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科学哲学中的“实践转向”及真理标准问题

摘要：科学哲学的“实践转向”既是对当代科学技术发展规律的经验揭示和对科学技术活动本质属性的理论概括，也是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当代价值的直接体现。科学哲学的实践转向不是回避而是突显了科学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现实意义。辩证分析、批判和借鉴当代科学哲学实践转向的理论成果，对于正确掌握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以及将其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当中，是有积极意义的。

关键词：科学哲学；实践转向；真理标准；科学技术

中图分类号：N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982（2018）08-0010-09

作为人类社会重要的实践领域，科学研究活动及实验本身历来成为人们加以反思的对象。科学到底是给人们提供一种具有本质属性的或“普遍的”科学知识体系，还是在其建构的过程中始终都贯穿着非理论化的或实践性的活动，因而具有生成性、异质性和情境性？历来哲学家和科学哲学家们都争论得非常激烈。伴随着这种争论，关于有没有科学“真理”、如何检验科学真理、科学实验应当具有什么样的性质和地位，以及应当如何看待科学合理性等问题，也成为人们讨论的焦点。而且这种讨论又与科学实在论本身发生关联，因而呈现错综复杂的情况。20世纪80年代以来，科学哲学中出现了所谓“科学实践学派”，这种“实践转向”一定程度上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它显示出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生命力和解释力。其相关的真理标准问题的研究（如科学仪器在科学实践活动及建构科学概念、提供检验数据等方面的作用），也给人诸多啟示。当然对科学哲学实践转向中的某些观点，我们需要进行批判性的借鉴。必须看到，科学哲学中关于实践转向（集中表现在科学实践学派方面）的一些观点虽然得益于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思考，但由于其方法的形而上学偏向以及科学研究领域的狭隘性，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理解依然存在诸多片面性。这是我们在将科学领域的实践活动方式以及科学实践学派的研究成果推广于社会历史领域中时，应当加以注意的。

一、当代科学哲学的“实践转向”

早在20世纪初，由于现象学、实用主义、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以及以卢卡奇等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西方哲学把实践理解为人类的“生活世界”、“生活形式”和“日常生活”，几乎成为一个主流①。例如，在现象学家胡塞尔看来，生活世界就是实践的世界。生活世界是通过人的活动而形成的，是人的实践的领域。他说：“生活世界对于我们这些清醒地生活于其中的人来说，总是已经在那里了，对于我们来说是预先存在的，是一切实践（不论是理论的实践还是理论之外的实践）的‘基础’。世界对于我们这些清醒的，总是不知怎么实践上有兴趣的主体来说，并不是偶然的一次性的，而是经常地必然地作为一切现实的和可能的实践之普遍领域，作为地平线而预先给定的。”② 他认为就科学而言，不仅像物理学这样的经验科学源于生活世界，而且像数学这样的形式科学也可以在生活世界中找到根源。因为数学的先验性根源于生活世界的先验性。“客观的逻辑的层次上的普遍的先验性——数学的以及所有其它通常意义上的先验的科学的普遍的先验性——奠基于一种本身是更早的普遍的先验性之中，即正是纯粹生活世界的先验性之中。”③ 有学者认为，这一思想与列宁关于逻辑规则源于实践的思想是一致的④。同样，在海德格尔看来，我们的在世方式涉身地包含着对于这个世界和我们自身的某种解释，它本身就可以被我们日常实践的解释所阐明；事物为何和如何，都以我们和周围事物打交道的方式呈现出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情况进一步发生了变化。美国当代科学哲学家迈克尔·林奇（Michael Lynch）指出，伴随着战后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以及对叙事和实际活动的兴趣的复兴，哲学家和其他学者开始关注传统的关于合理性、实践理性、意义、真理等认识论主题，认为知识不能从广泛而多变的语言和实践的环境中孤立出来，理性由于行动被赋予，规则由于行动被唤起，意识由于行动被明晰，真理由于行动被需要。超越早期的实用主义哲学家和日常语言哲学家的理想化、典型化的研究，当代研究者更关注各种“实际的”运用⑤。

在科学哲学的发展中，在经历了从心理主义和逻辑主义的发展之后，哲学家们渐渐意识到科学哲学不仅不能远离一般的生活世界，而且尤其不能远离科学研究本身的实际的历史过程。对于科学哲学家来说，科学家的日常研究活动是最直接的反思对象，因而是最重要的实践方式的开展。当然，对于不同的科学哲学家来说，“科学的实践”应当作广义的理解：不仅仅包括科学实验（以及观察）这样的主体对于客体的操作活动，而且也应当包括在科学研究过程中不同科学家之间即不同主体之间所进行的各种形式的互动，如合作、争辩、理论评价和理论选择，以及科学问题的解答等。就前一种意义而言，在操作主义者、物理学家布里奇曼那里，牛顿力学中的时间、同时性等概念和爱因斯坦相对论中的概念被看作属于完全不同类型的概念——前者是根据其性质来定义的，而后者则是通过一套相应的操作来定义的。就后一种意义而言，在科学进步主义者拉瑞·劳丹那里，科学问题的解决被当作科学的根本目的：“科学本质上是一种解题活动。”⑥ “只要一个理论对一个问题做出了近似的陈述，就可以说这个理论解决了这个问题；一个理论是否解决了一个问题，与理论的真假或是否得到好的确证或坏的确证无关。”⑦

到20世纪80年代，对于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的超越导致后SSK学派对科学活动的文化研究和实践研究，形成了比较集中的“实践转向”。不仅有常人方法论（ethnomethodology）的研究，还有自然主义的、阐释学的研究，并与“地方性知识”结合起来。例如，对科学的场地性、情境性、空间性的研究，使得科学的实践性体现在不同的“场域”之中。如实验室、博物馆、田野、医院以及人的身体等，都被看作各种形式的具体的实践活动场所。“实践性和功能想象力在这里很受重视。当地的条件暴露了当地的问题，需要符合当地情况的解决办法。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科学不可避免是一种具有当地性的实践。”⑧ 不仅如此，科学与权力、利益的关系使得科学本身在许多时候总是被各种权力架构所控制，也被各种利益集团所驱使。科学的思想和实践始终被部署进国家层面和地方层面身份认同的建构与巩固过程之中，它既成为一种意识形态，也成为一种实现利益的工具。不仅科学知识的生成是如此，科学知识的传播也是如此。它受到不同地方性实践的制约。例如，由于达尔文生物学对于人种起源所持的一元发生（monogenetic）观点与认为人种源于不同的属类且各有其起源的理念不同，因而在美国南部种族主义盛行的地方，它遭到了强烈的反进化的“待遇”。相比之下，在新西兰，达尔文进化论受到支持。因为它使得生存竞争具有了正当性，使得对土著毛利人的驱使变得合法化。而对于俄罗斯的进化论者来说，达尔文主义的竞争理念与西伯利亚的土地与气候不尽相符——它似乎是一个来自热带并服务于热带的理论。因此在俄罗斯，达尔文主义要存在下去就必须没有马尔萨斯主义的色彩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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