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的德性解读

摘要：技术的德性，与作为生命体的人的出现及其进化密切相关，是理智德性、道德德性和审美德性的汇聚，并蕴涵着四重交互效应及其发展的关系，即人类史和自然史的交互效应及其发展、人性和物性的交互效应及其发展、技术史和道德史的交互效应及其发展、义利（应然与实然）的交互博弈与发展。在技术—德性发展进程中并非总是为人类带来善或者幸福，甚至还产生了技术—幸福的德性悖论。超越这一悖论，须解构技术德性悖论产生的义—利失衡逻辑，重建以绿色发展之义为引领、义—利平衡且相长的技术德性应然—实然逻辑。为此，一是须确立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理念，贯彻习近平绿色发展的思想，汲取我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以厚德、崇道、重义、勿受物役为技术德性的价值导向;二是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以“爱人利物”、勿伤物道为伦理原则;三是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绿色生产—消费的生态伦理精神，以实现“天人合一”的愿景。

关键词：技术;人性;物性;德性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3160（2019）05-0104-12

引言

技术与德性似乎风马牛不相及。因为就技术而言，其狭义是指根据生产实践经验和自然科学原理而发展成的各类工艺与操作方法及其相关技能;其广义还关涉相应的生产工具及相关的物质设备以及生产的工艺过程或作业程序、方法。[1]因而技术似乎与人无关。实际上，这只是揭示了技术的工具性规定，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这仅阐释了技术是“合目的的工具”。在现实中，技术还可以从人类学视角界定其是“人的行为”[2]925。海德格尔认为，这两种对于技术的规定，实际上是一体的。因为从人的行为来看，技术就是关于目的的创造与合目的地利用工具。技术不仅包含对工具、仪器和机械装置的制造和利用，而且包含技术为之服务的相关需要和目的。这样，技术与德性不再是“风马牛不相及”，而是具有内在相关性。

德性出自《礼记·中庸》，曰：“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郑玄注曰：“德性，谓性至诚者也。”德性是由“德”与“性”合成。许慎在其《说文解字》中对“德”进行了这样的解释：“德，外得于人，内得于己也。”如《庄子·天地》曰：“物得以生谓之德。”《荀子·非十二子》曰：“不知则问，不能则学，虽能必让，然后为德。”即一个人要做到“问”“学”“让”才能算是有“德”。关于“性”，《说文解字》是这样解释的：“性，人之阳光，性善者也，从心、生声。”由此，可以认为德性即人道德品性，或指人的自然至诚之性。

亚里士多德则把人的德性分为理智的德性和道德的德性两类。在他看来，理智的德性通过教导而生成、培养起来，需要经验和时间;道德的德性则来自习惯的养成。[3]35实际上，在亚里士多德的德性类型中还蕴涵了审美德性，他指出，“每种德性都既使得它是其德性的那事物的状态好，又使得那事物的活动完成得好;比如，眼睛的德性既使得眼睛状态好，又使得它们的活动完成得好（因为有一副好眼睛的意思就是看东西清楚）。同样，马的德性既使得一匹马状态好，又使得它跑得快”[3]44。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德性具有一种使某物达到良善的性质，因此拥有德性就能实现这一目的，缺少了它就会妨碍这一目的的实现。

那么，人的德性何以生成？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中的论述回答了这一问题：“随着劳动而开始的人对自然的统治，在每一个新的进展中扩大了人的眼界。他们在自然对象中不断地发现新的、以往所不知道的属性。另一方面，劳动的发展必然促使社会成员更紧密地互相结合起来，因为它使互相帮助和共同协作的场合增多了，并且使每个人都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共同协作的好處。”[4]512这说明劳动创造了人，从而使人异于禽兽。不仅如此，劳动使人认识了自然，认识了自身，认识并与自然、他人结成一定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进而形成了人与社会的关系、己我关系，进而生成了一定的德性。那么人如何劳动？一定要学会制造和使用劳动工具。而在制造和使用工具的过程中，便生成了技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技术是人的行为”。因此，技术的德性就其本质而言，是人的德性在技术中的展露。

技术的德性与作为生命体的人的出现及其进化密切相关[5]384，因为人作为生命体对环境的适应具有自觉性、能动性、目的性，而“技术活动是人的主观能动性、行为目的性的集中表现;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核心部分”[5]390，技术是在制造和使用工具的过程中形成的，“自觉的能动的行为目的性，是技术的内在实质”[5]388。技术德性就其形态而言，是理智德性、道德德性和审美德性的汇聚。它蕴涵了四重双螺旋式的交互效应及其发展结构：一是自然史与人类史的交互效应与发展;二是人性与物性的交互效应与发展;三是技术史与道德史的交互效应与发展;四是义利（应然与实然）的交互博弈与发展。

一、技术及其德性辨证

了解技术及其德性的内涵，首先须解读自然史与人类史交互作用的双螺旋式发展。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联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6]技术及其德性生成绝非偶然，而是与自然界产生了具有自调节、自复制生命的人密切相关。而人的产生既是自然界遗传和变异进化发展的结果，又是人类自身及其社会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这意味着，从人的产生之始，自然史与人类史就处于相互作用的双螺旋式发展之中。

就自然界中的生命而言，在于其对自身的否定，即在其自我扬弃过程中不断自我更新。而作为显现生命本质的生命体，它在与其生存（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得以产生、保持和延续。这种相互作用，既表明了生命体与（自然）环境的联系，又显示了二者的区别。生命体之所以有别于自然界的无机物，就在于它是一个开放系统。它吸收、消化外界提供的物质与能量，在吸收、消化这些物质与能量的过程中，“死里求生”——生命体在死的扬弃之中不断更新自身，使其自身生生不息。因此，生命体及其人的出现，标志着自然界自身产生出与自己相对立的否定因素。不仅如此，作为生命体高度发展的人，不但有其血肉之躯，更有其意识和思想，即产生了作为主体的人及其意识。因而他不再是自然界简单消极的、被动的派生物，而是具有主观能动性、行为目的性和社会组织性的行为主体。与其他的行为主体不同，人不仅为自己立法，而且为自然立法——反作用于自然界，使主观见之于客观：使自然满足人类的需要，并能自觉地、能动地改造（自然）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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