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创新的不确定性和对体制的挑战

“创新是在高度分散、足够包容的制度框架下孕育出来的，不是由政府集中规划或投票决策产生的，也不是专家预测出来的。”

创新是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根本动力，谋创新就是谋未来。

不久前，北京海外高层次人才新年论坛在北京隆重举行。论坛现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联合创始人、北京大学网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维迎作为演讲嘉宾，以创新为主题，强调创新的鲜明特点，并进一步指出包容的制度可以更大地释放创新潜能。张维迎是中国最早提出并系统论证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的学者，被称为中国产业经济学第一人，他的许多观点对改革开放政策的制定有着较为深远的影响。现将其观点整理如下：

创新有四个不确定性

创新的不确定性涵盖了四个方面：分别为创新技术可行性不确定，商业价值不确定，互补性或替代性技术不确定，文化或体制是否认同不确定。

第一，创新技术是否可行，只能在实践中经过大量、反复的验证，才能得出结果。

两百多年前，英国产业革命时期，钢铁大王威尔金森在一片质疑声中建造出世界上第一只铁船。最初，他的想法受到了很多人的嘲笑：“铁，一个比水还重的东西，怎么能用来造船呢？”人们直呼威尔金森是“铁疯子”。但是，他成功了。后来，他写信给朋友说：“建造铁船符合我的一切期望，我说服了那些不相信的人，这些人的数目是千分之九百九十九。”

美国著名发明家爱迪生在发明灯泡期间，为了寻找合适的灯丝，曾经花了三年时间，在6000余种植物纤维中做了大量、反复的试验，终于研制出竹丝电灯。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

第二， 创新在商业上能否成功也充满不确定性。

如今，冰是很普及也很重要的消费品。而在古代，冰在热带是很稀罕的珍品，只有皇族和达官显贵才有钱享用。那么，冰是如何变成大众消费品的？这归功于一个名叫弗雷德里克·图德的美国人。1783年，图德出生于波士顿一个富有的律师家庭，在他17岁那年，父亲让他带着身患疾病的哥哥去加勒比海航行，意图借助南方温暖的气候来改善他哥哥的身体状况。最终的结果却适得其反，当地炎热潮湿的气候加速了哥哥的死亡。这一悲惨的经历使得图德产生了一个激进又看似荒诞的想法：将美国北部的寒冰运到西印度群岛，或许能带来巨大的收益。不久后的一个冬天，他与几个亲人联合，将自家庄园湖里的冰块切割成大块，装船运输至西印度群岛。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当地居民面对这一新鲜事物，不知道该拿它做什么用。首单生意让图德亏损了4500美元。在这之后的15年间，他经历了船难、海关禁运、欠债坐牢等一系列磨难，却一直是初心不改。他通过在当地建造冰库等一系列商业模式创新，让当地人开始热爱并习惯享用冰块。15年后，他开始盈利了，获得了“波士顿冰王”的称号，也带动了冰块贸易成为一个颇具规模的新兴产业。

与此同时，我们也从历史的长河中看到一种现象，一个应用了前沿技术的新生事物，在商业上能否取得成功，往往依赖于其是否做了后续改进。例如，汽车在最初发明出来时，跑得还不如马车快，而且对環境有严重的污染。如今，汽车已经成为人们重要的交通工具，而马车却很少能在街上看到了。

第三，创新的成功往往依赖于相关或后续创新。以蒸汽机为例，詹姆斯·瓦特于1776年制造出分离冷却的蒸汽机，1769年申请到专利。但到1773年，瓦特的第一个投资人罗巴克破产的时候，瓦特仍然没有办法生产出合格的气缸。只是在威尔金森发明镗床之后，摩擦系数小、密封度高的气缸才生产出来，再加上其他一系列相关创新，才使得第一台瓦特蒸汽机于1776年被制造出来并投入应用。没有镗床的发明，人类不大可能进入蒸汽时代，而威尔金森发明镗床的最初目的是加工加农炮。

激光技术是另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案例。20世纪60年代初，激光技术被贝尔实验室发明出来后，长时间被“束之高阁”，因为这项技术对于美国电报电话公司来说，没有任何用处可言。直到十年后康宁公司发明生产出高纯度玻璃，并被应用于激光的测试后，诞生了光纤，激光也有了用武之地。如今，激光技术已被广泛应用于疾病检查、网络会议、无人驾驶等场景。康宁公司对“金刚玻璃”的持续革新，推动了苹果手机多点触控技术的实现。

第四，制度和文化也会制约创新。大多数人往往习惯沿袭既有事物对颠覆性创新性事物采取旁观甚至反抗的态度，尤其是当创新事物损害到他们的利益时，这种反抗更为明显。

英国发起了第一次工业革命，蒸汽机、火车等相继在这一国度诞生。但它并没有成为汽车的发明大国。一个重要原因是，当英国人发明了蒸汽汽车后，很多做马车、出售马具、饲养马的人站出来反对，这里也包括一些农场主和铁路公司经营者，他们纷纷指责蒸汽汽车不安全，破坏道路，让行人和车马受到惊吓。他们通过不断上诉，迫使议会出台了“臭名昭著”的红旗法，规定蒸汽车“在郊外限速4英里/小时以下，市内限速在2英里/小时以下，而且在蒸汽汽车前方几米远的地方要有一手持红旗的男人先行，以使人们知道将有危险物接近。”最终英国多家蒸汽汽车公司破产，停止运营。而德国后来居上，成为汽车的发明者。

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中国网约车诞生后，曾受到出租车公司的强烈抵制，很多地方政府部门也纷纷出台政策限制网约车发展。但我们要看到，任何创新都会损害到一部分人的利益，这部分人通常是以往的既得利益者。我们判断创新的标准应该是看其是否保障了人们的基本权利，是否为人们提供了更为人性化的服务，而不是是否有人利益受损。

创新需要什么样的制度？

以上诸多的不确定性，体现出创新的高风险高投入性，它需要风投机构及更为广泛的支持，这就对制度体制提出了更高要求。

第一，创新是在高度分散、足够包容的制度下孕育出来的，不是由政府集中规划或投票决策产生的，也不是专家们预测的。规划是基于计算和数据，而创新并非基于数据，而是基于人的想象力。多人决策往往导致创新付诸东流。

以思科为例，它于1984年由斯坦福大学一对教授夫妇波萨克与勒纳创办，最初的业务是销售他们设计的路由器产品。当时，很少有人能够预见到互联网对于计算机的重要性，也很少有人知道这件事未来能够形成多大的市场规模，因此投资人对此普遍持怀疑态度。夫妇俩为了找到资金，接连拜访了72家投资人，均遭到拒绝。直到遇见第73个投资人，才拿到投资，思科由此诞生，并成为世界知名IT公司。

第二，创新依赖于思想和行动的自由。创新来自人们的想象力，想象力有多大，依赖于思想有多么自由。有创新的想法，还能将思想付诸实施，采取行动，创新才有可能成为现实。

第三，制度要重视对创新的产权保护，知识产权保护是孕育新技术的前提，同时彰显了对创新者的尊重，也激励着创新者将新的事物应用于市场，让更多的人能够享受到成果。

第四，好的制度要鼓励不同地域和文化背景的人们进行交流。在极具创造力的国家和城市，移民人口的比例比其他地方高出很多。这些人往往喜欢追求新鲜事物，敢于冒险，打破规则，靠自己的能力出人头地。限制人口流动是不利于创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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