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民融合国家战略的挑战与对策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对此，我有很深的感触。毛泽东时代，立足站起来，作出了“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战略部署，把大量精力和资源投入到发展尖端科技上，正是因为我们准备打仗，才能够避免战争，也为后来的改革开放赢得了和平的大环境。邓小平时代，立足富起来，作出了“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的论断，把工作重心放到了经济建设上来，综合国力空前增强、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积累了物质基础。习近平时代，立足强起来，发出了“富国和强军相统一”“构建一体化的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的号召。军民深度融合发展，是站起来、富起来之后，实现强起来的第三次飞跃，是通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当前，我国已迈入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的冲刺阶段，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时期。与此同时，我们面临的各种外部压力和风险挑战急剧增多。从安全的角度来看，我们面临“修昔底德陷阱”，是指在发展的过程中，“新型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爆发战争冲突的可能会增大。从发展的角度来看，我们面临“中等收入陷阱”，这指的是一国的人均GDP到了“中等收入”阶段，即3000～10000美元之间的时候，如果不能成功地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那么就无法迈过这个坎，无法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我们面临“塔西佗陷阱”，这是指公权力失去了公信力，无论发表什么言论，做什么事情，社会都会给予负面评价。美国能够长期保持超级大国地位，关键是能将有限资源打造为双向互动的“经济竞争力”和“军事战斗力”；苏联僵硬的军民分割的管理体制，阻碍了军用技术向民用领域的转移和溢出，不仅使其丧失了促进经济发展的机会，也让苏联党和政府大失民心，失去了执政根基，这才是真正拖垮苏联的原因。因此，安全、发展、意识形态是一个事物的3个方面。同时跨越这“三大陷阱”，既要克服有限资源的矛盾，又要统筹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既要实现军事优势、经济优势的良性循环，又要传承军民团结、一往无前的奋斗精神。军民融合正是跨越三大陷阱的最大动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到现在，为何全球仅剩美国一个超级大国，并在各领域全面引领世界发展。有人说：“当中国在为需求生产产品的时候，美国永远在设计需求”，这是美国保持绝对领先地位的根本原因。无论是知识产权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还是WTO的建立，都是以美国为中心引领世界发展的典型。但今天，美国对中国的崛起忧心忡忡。不仅共和党担忧中国航天快速发展对美国大国地位带来挑战，美国军方也在反思自身的得失。美国政府认为，战后70年来，美国尽管保持了世界领先，但国家的创新动力、创新活力一直在走下坡路；美国真正最富有创造力的时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20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中期。20世纪4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前夕，美国国防部派出34人组成的“科学咨询团”，对冯。布劳恩等126名德国导弹专家开展了技术情报审讯。这34人返美后，撰写了《迈向新高度》报告。这个报告勾画了战后50年美国航空航天发展蓝图，奠定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军事科技的绝对领先地位。錢学森作为主要执笔人，以远远超前于时代的眼光，撰写了《迈向新高度》报告13卷中的7卷。美国陆军航空兵司令亨利·阿诺德为此致信钱学森，对他的杰出贡献给予充分肯定与赞扬。后来准确预测抗美援朝、苏联解体的世界顶级智库兰德公司，就起源于钱学森所在的这个科学考察团，可以说，钱学森是现代智库的重要创始人之一。因此，没有钱学森智库体系的深厚根基，也就没有美国航天以至于后来中国航天发展的参天大树。周恩来曾对钱学森说：“学森同志，你们那套方法可以介绍到全国其他行业去，让他们也学学”。李克强总理在参观中国航天时，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两位不同时代的总理，来到航天都感到有成就、有办法，感到腰杆能挺直，感到有必要把航天系统工程应用到经济社会的各方面。如果没有钱学森这样战略科学家的高瞻远瞩，没有一种“设计未来”的宏大视野，中国的发展就永远无法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

钱学森倾注毕生智慧建立的一整套思想、方法、工具体系，造就了今天的“钱学森智库”。它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是名副其实、当之无愧的中国创造。传承钱学森的科学思想，服务于治党治国治军的方方面面，一定能够从战略上助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运用“钱学森智库”，勾画军民融合发展蓝图，是不可替代的选择。运用钱学森智慧，就能想别人没想过的事、走别人没走过的路、成就别人没能成就的伟业，开创军民融合发展的新高度，在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中，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历史性飞跃。

一、战略上：围绕融合之轴。把握平衡点握平衡点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社会，在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来说，它可供使用的资源总量是有限的。如果把资源在国防建设领域投入较多，相应在经济建设领域的投入就会少一些。如何来处理好这种关系，找到富国和强军的最佳平衡点，关键就在于打破两大体系的界限来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益。美苏兴衰的历史表明，一个国家的崛起，往往是经济和军事共同作用的结果，必须在经济优势与军事优势之间建立良性循环。大国崛起，成于经济和军事的协调发展；大国衰败，败于经济和军事的长期失衡。

因此，需要从战略层面，实现“军事力量”与“非军力量”的深度统一，“精神力量”与“物质力量”的深度统一，“战争实力”与“战争潜力”的深度统一。

（一）军事力量与非军力量的统一

军事力量与非军力量的融合程度，不仅影响着社会发展的进程，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战争的进程。早在一个世纪前，德国军事家鲁登道夫即认为：“军队和人民已经融为一体，要想分清哪些属于陆海军的范围，哪些属于人民的范围，是极为困难的事情。”随着战争形态的变化，受各种先进技术手段的影响，传统的非军事力量往往可自成体系单独对抗，对战争进程、结局产生独特的影响。例如信息战、网络战、金融战、生态战等，通过看不见的战线来对敌方实施“攻击”，兵不血刃地剥夺敌方战斗意志，削弱敌方军队生存与作战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非军力量对战争进程和结局产生的作用同样是非常直接的。

因此，军事系统绝非一个孤立的系统，而与政治、经济、外交、文化密切相关，是个空前开放的复杂巨系统。战争制胜机理由军事体系的对抗，向以国家整体实力为基础的“军事一经济一社会”综合较量演进。这与中央提出的构建一体化的战略体系与能力殊途同归。“未战而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妙算不胜，得算少也。”为支撑党中央统揽军民、运筹全局，实现“庙算者胜”，需要运用钱学森科学思想的精髓一一“总体设计部”。钱学森感到，中国航天之所以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总体设计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认真总结我国大型航天工程总体设计部的成功经验，运用社会系统工程理论，提出建立国家总体设计部的设想，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对于军事系统，他同样重视总体设计部的运用，并由此提出了“作战模拟”和“作战实验室”的概念。钱学森一生谦恭，从不自诩，但对于总体设计部，他从来都十分自豪地称之为“中国人的发明”“前无古人的方法”“是我们的命根子”。

用总体设计部筹划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离不开“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这一根本。这套体系使得“跨军民、跨地域、跨层级、跨系统、跨部门、跨行业”的综合集成与统筹设计成为可能。有了这套体系，在经济建设上，可以使各种单项的发展战略协调起来，形成总体设计方案，供领导决策；在国防和军事上，可以根据国家的政治目标，了解国内外形势，分析可供选择的作战方案，考虑敌人可能作出的各种反应，选择最可能取胜的方案。说到底，就是能够实现政策系统、工程系统、社会系统、军事系统从“不满意状态”到“满意状态”的综合提升，这是“钱学森智库”的实践核心，也是实现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相统一的一把钥匙。

（二）精神力量与物质力量的统一

军事变革不但取决于物质的力量，也取决于精神的力量。鲁登道夫在《总体战》一书中写道：“每个国家都高度重视军队的武器、装备、训练，不过只有精神团结才是决定民族生存战结局的核心要素……世界强国汇聚人民的力量进行相互对抗。它们在进行陆战和海战的同时，也对敌国人民的肉体和精神进行攻击，以期达到瓦解敌国人民精神、瘫痪其生命的目的。”人是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的统一体，这决定了人才是世界性新军事变革的最终决定性力量。物质在创造精神，精神也创造物质。物质因素的变革和精神因素的变革，是推动新一轮军事变革的“两个车轮”。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却无法相互替代，起着综合作用。一热一冷或是一冷一热，都会使这辆军事变革之车迟滞或颠簸。

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更紧密地融合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力量，推动“思维作战”，是实现完胜的重要手段。美国、俄罗斯等军事强国都十分重视思维作战的研究与应用，“脑控武器”就属这一范畴。正如美国人认为的那样，“谁控制了这种技术，谁就能控制所有人的思想”。DARPA实施的“阿凡达”计划，就是仰仗一种直接神经接口技术一一BCI技术，利用“脑一机”接口扩展人类机能，以实现大脑活动直接控制机器。这种可能改变未来战争面貌的“脑一机”接口技术早已进入美国军方视野。计算机科学、神经生物学等学科的不断交叉融合，将极大地推动“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的高度融合，通过“思维战”带动战争模式发生颠覆性的变化。

（三）战争实力与战争潜力的统一

战争从来都是综合国力的比拼与较量。能否寓战争潜力于经济社会发展之中，是决定现代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尤其是现代化战争，作战节奏转换加快，战场消耗大幅增加，保障需求结构复杂，对经济社会的依赖性空前增强。正如德国军事家鲁登道夫在《总体战》中指出的，战争不单单是军队的事，而是直接与参战国的每一个人的生活和精神息息相关。太平洋战争时期，美国强大的工业基础与综合国力，以及工厂的现代化和自动化水平要远远高于欧洲和日本。从战争期间美日两国生产的军舰数量上就可以看出，如果日本不能利用现有力量速战速决，那么进入消耗战后必败无疑。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强大战争潜力，与现有军事实力一起，共同构成了决定战争胜负的统一体。

二、战役上：应对融合之困，打通关节点

当前，我国军民融合与发达国家军民一体化水平相比，与实现强军目标的要求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习近平同志指出，我国军民融合发展刚进入初步融合向深度融合的过渡阶段，存在思想观念跟不上、顶层统筹统管体制缺乏、政策法规和运行机制滞后、工作执行力度不够等问题。解决由“浅”到“深”，由“入”转“合”，由“表”及“里”，实现量变到质变的转型和升级，仍旧是军民融合发展的重中之重。

（一）“融什么、怎样融”的共识困境

当前，军地各方对要不要融合已经形成了共识，但对于“融什么”“谁主导”“怎么融”的认识不尽相同，有些方面认识的偏差还比较大。在执行和落实的过程中，人们对军民融合认识的误区可以概括为“窄化、泛化、物化、异化、空化”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军民融合发展在行动上难以步调统一、同频共振。

（二）“分散化、断裂化”的统管困境

军民二元的分割管理体制，导致了军民融合发展“决策分散化、需求断裂化、执行无力化、监督形式化”。需要进一步健全统筹管理体制，解决军民体系“两张皮”的问题，为军民融合发展建立强有力的体制保障。

（三）“融不深、融不透”的动力困境

既得利益藩篱难以打破，使军民融合存在“两头热中间冷”的现状（“两头热”指的是中央高度重视，全社会热情参与，“中间冷”指的是中间行业和部门却显得冷冷清清）。其背后深层次原因还是利益藩篱的问题。一是军队有些效益低下的岗位面临让给地方“丢饭碗”的可能；二是有些职能部门面临地位下降或被裁撤、“砸飯碗”的可能；三是某些垄断行业的既得利益者面临被他人“抢饭碗”的可能。这就是军民融合“两头热中间冷”的根源所在。

这几大困境对推动军民融合发展构成了较为严重的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政策性问题。特别是对“建立军民融合创新体系”这一当务之急，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例如，造成了科研项目多头管理，重复立项问题严重，原始性创新能力不强，导致国防科技工业存在诸如动力不够强的“心脏病”、材料不过关的“软骨病”、信息不通畅的“神经病”问题。比如，我国大功率的发动机主要还是依靠进口；一些关键的电子元器件、软件系统还无法实现自主。如果这种模式再持续下去，会不断浪费宝贵的科技资源，而且还有可能错失发展机遇，进一步拉大与西方国家的技术代差。

面对这些问题，我们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强化“四个意识”，自觉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高度思考问题、推动工作，从而为军民融合发展松绑除障，疏通堵点、消除痛点。

三、战术上：汇聚融合之力，占领制高点

早在20世纪80年代，钱学森就指出：“21世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占领‘天’。天上有东西，一是可以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二是可使别人害怕。不只是武的‘天’，民用‘天’的存在也有威慑作用”。开发太空，是一种亦军亦民、以民为主，并带有军事遏制作用的撒手锏，是军民深度融合必须要占领的战略制高点。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努力使太空领域军民融合走在全国全军前列”。有人说，如果全球70亿人都过上美国人的生活，需要4.5个地球的资源。飞出地球摇篮，实现星际航行，在茫茫宇宙找到新的家园，这是人类永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因此，航天绝不仅仅是一个行业，而是通往人类文明新纪元的一扇窗口。我想，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努力使太空领域军民融合走在全国全军前列”的重要缘由。

（一）聚焦太空文明的“战略前沿”

从“时间轴”向上回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的1956年，是中国国防科技工业的“元年”。从创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开始，我国以国家意志动员全国力量，发展以导弹、火箭等技术为代表的国防科技工业。在此之前，中国的国防科技工业仅局限于常规武器方面，而且规模不大。因此，我认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创建是中国国防科技工业发展的起点。经过60多年的发展，中国航天创造了“两弹一星”、载人航天、月球探测等里程碑式的辉煌成就，走出一条自力更生、自主创新的发展道路，部分领域“超越跟跑、实现并跑”，工业体系“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我国已昂首屹立于世界航天大国之列，正在迈入航天强国行列。航天科技工业已经发展成为我国科学发现最活跃、尖端技术最集中、工程实践最复杂、产业带动最强劲的领域之一，最有优势也最为迫切在军民融合发展上走在前列。

从“空间轴”上向外延伸，把开发太空资源和掌握制天权统一起来，是实现强国梦想的必然要求。太空得天独厚的位置资源、理想洁净的环境资源、取之不尽的矿产资源，使各国经济、政治对太空的依赖性都与日俱增。一方面，开发更高更远的深空，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大势所趋。2017年9月，美国和俄罗斯决定共同建造名为“深空门户”的首个月球轨道空间站，作为深度探索太阳系并将人类送上火星的月面基地；12月，美国总统签署“太空政策一号指令”，要求重启载人登月计划。今天的航天就像数百年前的航海，是探索未知世界、拓展生存空间的历史必然。美国国家空间委员会，强调“绝不再让美国在未来的太空竞赛中落后”，认为“美国将再次领先”。500年前，我们错失了大航海时代，让我们这个历史上一直在领跑的文明古国，在近代落在了后面。如果我们再次错失“大航天”时代，近代史上落后挨打的种种苦难，就会再次重演。另一方面，军事领域也不可逆转地向前延伸，由陆地、海洋、空中扩展到太空。美国政府认为：“太空已沦为战场，对手正迅速发展对其太空基础设施进行攻击的能力”。美国担忧：“防守必须每次成功，而对手（攻击）只需成功一次”。美国政府提出，美国在太空中必须像在地球上一样占据统治地位，必须发展和彰显太空实力，以便在危险时刻能够制止对手的太空能力。特别是美国太空慑战理论不断创新，提出“积极防御”“有限太空战”“构建三位一体国家安全太空防御体系”等理论。美国国防部修订版《太空政策》指令，总结性地提出了美军未来太空威慑与实战并举的发展思路。太空力量从冷战时的后台走向当今战争的前台，全面渗透到训练和作战的方方面面。谁夺取了制天权，谁就可以居高临下控制其他战场，掌握战略主动权。因此，开发太空是一种亦军亦民、以民为主，并有军事遏制作用的撒手锏，是富国强军必须占领的空间制高点。

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开发航天技术、增强太空力量，不仅能够带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全方位的发展，而且能对陆地、海洋、空中、网络进行全方位的威慑。太空领域的军民融合，是带动经济发展的“动力源”、维持战略平衡的“稳定器”，是富国和强军相统一最首要、最关键的战略任务。

（二）做好企业融合的“战役布局”

“党政军民学、东南西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必须也只能在协调军民、把握大局、把控方向上发挥作用；政府定位于落实党的大政方针，制定切实可行的具体政策；军队的唯一目标就是“能打仗”“打胜仗”，加之“军队有偿服务3年时间全面停止”的禁令，不可能亲自参与到军转民的过程。党、政、军都不可能亲身参与到军转民的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因此在执行层面推动融合，实现军民航天规划、太空政策、空间资源、基础设施的统筹，还需发挥企业的主导作用，关键在于军工企业和非军工企业的融合。欧美航天产业的直接投入产出比约为1.2，但是对相关产业带动却高达1.7至1.14。我国航天技术资源主要集中在军工企业。单从航天技术转民用來看，需要二次开发、二次投入，这无法再依赖国家投资，且军工企业的主要精力和资源配置必须优先保障型号任务，只有依靠在资本筹集方面有先天优势的大型非军工企业。这些企业利用筹资、融资方面的灵活性优势，通过对国防尖端技术的二次开发、产业化推广，可迅速弥补民用领域技术的不足，为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和新兴产业的培育提供捷径。通过合资、合作、建立联盟等方式，把军工企业“技术优势、研发优势、集成优势”和非军工企业的“投资优势、市场优势、专项优势”结合起来，才能打通航天技术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最后一里地。

建立太空领域的军民融合创新体系，航天技术转移转化是必由之路，而大量有价值的技术属于国防专利技术。这些技术在成果转化率上还远远达不到主要航天国家的水平，不少技术成果被束之高阁，究其原因，体现在3个方面。一是解密从严，不能转。国防专利制度“重保密、轻解密”，需要推动常态化的集中解密、完善易操作的解密制度。二是激励不够，不愿转。对国防专利转化者的权益保障制度有待进一步明确，进一步激发转移转化太空技术的积极性。三是集成不足，不会转。单项技术转化很难得到实际应用，需要对多项技术进行关联性、组合化、打包式的转化，并推动二次开发和再创新，才能有效服务企业技术改造和产业转型升级的需求。由于所需技术分布在航天领域数家甚至数十家单位，很难由某一家单位或需求方来主导推动，只有加强统筹协调，才能提高效率、形成合力。对这些问题，需要完善法规，定期解密，建立国防专利定期解密的长效机制；需要健全制度，强化激励。建议军民领域有关部门联合制定促进国防科技成果转化的制度。需要加强引导，做大平台。落实《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方案》提出的“开展军民融合国家专利运营试点”“探索建立国家军民融合技术转移中心”，建议把航天企业集团作为军民融合技术转移和产业发展的试点单位，从国家层面予以支持，引导航天企业集团开展“军民融合转移平台”的建设，着力打造具有引领作用的航天军民融合技术产业化项目群。

（三）突破技术转移的“战术关口”

中国航天系统科学与工程研究院（即中国航天第十二研究院，以下简称“系统院”），是由中央批准，在原航天707所、710所等5家单位基础上重组成立的。中编办和集团公司为系统院确立了“建设钱学森智库，支撐航天、服务国家，成为军民融合产业平台建设抓总单位”三大使命。历史上，系统院及其前身是中国航天的五大总体，即智库总体、情报总体、数据总体、网络与信息化总体、军民融合产业化推进总体。

系统院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军民融合促进中心、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知识产权中心、中国网信军民融合发展联盟、国防生产力促进中心、中国工程院工程科技知识中心的依托单位，汇聚了航天领域近4万项专利技术，以及延伸到国防领域的近20万项专利技术，汇聚了经济社会各领域的150万项专利信息资源。近几年来，系统院以航天专利技术转化为总抓手，面向地方、因地制宜，以“需求牵引、政府搭台、航天推进、企业唱戏、基金跟随、民众受益”为思路，建设专业化的技术交易、成果转化、资本积聚、产业孵化平台，发挥了重要的桥梁纽带作用。为建好太空技术转移平台，遵循“建、连、转”的三步走路线，由浅入深推动转化。

一是建平台，一揽子发布。系统院面向各地需求，建设技术资源库、转移项目库、线上转移平台等，对分布在各个航天院所的专利技术进行集中展现，根据需求进行关联挖掘、组合推荐，实现“一揽子”发布。一年多来，已经实现合肥蜀山、江苏南通、山东威海、辽宁沈阳、广东佛山和深圳等10多个地方“军民融合转移中心”的落地运营（或达成合作意向），为太空技术助推多地经济转型升级搭建了基础性、引导性的平台。

二是连企业，一站式对接。依托地方军民融合转移中心，采取“中国军民两用技术创新大赛”、军民融合项目路演对接会等形式，组织航天专利持有企业与当地企业进行面对面技术对接，提供“一站式对接”服务，让企业更直接、更有效地找到符合需求的航天专利技术。“中国军民两用技术创新大赛”自举办以来，覆盖全国的近千家军民领域优势单位，每年在近30个地市组织军民两用技术对接活动，年度参与企业达到了800家，已经成为军民两用技术交汇融合的重要集散地。“砥砺奋进的五年”大型成就展第七展区专门介绍了系统院“军民两用技术创新应用大赛”的成果，这是党中央对系统院军民融合实践的高度认可。

三是转技术，一条链转化。系统院积极探索以“委托”为特点、以“投资”为保障、以“孵化”为路径的技术转化和产业化模式，借力军民融合产业基金、中邮保险基金等金融支持手段，与有资金优势的企业开展合作，遴选产业化前景明显的航天专利技术，引导有技术需求和转化条件的企业承接项目技术转化项目，实现一条链转化。例如，系统院与有关单位合作开展的“航天氢等离子煤制乙炔工程”，攻克了二次开发中的一系列难题，是航天技术助推资源型地区转型升级的典型案例。

近日，我国19个国家级新区中唯一被赋予军民融合战略使命的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会向系统院发来了邀请函，将共同开展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建设。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会与系统院一致认为：这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让太空领域的军民融合走在全国全军前列”的重要指示的一件大事。2018年3月23日，“中国军民融合创新发展快速响应研究院”揭牌，双方共同遴选了15个高端平台和17个产业化前景广阔的优质项目。系统院的“青岛抉择”，将为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建设植入航天的“基因”、融入创新的“血液”，打造领跑中国、傲立世界的军民融合特区。

无论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还是波澜壮阔、风起云涌的百年变局，都印证着“民富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的深刻历史逻辑。让我们携手共进，发挥系统院“军民融合产业平台建设总体单位”的作用，汇聚创新之源、打通融合之路、编织协作之网，为军民融合深度发展铸就“创新之桥、创业之路、创客之岛”，为实现“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作者简介：薛惠峰，中国航天系统科学与工程研究院院长，本文由《军民两用技术与产品》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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