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治水地域范围新论

提要：出土文献和考古发现为研究大禹治水范围提供了新的材料。尧舜禹时期洪水在多地不同程度地发生，但主要发生地应是河济之间，即古兖州地区，位于华夏、东夷两大部落相邻地带，这主要由于该地区的社会条件，即人口数量、生产力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交通运输及治水工具等所决定。大禹治水涉及的范围更广些，北到冀州部分地区，东到大海包括青、徐等州，东南及扬州，南达荆州北部，西到豫州、雍州部分地区，但主要治理对象是黄河下游河道，还包括附近的河流、湖泊和沼泽。

关键词：大禹治水；华夏、东夷；地域范围

大禹治水发生在我国先民迈进文明社会门槛的时候，是一个至为关键的历史转折点，对我国上古社会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近发现的西周中期的赞公盨是西周中期偏晚的铜器，提供了大禹治水传说在文物中的最早例证。关于大禹治水的地域范围，众说纷纭。有些学者认为治水集中在一处，但对具体是何处的看法差别较大。如顾颉刚认为在南方，徐旭生、沈长云认为在古兖州，吕思勉认为“禹之治水亦仅限于一隅”，马宗申认为在汾河平原的可能性要大得多。另外一些学者如杨善群则认为，“大禹当时治水的地域几乎遍及九州”。上海博物馆竹简《容成氏》所记九州虽与《尚书·禹贡》记载的九州之名不完全相同，但是皆云禹治水之地遍及九州。这些引发了我们重新思考和研究大禹治水的有关问题，尤其是大禹治水的地域范围。本文结合新出材料对这一学术公案予以深入剖析，希冀有助于相关问题的再认识。

由于河流、气候和地理等多种复杂因素，洪水的发生往往有一定的时间和地区，尧舜禹时期洪水的情况也是如此。尧舜禹时期黄河下游地区是地势平坦低洼的平原。徐旭生曾考证：“伏牛、外方、太行各山脉东边的大平原，一望无际，走过几百里不见一个小山坡的地方到处都是。湖、河的底同岸的高度的差别有些地方不过几尺。在那样的地方雨潦稍多，就很容易成灾。”考古发现材料也证明这一说法的正确。尧舜禹时期属于龙山文化晚期。山东阳谷景阳岗龙山文化城遗址位于黄河下游地区鲁西北黄河冲积平原，出土“蚌刀、镰两用器，以大蚌壳磨制”，角戈形器“系鹿角磨制而成”。蚌生活在河流、湖泊或者沼泽中，鹿生活在森林中或草原上，说明这一带的地貌特征是平原上有河流、草原和森林等。这可以说代表了龙山文化时期黄河下游地区的一般地理特点，即地势平坦，河流、湖泊、沼泽众多。黄河中上游地区年降雨集中在7-10月的夏秋季节，而且多是暴雨，往往几天之内的降雨量占全年的雨量一半以上，造成黄河下游的洪水；“同时又因黄土质地疏松，无植被的良好保护，易受冲刷侵蚀，每遇暴雨，即随洪水将大量泥沙带入下游河道”。黄河由晋陕之间的峡谷携带大量泥沙奔腾而出，来到地势平坦的下游平原，水流速变缓，携带的泥沙容易淤积。这样时间既久，河床变高，容易造成河道淤塞，导致河水四散奔流，最后造成水灾。因此，地势平坦的黄河下游地区容易为洪水所困。

古兖州是黄河下游最为低洼的地区之一。《尚书·禹贡》云：“济、河惟兖州。”《尔雅·释地》云：“济、河间曰兖州。”古兖州大致包括今鲁西、鲁西南及其附近地区。这一地区低洼处原本有很多湖泊、沼泽、河流，如菏泽、巨野泽、雷泽和济水等等。此处重点说明济水这条重要河流对古兖州的影响。济水发源于今河南济源王屋山，东流经今山东省入海。在古代济水与江、河、淮并称著名的“四渎”。济水的特别之处在于以浩大之势从西向东流过地势平坦低洼的古兖州地区。兖州之“兖”字，即与济水有关。《说文·水部》云：“泲（济水），沇也……”又云：“沇，水出河东东垣王屋山，东为沸（济水）。”沇水一般指济水的别称，有时指济水的上游。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说小篆“沇”字，“隶变作兖，此同义而古今异形也。”可见古兖州地区与沇水（济水）的关联。如果黄河、济水皆发洪水，则会造成河、济之间的古兖州平原出现严重的水患。在探讨古兖州地区被水患所困的原因时，黄河、济水对古兖州平原地理自然环境所起的作用都应该给予重视。

尧舜禹时代气候突变、降雨增多，是导致古兖州地区发生洪水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气候不是恒定不变的，而是会发生变化。“在近五千年中的最初二千年，即从仰韶文化到安阳殷墟，大部分时间的年平均温度高于现在2℃左右。”尧舜禹时代气候突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淮南子·本经训》云：“逮至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尧的时候，太阳光强，以致气温很高，天气炎热，农作物无法生长。另一方面，气候非常湿润，降雨增多。一些学者注意到这个问题，并以此说明大禹时期洪水的成因。有学者指出：“根据对古气候的研究，在长达数千年的仰韶温暖期内的数百年问，黄淮海平原曾有一次气候波动，形成一次低温事件……此后的气候回暖，带来了雨水暴降，以至尧、舜、禹时期‘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荀子·富国》云：“禹十年水。”《庄子·秋水》云：“禹之时十年九潦。”《淮南子·齐俗训》云：“禹之时天下大雨，禹令民聚土积薪，择邱陵而处之。”尧舜禹时代经常下大雨，积水很难排出，容易形成洪涝。

古书的记载也描述了当时洪水苍茫的严峻情形。《尚书·尧典》云：“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孟子·滕文公下》云：“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应该说明的是，尧舜禹时代兖州以外区域有没有发生洪水的可能呢？《孟子·滕文公上》云：“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从“天下”这样的用词来看，对这场洪水的规模和范围要有充分的估计，在四周更广大的地区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洪水发生。但河济之间地势低洼的古兖州是洪水的主要发生地，而洪水严重危及生活和居住在古兖州及周围地区的华夏、东夷等部落。

对于我国上古几大族群包括华夏、东夷等部落的划分，过去学者曾有探讨。傅斯年认为：“在三代时及三代以前，政治的演进，由部落到帝国，是以河，济，淮流域为地盘的……三代及近于三代之前期，大体上有东西不同的两个系统……夷与商属于东系，夏与周属于西系。”徐旭生认为我国氏族社会发展的后期即部落及部落联盟时期，部族可分为华夏集团、东夷集团和苗蛮集团。这大概是上古族群的基本情况。

华夏部落也称夏部落。《国语·周语下》记禹因治水有功，被“赐姓曰姒，氏曰有夏”。《国语·鲁语上》说：“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夏人祭祀祖先的时候，向上溯源到颛顼和黄帝。《史记·夏本纪》亦云：“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项……颛项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禹的父亲鲧在《国语·周语下》中被称为“崇伯鲧”，禹在《逸周书·世俘》中被称为“崇禹”。沈长云推测认为当时的崇山“在豫鲁之交的古河济之间。”所以夏禹部落的活动范围达于河、济之间的古兖州。

河南濮阳县高城遗址的发掘可以从考古方面提供证据。《河南濮阳县高城遗址发掘简报》指出高城遗址的“遗物多为陶片……包括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以及殷墟、东周等多个时期的遗物。”高城遗址包括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说明此处的二里头文化很可能由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发展而来，而二里头文化和华夏部落有重要关系。沈长云认为，通过对考古发现的古河济地区中心即今濮阳龙山古城聚落群的考察，可证濮阳即文献所称的禹都阳城。根据《汉书·地理志》的记载，濮阳“本颛顼之虚，故谓之帝丘”。禹是颛顼的后代，所以禹的部落也可能曾经在这一带居住过。

东夷部落分支众多，有“九夷”之称。东夷族出现过多位著名的部落首领，其中最著名的当属舜。《国语·鲁语上》云：“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可见舜的部落与颛项亦有渊源关系。《史记·五帝本纪》说：“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雷泽，又称雷夏泽。《尚书·禹贡》述及兖州时说：“雷夏即泽。”则雷夏泽在古兖州。从这一地点来看，舜率领的东夷族活动范围达于古兖州。

根据考古资料，也可以看出东夷族活动范围。有关研究报告指出，景阳岗龙山文化城址位于鲁西北黄河冲积平原阳谷县张秋镇景阳岗村，文化堆积较厚，出土了丰富的遗物，包括陶器、骨器、蚌器、角器、石器等；陶器数量最多，依据陶质可分为泥质陶和夹砂陶两大类；“陶器的基本组合及器物形制……总体上属山东龙山文化范畴”；“景阳岗龙山城址所处的鲁西北地区，正是中国古代东西文化交汇地带”。由此可见，鲁西北地区的龙山文化城址与善于制陶、并创造山东龙山文化的东夷部落有一定关系。因此从考古的角度可以推测东夷部落活动的范围，西可延伸到鲁西地区也就是古兖州范围之内，与夏部落临近。

总之，洪水最为严重的古兖州是华夏和东夷部落生活和居住的相邻地带，以致于治理洪水成为两大部落要共同面对和解决的非常重大的问题。

远古时期本来没有抵御洪水的堤防。《国语·周语下》云：“古之长民者，不堕山，不崇薮，不防川，不窦泽。”那个时期人们很少改变自然界原有的情形。这既受限于当时的生产力和科学技术水平，亦和人们的认识观念有关。到颛顼与共工时代，水患已经出现。《管子·揆度》云：“共工之王，水处什之七，陆处什之三。”共工部落的周围，水面占十分之七，地面只露出十分之三，可见水患之重。《左传》“昭公十七年”说“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共工氏之族是五帝时代著名的治水部落。共工氏的“传说几乎全同水有关”，“同水有很深的因缘”。共工氏打破陈规治理洪水。《国语·周语下》云：“昔共工弃此道也……欲壅防百川，堕高湮庳，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祸乱并兴，共工用灭。”“共工氏采用堵截洪水的方式，让洪水流向别处以使本部落免于水患。共工部落居于河南辉县附近，与颛顼所居的濮阳相距不太遥远。正因为如此，颛项部落受水患影响较大，与共工氏出现矛盾。《淮南子·兵略训》云：“颛顼尝与共工争矣。”这种斗争一方面是当时部落关系的正常现象，另一方面反映出各部落尚无法联合治理水患，实则不能推进这一工作的有效进展。

到尧舜禹时代，黄河中下游的部落联盟发展的更加成熟。根据《尚书·尧典》的记载，经过鲧治水的失败，舜命禹为司空“平水土”，实际上意味着以舜为代表的东夷部落与禹代表的华夏部落联合治水。

大禹治水建立在一定的社会条件基础之上，包括人口数量、生产力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交通运输及治水工具等。这些社会条件使禹治水的范围受到限制，必须选择重点治理的地域。

原始社会末期，人口稀少，劳动力数量有限。《韩非子·五蠹》云：“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这对那一时期人口情况的追溯是大致正确的。对于尧舜禹时代的人口数量，由于当时没有文献记载，所以很难做出非常准确地估计。有研究表明，在原始社会末期，可能会达到“三四百万人口”。当时总人口数少，而且还需要一定数量的人来从事农业和畜牧业等生产劳动，这些因素都会使参加治理洪水的人数更少。在这些条件的制约下，很难有足够的人力到本部落以外的地区去治水。

尧舜禹时代，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原始农业、家畜饲养业已经出现。一部分土地逐渐被开垦出来，用于种植粮食作物。一些适合耕作的原始农具已经出现，像铲、锄、耜和犁等。人们过着定居的生活。“从古籍的描绘和对先秦人类遗址的分析中可以形成这样一个人口分布景观：从事农业的人类分小群聚居在一些可灌溉的原始耕地上。在聚居点附近即是未开发的原始森林。”考古发掘也证明了这一点。我国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的人类遗址“几乎全是分布在具备灌溉条件的河流旁边（特别是黄河流域）或者肥沃的草原上”。“城子崖龙山文化城垣遗址，是建筑在龙山镇之东的武源河西流而又转折向南流的河湾内一个高台地上……”河南登封王城岗龙山文化城址也有类似的情况，位于两河交汇处的高台地上。这些龙山文化城遗址位于河边高地。人们住在靠近水源的高地上，便于饮水和农业生产；但当洪水来临之际，他们就会受到洪水的包围。原始的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等生产活动都会受到影响，因此为大规模地治水提供充足的物资是非常困难的。

当时交通运输工具也比较原始。《尚书·禹贡》说，禹“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禹和部众翻山越岭。《史记·夏本纪》说，禹“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棒”。可以推测，那时的车、船等交通工具都很原始，并且行速慢。如果到很远的地方去治水，行进会很困难。原始的运输工具难以及时运送大量物资，甚至包括劳动力所需的饮食等生活物品。因此，由于山川阻隔、交通不便等条件的制约，禹和部众即使能到达距离他们非常遥远的地方，也不能重点治理。

尧舜禹时代处于龙山文化晚期。山东茌平教场铺遗址2004年发掘出陶器、石器、骨器、蚌器、角器等重要遗物，有大量蚌刀、蚌镰、蚌铲、骨锥、骨镞、石凿等。这些劳动工具属于海岱龙山文化中期晚段或晚期早段。教场铺遗址地处鲁西，在原始社会末期属于华夏、东夷两部落相邻的地带。因此这些工具大体反映尧舜禹时代的劳动工具情况，即人们比较广泛地使用了陶器和磨制石器。那个时代，是否已有青铜器，学者们尚无一致的看法；没有铁器，基本为共识。在施工治水和修筑高大坚固的堤坝过程中，使用木、石等劳动工具，用于土方工程施工尚可，但对石方工程施工却有比较大的困难。

综上所述，水患发生的主要地区和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了大禹治水选择的主要地域。对那些水患比较严重、直接威胁到他们部落生存的地域，并且是他们力所能及可加以治理的地方，他们会优先考虑选择重点治理。较早的文献记载也印证了这一点。《史记·殷本纪》引《汤诰》云：“古禹、皋陶久劳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东为江，北为济，西为河，南为淮，四渎已修，万民乃有居。”河为黄河，济为济水，淮为淮河，江为古沂水（沂河）。由此观之，大禹治水的主要地域当在河、济、淮、沂之间，即古兖州及其附近地区。《尚书·禹贡》记禹率领部众疏通黄河下游河道，“播为九河”。黄河下游河道无疑是治水的首要目标。然后济水也在重点治理的范围之内。雷泽、菏泽、巨野泽等三个大泽以及附近的濮水等河流比较密集的分布在豫东、鲁西地区，介于华夏、东夷部落之间，容易造成水患，也要下大力气治理。总之，大禹治水的主要治理对象是黄河下游河道，还包括附近的河流、湖泊和沼泽；主要地域应是华夏、东夷两大部落的相邻地带，即河济之间的古兖州及周围地区。

四

禹所领导的治水是一项非常庞大的工程。《禹贡》云大禹治水遍及冀、兖、青、徐、扬、荆、豫、梁和雍九州。《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有《容成氏》一篇，亦记禹治九州之水：

禹亲执耒耜，以陂明都之泽，决九河之阻，于是乎夹州、徐州始可处。禹通淮与沂，东注之海，于是乎兢州、莒州始可处也。禹乃通萋与湯，东注之海，于是乎蓏州始可处也。禹乃通三江、五湖，东注之海，于是乎荆州、扬州始可处也。禹乃通伊、洛，并瀍、涧，东注之河，于是乎豫州始可处也。禹乃通泾与渭，北注之河，于是乎州始可处也。《容成氏》“九州”与《禹贡》“九州”大同小异。夹州相当《尚书·禹贡》等书的兖州，兢州相当《尚书·禹贡》等书的青州或《尔雅·释地》的营州，莒州在沂水流域而《尚书·禹贡》未记，菔州即《周礼·夏官·职方氏》的并州而于《尚书·禹贡》未记，虐州相当《尚书·禹贡》之雍州。怎么理解《禹贡》或者《容成氏》所说的禹曾经治理“九州”的水患呢？

为了勘察地形、了解河流的走向等，禹和部众也会根据实际情况扩大活动范围，当不止于古兖州地区。《吕氏春秋·爱类》云：“昔上古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河出孟门，大溢逆流……名日鸿水。”如果想治理好黄河下游，就必须溯源而上龙门等所在黄河中游地区，关注豫州即中原地区的一些河流，如影响黄河水量的黄河支流伊、洛之水；或有可能到达黄河中游的某些地方，治理泾、渭之水，即雍州之地。禹疏通黄河的下游河道，由兖州东下直到大海边，治理淄水、潍水、汶水、泗水和沂水等河流，这是青州或者莒州之地。禹和部众在治理黄河下游的时候，“九河既道”，其中最北的河流位于冀州的东南部，已经接近海河流域，因此大禹曾经到冀州或者还有并州的某些地方治理过水患也是有可能的。但是海河距离华夏部落和东夷部落都比较远，所以即使有洪水也不会对他们产生太大的影响，所以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禹不会将海河作为重点治理的对象。

从地理位置上看，淮河比较远离华夏、东夷两部落居住地的中心地区。《左传》“哀公七年”云：“禹合诸侯于涂山。”此涂山多认为在安徽怀远，临近淮河。《史记·夏本纪》云：“或言禹会诸侯江南，计功而崩，因葬焉，命曰会稽。”这说明禹可能到江淮地区和长江下游的一些地方即徐州、扬州的一些地方治理过水患。

尧舜禹时代，华夏、东夷集团与南方苗人部落尚有斗争。禹和南方苗人部落接触的时候，可能也有治水的行动，或在江汉地区的部分地方有施工。唯有更西南的梁州，可能因为路途遥远，实在难以到达。

大禹治水实际上是以河济之间的古兖州为主要地域，达及附近的豫、冀（或还有《容成氏》之蓏州即《周礼·夏官·职方氏》之并州）、青、徐（或还有《尔雅·释地》的营州、《容成氏》之莒州）等州，在更远的扬州、荆州、雍州的部分地区也有施工。大禹在十三年的时间，可能走过这其中的一些地方；其它地方治理水患的工作，或受大禹的领导，或效仿大禹，后人都称之为大禹治水了。

（责任编辑：谢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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