同才有了研究对象的不同之说。

其次，人们在认识世界时总会陷入一个误区，即偏向研究最新的成果，认为世界是不断发展的，人们的认识也是不断提高的，却忽略了这些人得到发展的基础也是他的知识架构，他的知识架构同样来自于其生活环境，所以就要求我们追本溯源，找到自然科学成功最根本的原因。石英在其《从质性研究到大数据超越与回归》中说到：“近代自然科学的成功得益于其思维方式追求精确和量化，起步于将高层的、复杂的对象分解为较低层次的、简单的对象来处理，将整体分解为部分来加以研究。”对物理学的研究方法可谓是清晰明瞭的，但是随后又讲到：“相对论力学打破了传统的时空观，量子力学的产生进一步颠覆了我们对物质实在结构、确定性的理解”。随后20世纪中叶兴起的控制论和信息论“老三论”以及散耗结构理论、协同论和突变论“新三论”，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复杂性科学方法论。他认为从“小数据”到“大数据”，从“数据分析”到“数据挖掘”无疑是一种认识论、方法论的进步与超越，系统整体论对分析还原论的超越。回看他的这段论述，我们可以看到，他明确提出我们应该沿着最新的成果去解决人文学科的问题，这样就会出现距“事物本质”越来越远的偏向，因为自然科学是沿着牛顿、拉瓦锡等的基础理论一步步走来的，自然科学讲求先还原，把事物的一点说清楚，最后再进行整合。但现下社会科学化的尝试一方面多只溯源到已经成熟的“老三论”，把方法成果直接拿到社会学中，无异于本末倒置。另一方面，要看到社会科学还处于物理学的前牛顿时代，还需要补足之前的理论基础，才能正确的进行整合。举例言之，“在评价人的时候，我们通常会描述为这个人忠勇有余但智谋不足，当运用自然科学的整合论描述时，这个人忠诚度100，勇猛度90，但是智谋度只有10。”我们同样可以更准确的得出上述结论。这也是社会科学失败的原因，看到了自然科学在整合时与社会科学的相似度，但却忽略了自然科学之前的语言基础。

那么，什么是理想化呢？可分为两个层次，什么是理想化的研究方法，顾名思义，就是在理想状态中进行研究的一种方法。理想状态就是只保留研究需要的有限因素而忽略其他因素存在的理想化的状态。使用理想化方法研究出的历史理论体系叫做理想化历史模型。制作一个理想化社会的方法有分解现实状态法、仅存研究因素法和忽略次要因素法等等多种方法。第一，不要被具体的史实所束缚，不做史实的奴隶，要做史实的主人。最终结论完全可以与史实向悖，但要注明理想化条件。第二，理想化允许从头到尾处处不符合史实，但必须处处符合逻辑;允许任意增加或删减因素，但不可以增加任何一个未经证明的规律。必须保证整个研究过程的科学性。第三，理想化研究方法不仅不排斥叙事史学，而且就像理论物理学需要实验物理学那样需要叙事史学。

简单说就是把复杂问题简单化，摒弃次要条件，抓住主要因素，对实际问题进行理想化处理，构建理想化的物理模型，这是一种重要的物理思想。在历史研究过程中有的是决定量，有的是程度量。比如在研究意识能程度量时，政治和经济这些对意识有影响的量都只是程度量而真正的决定量只是意识层面，比如一个物体的味道对物体的运动是不起任何作用的。与传统史观的具体区别，首先去价值判断模糊化，精确的提出历史事实。找到历史的运动原理，历史的性质及组合方式。

马克思唯物主义史观具有普适性，比如其提出的阶级分析法等适用于全世界任何存在的 “国家”，而计量史学则具备了精确性，它所提供的数据可以精确的分析出历史的事实。乾嘉考证、兰克学派的研究具有客观性，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以兰克为代表的客观主义史学则试图以绝对化的“如实直书”来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为历史科学的建立找到客观真实的依托。理想化研究模式正是在此研究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提升，致力于与自然科学一样，兼具普适性、客观、必然与精确性，例如自然科学所发明的一些东西，电灯，火车等是不分国家不分知识背景的，同样人文科学也在致力于寻找普适的价值判断，如宗教所探索的真、善、美就兼具这些，但是却少了精确价值度量，什么是真善美，每个人的认识都是模糊的。

三、理想化思维之运用

改革開放以后，新一代领导集体认识到只有发展科技才能强国，随后高瞻远瞩的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十九大报告中更是着力强调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诉求。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认清科学的本质。李鸿章曾在奏折中提到，“吾国技艺精者，充其量不过匠目而止;洋人则不然。能造一器为国家利用者，以为显官，世食其业，世袭其职，故有祖父习是器而不能通，子孙尚世习之，必求其通而后止。上求鱼，臣干谷，苟荣利之所在，岂有不竭力研求，穷日夜之力，以期至于精通而后止乎？”李鸿章的思考不可谓不接近问题本质，他把西方技术强大的原因归结于洋人可以几代甚至几十代人去坚持研究一个东西，这是正确的，但是他却把洋人坚持研究的原因归结为给予显官及利益。这就理解错了，其实更深层此的原因是理想化模式的运用，理想化的运用不但使得西方的研究拜托了制度、意识形态的干扰，而且累进型的研究模式也使得其技术化必须依赖于前人的科学理论基础，因为科学从来都不是实验来的，而是在理想状态下架构产生的。

为什么我们有比西方更多的科学工作人员，设备、仪器也不输于西方，但科技成果却远远跟不上呢？那是因为我们一开始就误解了西方的科学模式，深陷于实验科学的泥潭。我们必须拥有划时代型的科学家，也就是结束经验化时代、开启理想化时代的科学家，才能牢固地掌控“制科权”，复兴中华民族。近年来，复兴传统文化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现阶段的矛盾已发展为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与人们精神需求匮乏的不平衡，在这种情势下，大多数人把不平衡总结为传统文化的丧失，主张将物质文化倒退与精神文化相平衡，那我们为什么不想在物质文化极度发达的情况下将精神文化迎头赶上呢？纵观那些没有产生过牛顿、拉瓦锡和孟德尔这类科学家的国家，如西、葡、尼德兰、日本和俄国，充其量只能在积极学习且自身加倍努力的前提下成为二流强国。二战期间美苏同时攻入柏林，但在战利品的选择中决定了未来两国的差异，苏联借助德国现有的技术，称霸了世界前20年，但是美国却借助人才培养，完成了赶超并彻底打垮苏联。近年来关于历史虚无主义的探讨，总感觉历史停留在循环之中，如果以经济为国家兴替主线的话，一个新国家的诞生是建立在巨大的经济浪费下的前提，所以随着稳定及发展，政策也会出现往复现象，进一步把经济内化为财富掌握度，这样关于国有企业与私人企业的对立关系正好可以解释国家的衰亡。资本主义之摆脱专制在于其生产方式，发达的科学导致了每个人都是科学家，有不同的发明，从而，新的贵族一定是建立在过去统治经济的漏洞下，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互相利用，而不是传统国家只局限于利用固定的资源，比如土地，人口等，这样就不会形成阶级矛盾，新生的贵族不会去抢夺其他贵族的东西，所以形成了民主制。通过同行业兼并，走上垄断资本主义，这样军火，石油、科技、汽车、手机、房地产等新产业是互相结合的，只有生产方式的改变，比如从石器铜器到铁器以及当下的大机器都是对于土地的作用，而蒸汽机和内燃机都是对于动力的竞争。

四、结语

自然科学在西方已发展百年，现如今我们即使全力追赶依旧无望，创新的定义为“为国家赚取的真实财富”，所以我们要采取“非对成性”发展策略，大力发展西方国家还没有完成的漏区——人文科学化，依托优先完成人文科学化的基础，发明西方尚未完成的技术创造如真正的人工智能、全息克隆以及对抗金融、人心的历史武器，才能很好地完成弯道超车。而理想化方法在历史学的成功就是最好的例证。引入理想化研究思路，可以取出本质规律点，消除个性的干扰。所谓的研究对象不同，只是因为研究方法的不同，导致了最终的区别，而不是最初就是区别的。

参考文献

何兆武2003《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分析的历史哲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李春平2003《当代西方史学理论·新康德主义的史学理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石  英2017《从质性研究到大数据超越与回归》，《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第2期。

蒋廷黻2014《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上卷），东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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