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青年学者马特•奥贾对苏联农业集体化动因的多维审视

摘 要：美国乔治敦大学哲学博士马特·奥贾主要从消除城乡差别、工业—乌托邦风气以及城市中心论等视角，对苏联农业集体化的动因展开分析，观点较为新颖，通过梳理其主要观点，可以为国内学人提供必要的参考。

关键词：苏联；农业集体化；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19.31.069

苏联农业集体化是苏联通过合作社把个体的小农经济改造成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过程。1929-1933年苏联大规模开展将个体小农私有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大集体经济的运动。为适应社会主义工业化发展的要求，1928年11月，联共（布）中央全会决定加快农业集体化步伐。到1937年，大多数农户参加了集体农庄。农业集体化消灭了富农阶级，为农业机械化、现代化开辟了道路。关于苏联农业集体化的起源和动因，海内外学界众说纷纭。笔者选取美国青年学者中观点较为新颖的乔治敦大学哲学博士马特·奥贾（M.A.Matt F.Oja）的相关研究成果，梳理其主要观点，为国内关注苏联农业集体化的学人提供必要的参考。归纳起来，马特·奥贾主要从消除城乡差别、工业—乌托邦风气以及城市中心论等视角，来探寻苏联农业集体化的深层次动因。

1 消除城乡差别的途径

在马特·奥贾看来，传统的布尔什维克强调生产基础对文化上层建筑的影响，生产领域的融合预计也会带来社会和文化其他方面的融合。这一假设认为，对无产阶级革命在这个以农民为主的国家所面临的无数问题而言，农业集体化为消除城乡之间由来已久的鸿沟，为解决农民问题带来了希望，而农民问题是整个20世纪20年代苏联共产党人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如果农业能够按照与工业相同的生产原则进行重组，农业劳动力就会自然而然地具备城市无产阶级的文化和心理特征。1929年在农业部门进行的集体化，通过变革生产关系，应该能够在一场真正的文化革命中造就新的农民阶级——一个深刻的社会和个人转变农民的桥梁在城市和农村的差别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這次文化革命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农业集体化的现代生产组织及其所带来的生产力提高所产生的农业日益发展的产物。苏联共产党的领导层普遍认为，当农民有了更多的食物、体面的住房和更多的闲暇时间，他们就会更愿意学习读书，养成城市生活的习惯和态度。但也有人认为，生产过程本身会对落后农民的心理产生迅速而根本的改变，而这一点往往是党的领导人明确提出的。布尔什维克长期以来的决定论传统认为，生产是一切进展的基础，这进一步助长了对农业集体化生产组织的广泛崇拜。1929年，斯大林革命来到了农村，这场革命不仅在经济和政治控制领域，也在文化领域发起了攻击。的确，甚至很难作出这样的区分，因为整个农村改造的目的是通过同时改造农村生活的所有方面。然而，生产是关键。斯大林的土地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一种假设所驱动的，即农民的落后文化和保守的政治观点是他们不发达的生产水平的产物。解决办法很明显：把农业转移到最先进、最先进的生产体系——即像工业那样进行集体生产。其直接后果是，农民的心理、文化，尤其是政治态度——正如斯大林所说，他们“对城市的不信任”——也将迅速变得先进和进步。简而言之，它假定农民的思想和行为就是农民阶级的，因为他们像农民一样工作；因此，如果能让他们像无产阶级一样工作，他们很快就会像无产阶级一样思考和行动。至少在理论上，解决农民长期代表的经济和政治问题的关键在于一场真正的农业集体化革命：不是通过恐吓和驱逐农民，而是通过迅速把他们转变为文化和政治上进步的农村无产阶级。最终的结果将是永久解决农民问题。通过农业集体化来将农民的世界无产阶级化，斯大林不仅希望在工农之间产生一种战术意义上的调和妥协，而是农村和城市的真正和最终的统一。

2 工业—乌托邦主义的影响

在马特·奥贾看来，苏联农业集体化背后的假设是不可阻挡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决定论逻辑的产物。当时的苏联人普遍认为，技术和生产组织是辩证相互依存的，当其中一个发生变化时，另一个也必须发生变化。蒸汽机彻底改变了工业生产的性质，带来了一种全新的组织体系；正如蒸汽机在最初的工业革命中所起的作用一样，拖拉机的引进——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拖拉机在“当前农业工业革命”中所起的作用并不罕见——同样注定会彻底改变农业组织。现代技术有望大大提高生产率，但前提是它能与最现代的组织系统相结合。这个系统就是大规模生产流水线——亨利·福特和蒙大拿农民汤姆·坎贝尔的系统都是泰勒主义及其变种。因此，强调物质世界的力量，特别是生产方式对文化、心理和态度的改造，当然是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直接继承。马特·奥贾将这种思维称之为工业—乌托邦主义。这并不是指斯大林主义在20世纪20年代构思和培育的一个精确的总体计划或蓝图，然后在适当的时候有条不紊和毫不留情地执行。正如摩西·莱文（Moshe Lewin）所言，斯大林主义多数派在1928年初决定结束新经济政策，那时他们还不清楚替代新经济政策的形式和行政结构。在1928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组织和经济结构存在着某种真空，工业—乌托邦主义的主流思想和假设在填补这一真空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工业—乌托邦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按照现代工厂制度的模式改造生产过程而实现的，现代工厂制度的显著特点是用规模更大的集体企业取代个人生产；现代技术与电气化的应用引进了现代科学的生产组织方法。这一模式被认为是改造农民、实现真正的农村社会主义化、彻底解决农民问题、实现农业部门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在斯大林发动农业集体化革命的时候，苏联工业乌托邦的风气非常普遍。这种风气广泛存在于共产党领导层的思想中，也存在于农村较低层的活动人士中，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苏联20世纪20年代的几种主流知识潮流。理查德斯蒂茨（Richard Stites）对20世纪20年代俄国各种乌托邦思潮进行了富有洞察力的分析。由于缺乏理论指导，20世纪初俄国知识分子对土地的社会主义性质进行了大量的思考。1917年前后，这种猜测是经常就乌托邦式的愿景未来进行激烈论战。到20世纪20年代，这个问题已经成为城市化者和去城市化者之间争论的核心。正如理查德斯蒂茨所指出的那样，斯大林主义本身并不是乌托邦主义的终结，而是这场旷日持久的在彼此竞争的各种乌托邦思想之间所进行的混战的终结，这一终结是通过强制推行一种单一的强制性乌托邦愿景而实现的。斯大林在20世纪末粉碎了革命乌托邦的自由竞争，取而代之的是他自己的统一的乌托邦。这个愿景就是马特·奥贾所说的工业乌托邦主义，从本质上说，它非常类似于最极端的城市主义者/工业主义者在城市主义者/反城市主义者轴心上的地位，这条轴心贯穿了俄罗斯乌托邦思想的整个传统。斯大林主义工业—乌托邦主义正是直接从这一知识传统中产生的。换句话说，马特·奥贾认为，苏联农业集体化不过是这种工业—乌托邦主义合乎逻辑的产物。

3 城市中心论的产物

马特·奥贾指出，马克思对农民并不重视，马克思认为农民在社会的革命性变革中所起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观点，是众所周知的，几乎不需要详细阐述。马克思把法国农民比作一袋马铃薯，认为农民是一个保守的阶层，在即将到来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他们充其量只能扮演一个被动的角色。马克思几乎所有关于阶级斗争和历史进步的理论预言，当然都是以城市工人及其意识的觉醒为中心的。这种压倒性的城市中心論的理论背景，在布尔什维克的组织经验中得到了反映和加强。正如摩西·莱文所说，“布尔什维克是一个杰出的城市政党，对农村的现实并不了解，对农村落后和保守的农民大众表现出很少的耐心。”因此并不奇怪，关于农民应该在1917年革命之前或革命之后扮演何种角色，布尔什维克内部也没有达成真正的共识，只有一些非常模糊的想法，即按照俄国农村公社传统，认为农业部门应当在一些大型集体生产单位中进行组织和得到发展。简而言之，在20世纪20年代苏联共产党人关于农村如何进行社会主义方面，存在严重的理论真空，关于如何才能真正把社会主义带给农民，甚至农村的社会主义会是什么样子，并不清楚。按照马克思的名言，社会主义将见证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的出现，如何将其与苏联1920年代初的实际情形进

行协调，存在着巨大的困难。当时苏联的工人和农民之间的差距似乎呈现出差距日渐增大的趋势，农民在革命之后，又回到其古老的生活和生产方式之中。列宁对这件事尤其感到不安；他的结论是，如果要实现社会主义，这些阶级必须以某种方式联合起来。考虑到布尔什维克的思想基本属于城市中心论的范畴，因此人们就不难看到，列宁经常对俄国农民的文化落后表示遗憾，并明确地支持城市文化。例如列宁1923年1月在文章中指出，最近的一份报告在识字率方面“显示，我们还是要做大量艰苦的工作，来使农民达到普通西欧文明国家的标准。”正是从这种城市中心论出发，布尔什维克提出了工农之间的具体联合方法，这就是布哈林在其极具影响力的入门著作《共产主义ABC》中对集体农业的讨论在题为“为什么未来属于集体农业？”的一节中。布哈林将大型农村公社描述为：一个更完善的农业体系，一个共产主义的体系，它将有能力把我们的农村人口从现存的侏儒农业体系中野蛮浪费的能源中解救出来；把俄罗斯从野蛮的土地枯竭中拯救出来。

参考文献

[1]王瑞萍.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M].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14，（10）：640641.

[2]M.A.Matt F.Oja，The Quest for the Ultimate Smychka： Stalinist Utopianism and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Soviet Agriculture，1929-1941[D].Georgetown University，1994：25.

[3]Moshe Lewin，The Making of the Soviet System[J].Pantheon，1985：91.

[4]Richard Stites，Revolutionary Dreams： Utopian Vision and Experimental Life in the Russian Revolution[M].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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