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马克思恩格斯理想社会生产力条件的再认识

摘要：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共产主义必然性与生产力发展客观需要相一致，而蒸汽机技术展示了这种需要；他们关于共产主义“两个阶段”和“两种王国”的设想，立足于理想社会的必要条件，是以社会主义很快取代资本主义为前提的。现在看来，大机器生产方式是脑力劳动进入直接物质生产的结果，标志着人类开始以精神生产方式实现物质生产目标；其发展具客观性，需要科学技术依次覆盖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劳动者三大要素，并推动相应生产关系在阶级——民族——人类范围次第拓展，最终将展示理想社会的充分条件。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理想社会；生产力；必要条件；充分条件

中图分类号：A81；D0-0 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3-854X(2012)04-0062-06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共产主义归根结底是经济发展的需要，其生产力条件体现为经济必然性。他们关于理想社会替代资本主义的设想立足于以蒸汽机为代表的大机器生产方式的形成。有什么生产资料就有什么生产关系，大机器生产方式是从生产资料角度表述的社会生产方式。

自马克思以来，世界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通过市场经济推动了生产力发展，如何认识这一选择与理想社会目标的联系，能否就此形成区别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已成为坚持社会主义事业的关键问题。笔者拟依据当代事实，深入分析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对此提出探索性意见。

一、蒸汽机技术与理想社会的生产力

19世纪30-40年代，工业革命方兴未艾。它引发了经济危机和阶级斗争，进而鼓动了社会主义思潮。后者既受到启蒙思想影响，又心仪于法国大革命成功，洋溢着人类新解放的乐观情绪。

马克思、恩格斯身处这一时代，通过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判断资本主义将因经济危机和阶级斗争而退出历史舞台，社会主义则取而代之，而以蒸汽机为代表的大机器生产是说明上述转变的物质基础。对此可从三个层次予以解读：

第一，从生产本身认识，大机器展现了生产过程的客体性：机械操作代替了劳动技能，淡化了劳动者之间的能力差别，展示了社会平等的客观条件。

马克思认为大机器简化了劳动：“首先——劳动形式改变了，劳动看来很容易，工人的全部肌肉力以及技能都转移到机器上了。”① “劳动资料取得机器这种物质存在方式，要求以自然力来代替人力，以自觉应用自然科学来代替从经验中得出的成规。在工场手工业中，社会劳动过程的组织纯粹是主观的，是局部工人的结合；在机器体系中，大工业具有完全客观的生产有机体，这个有机体作为现成的物质生产条件出现在工人面前。”② 这种生产方式可以在保证效率的前提下实现消费需求的平等。

因此，蒸汽机开辟了历史新纪元：人类在经历长期的阶级斗争后，终于能够在物质生产领域告别具有动物性质的发展方式，通过知识能力增长来发展与自然界的关系。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的生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冷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研究”（项目批准号：06JJD710007）的部分成果。

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③

马克思引人注目地把前社会主义定为“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首先，他用“对抗”与否划分“史前”与“史后”，并认为“对抗”是指“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即最终因生产力水平所导致的对抗。其次，资本主义之所以属于最后的对抗社会，是因为其蒸汽机生产力“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而一旦进入了共产主义社会，如恩格斯所说：“个体生存斗争停止了。于是，人在一定意义上才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人的生存条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身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④

第二，从社会生产角度认识，大机器展现了生产设备的可复制性：蒸汽机作为物化的知识形态，其功能的精神性具备了可无限复制的条件，提供了公有制的经济前提。

马克思、恩格斯强调：“那种一开始就以机器，尽管还是以具有最粗陋形式的机器为前提的劳动，很快就显出它是最有发展能力的。”⑤ 机器内含精神成果的可复制性使其“具备了能在短时期内无限提高这些生产力的手段”⑥。“这种强大的、容易增长的生产力，已经发展到私有制和资产者远远不能驾驭的程度，以致经常引起社会制度极其剧烈的震荡。只有这时废除私有制不仅可能，甚至完全必要。” 但“只有创造了所必需的大量生产资料之后，才能废除私有制。”⑦

马克思、恩格斯对理想社会的期待出自于上述经济判断，重要依据是知识产品可重复运用，能够通过公有制使大机器效益体现于全体人类。当劳动产品仅仅属于物质形态时，对其占有、使用具有排他性。由于大机器的科学技术可无限复制，第一次有可能在不侵犯所有者利益的情况下，使人们共同占有该精神成果所带来的利益。这构成问题的关键。

理想社会要避免对道德的依赖，只能在大机器生产即生产力水平达到脑力劳动为主的条件下才能真正发生。届时，人类可以通过复制脑力劳动成果（在公有制前提下这种复制并不导致利益冲突）的方式来解决产品丰富问题。即便是需要考虑脑力劳动成果所有者利益的场合——例如保留了市场机制的社会环境，较之物质成果占用的排他性，精神成果在实现自身普遍占用方面也拥有更为从容的社会关系条件：首先，社会可以采取一定方式（例如赎买）取得所有权，然后交由人们共同使用；其次，精神成果可由市场标价实现有偿有序转让。

精神成果复制所营造的初始平等具有局限性，所谓“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无论是从逻辑上还是从已知的实际上，其入门只能是指生活必需品。但是，对它所含原则可作更宽泛的解释：一旦人们的“所能”在脑力劳动层次上接近，并且其成果归于社会所有，个人需要将通过自主选择精神成果的方式得到满足，那么，按需分配就将与按劳分配趋同。自然必然性王国是指物质生产领域，但这并不是终点，真正的自由王国是以人的能力发展为目的的。马克思同时强调了两者。

第三，从人类生产方面认识，大机器体现了劳动方式的精神性，标志着物质生产开始采取精神生产方式来进行：大机器发展的创新性形成了对人类能力的依赖，预示了每个人自由发展的逻辑前景。

大机器意味着人类有可能在共赢条件下形成社会合作。马克思所谓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不能仅仅解释为产品极大丰富就可消灭阶级。消费品匮乏决定了阶级对立程度和斗争方式，却很难说消费品丰富就能够消灭阶级现象。这是因为，需要是无限展开的过程，生存必需品的外延将不断扩大，必须确保人们各尽所能才能使生产持续发展，为此须承认利益地位与能力水平的某种一致性。换句话说，真正的平等不是体现在消费权利上，而是体现在劳动能力上，后者的平等才能最终消灭阶级。

从人类发展与自然界关系的需要看，只有每个人全面发展才能形成整体最佳生存状态，这支配了社会发展的走势。既然人们存在天赋区别，那么，理想的社会关系就只能是每个人都得以自由发展，其建立在不同素质基础上所达到的能力全面性，不仅体现了个体之间的社会平等，而且客观上形成了人类对自然界的最强能力体系。马克思之所以把“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作为理想社会的标志，正是把握了它所体现的“真正的自由王国”性质。

人在生产中的地位具有二重性：其一，作为目的，它是凌驾在生产过程之上的主体，其二，作为参与者，它是生产手段，受制于生产过程的客观规定性。当生产发展重心转移至劳动者要素，即一方面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劳动者只须站在生产过程旁边，另一方面生产体现劳动者的目的时，双方才能统一。马克思提出：“真正自由的劳动”需要为自己“创造一些主观的和客观的条件，从而使劳动会成为吸引人的劳动，成为个人的自我实现。”⑧“物质生产的劳动只有在下列情况下才能获得这种性质：（1）劳动具有社会性；（2）这种劳动具有科学性，同时又是一般的劳动，这种劳动不是作为用一定方式刻板训练出来的自然力的人的紧张活动，而是作为一个主体的人的紧张活动，这个主体不是以单纯自然的，自然形成的形式出现在生产过程中，而是作为支配一切自然力的活动出现在生产过程中。”⑨ 届时，劳动者需要既是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也是自身生命活动的需要。

马克思认为：“事实上，如果抛掉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那么，财富不就是在普遍交换中产生的个人的需要、才能、享用、生产力等等的普遍性吗？财富不就是人对自然力——既是通常所谓的‘自然’力，又是人本身的自然力——统治的充分发展吗？”⑩ 他认为：“古代的观点”中，人“总是表现为生产的目的”，“在现代世界，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11} “诚然，劳动尺度本身在这里是由外面提供的，是由必须达到的目的和为了这个目的而必须由劳动来克服的那些障碍所提供的。但是克服这种障碍本身，就是自由的实现，而且进一步说，外在目的失掉了单纯外在自然必然性的外观，被看作个人自己提出的目的，因而被看成自我实现，主体的对象化，也就是实在的自由——而这种自由见之于活动恰恰就是劳动”{12}。

可见，所谓真正自由的劳动不仅是劳动目的从生产或财富变成了人，而且劳动方式也从以体力为主变成了以脑力为主。

二、现代大机器生产方式的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在肯定了理想社会与大机器生产方式联系的同时，也论述了大机器生产方式本身发展的客观趋势。迄今为止，大机器生产方式的主要发展成就基本上是在资本主导下实现的，可以从三个方面认识其发展的进程和性质。

其一，资本主导下的大机器生产方式顺应竞争需要，不断提高科学技术含量，体现为科学本身的发展，继第一次科技革命之后，相继推动了第二、三次科技革命。

马克思预测在资本主义生产运用科学之后，科学将获得新的发展条件：“科学成为与劳动相对立的、服务于资本的独立力量，一般说来属于生产条件成为与劳动相对立的独立力量这一范畴。并且正是科学的这种分离和独立（最初只是对资本有利），同时成为发展科学和知识的潜力的条件。”{13}

科学的发展与资本主义运行机制存在着互动关系。“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第一次使自然科学为直接的生产过程服务，同时，生产的发展反过来又为从理论上征服自然提供了手段。”{14} “自然科学本身【自然科学是一切知识的基础】的发展，也像与生产过程有关的一切知识的发展一样，它本身仍然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进行的，这种资本主义生产第一次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为自然科学创造了进行研究、观察、实验的物质手段。由于自然科学被资本用作致富手段，从而科学本身也成为那些发展科学的人的致富手段，所以，搞科学的人为了探索科学的实际运用而互相竞争。另一方面，发明成了一种特殊的职业。因此，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展，科学因素第一次被有意识地和广泛地加以发展、应用并体现在生活中，其规模是以往的时代根本想象不到的。”{15}

以资本为灵魂的大机器生产为了追逐剩余价值，像洪水一样扑向全世界，在其鹰视狼顾下，落后民族很快成为其获取廉价原料、倾销产品的势力范围，海外掠夺财富的巨大成功为缓解国内阶级矛盾提供了越来越充裕的物质条件，资本权利也从若干民族国家扩大到全世界。

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资本主义作为社会发展中的特定阶段，标志着人类进入了世界历史进程，因此，资本主义的命运不仅仅局限在若干发达国家，其生产力需要体现以大机器科技潜力展开为内容、市场经济关系扩张为形式的统一。科技革命是大机器生产在世界范围发展的内在要求：以蒸汽机为代表的第一次科技革命巩固了资本主义的先进地位，后者通过殖民主义大大加快了人类的世界历史进程，呈现为阶级主体对科学技术成果的占有；以电力、通讯等技术为代表的第二次科技革命加剧了民族资本的竞争，两次世界大战促成了资本运动的世界基本秩序，呈现为民族主体对科学技术成果的占有；以微电子技术为先导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加快了资本在世界范围的渗透，奠定了经济全球化的基础，展示了人类将共享科学技术成果的前景。

资本主导的这些发展，并没有改变其生产关系的基本性质：它运用利益差别激励劳动，必然把社会推向两极分化。发达国家的骄人成就，离开众多落后民族的存在是很难解释的。既然资本主义以世界为舞台，对其发展成果的衡量就不能单纯以其本身为尺度，而需要同时看到人类整体意义的两极分化。现实社会主义要进入理想社会，必须继承资本主义成果并避免其弊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社会主义只能在世界舞台上实现这个目标。社会主义国家要通过先学习后区别于资本主义，来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

其二，资本主导下的大机器生产方式依循物质生产结构，使发展的重心持续深化，呈现为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劳动者的转移过程，体现为生产力水平不断提升。

科学技术以生产力诸要素为载体：在资本追逐剩余价值的驱使下，科学技术在劳动资料方面的突破导致后者被大量复制，从而引起劳动对象的扩大，并使人力、物力、财力进入这一竞相角逐的洪流，推动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在科学技术上持续进步，进而对劳动者素养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马克思指出：“生产方式的变革，在工场手工业中以劳动力为起点，在大工业中以劳动资料为起点。”{16} 后者“是工人跟随劳动资料的运动”{17}。大机器方式具有革命性，“我们看到：生产方式和生产资料是如何通过这种方式不断变革，不断革命化的；分工如何必然要引起更进一步的分工；机器的采用如何必然要引起机器的更广泛的采用；大规模的劳动如何必然要引起更大规模的劳动。”{18}

大机器生产的进步客观上指向人的全面发展：“财富不就是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吗？这种发挥，除了先前的历史发展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前提，而先前的历史发展使这种全面的发展，即不以旧有的尺度来衡量的人类全部力量的全面发展成为目的本身。在这里，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种已经变成的东西上，而是处在变易的绝对运动之中。”{19}

一旦与大机器结合被赋予这一性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能容纳的生产力”体现的就是如下尺度：即便存在着某种剥削和压迫，由于生产得以发展，仍能够给大多数人带来有所增加的利益；大机器生产方式向劳动对象、劳动者领域的扩张，构成了资本主义得以延续的理由。

从总体上说，资本主义用精神生产方式追逐剩余价值，通过推动生产力发展，将促使劳动者变成脑力劳动者，而一旦劳动者因此取得了主体地位，往往不再仅仅“跟随劳动资料”而运动，资本主义追逐剩余价值的模式就很难照原样持续下去了。

其三，资本主导的大机器生产方式发展至当代，在取得生产力重大进步的同时，正在引发生态危机和安全危机，在新的层次上提出了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对它的替代问题。

资本支配下的大机器生产方式是以人类整体为统御对象，以覆盖生产力全部要素为发展目标的。现在，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占支配地位，人们运用所拥有的资源参与利益博弈已属普遍现象。但与此同时，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秩序也暴露了两大矛盾：

一是人类整体占有资源总量濒临自然界负荷底线与大多数人口资源匮乏状态之间的矛盾。随着科学技术不断发展，开发自然资源的速度和规模显著提升，但资本主义资源配置方式却导致畸富畸贫状态，迫使相当多的人口不得不采取加大资源开发的方式解决生计问题。自然界很可能出现不可逆的变化，最终威胁人类整体安全。现在，水源、动植物资源、能源、大气温度等均已频频告急，人类已经很难听之任之了。

一是人类信息交流的日趋平等与财富占有差距的不断扩大之间的矛盾。在现代资讯条件下，世界事务变得透明。资本主义财富分配方式所导致的贫穷与富裕、特权与弱势、奢侈与拮据、自由与绝望将公开地展示在不同民族、群体或个体身上，由此所激起的极大心理不平衡会酿成一部分人对社会的彻底失望，有可能成为危害稳定的炸弹，其中极端者一旦取得了大规模杀伤手段，就会使社会陷入普遍的危机和恐慌，使人类面临非传统安全问题的严峻挑战。与之伴随的是维持稳定和保障安全的社会成本越来越高，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经济合理性遭到严重质疑。

资本主义是推动人类运用精神生产方式进行物质生产的社会形态。它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过程中走到了这一步。对个人利益的肯定和支持构成了资本主义的本质。资本主义的历史合理性在于对个人的解放。它让人们通过竞争去实现自己对美好生活的理想，其弊端是不能顾及人类个体天生的各种差别。这使其发展方式始终停留在社会竞争的基础上，并形成了自身的历史局限性：首先，忽视了竞争规则的制定和实行都存在难以避免的缺陷，这一弊端将在其发展至一定时期使失败者拒绝承受；其次，忽视了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只能在自然界许可的范围内存在和活动，理性对社会秩序的选择必须以此为前提。

正因为如此，目前的世界格局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已经过时，也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已经消失，但显然，较之马克思主义原创理论的设想，无论是理想社会的条件还是其呈现的状态，都出现了重大改变：如果说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始终都是把大机器生产方式的存在作为自己的逻辑依据的话，那么，昔日针对了它的起点，今天则需要针对它的终点。

三、理想社会生产力的现代演变

人类出现了大机器生产，社会主义就取得了替代资本主义的必要条件，但仅仅存在着大机器生产，还不是替代资本主义的充分条件。所谓必要条件，是指理想社会必须具备却并非肯定能够实现理想社会的条件，双方形成的是或然性联系；所谓充分条件，是指理想社会必须具备且一旦具备就肯定能够实现理想社会的条件，双方形成的是必然性联系。当年，马克思、恩格斯看到灾难性经济危机和暴力型阶级斗争并存，认为资本主义挺不下去，社会主义胜利具有现实可能性，立足的就是大机器生产所具备的必要条件。但与此同时，他们论述了大机器生产方式发展的走势，在一定程度考虑了理想社会的客观趋向的充分条件。

在这一背景下，马克思关于理想社会形成了两种设想：其一，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这是从实践角度的考虑，也是从当时生产力条件的判断，体现了理想社会的必要条件。其二，“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这是从逻辑角度的考虑，也是对人类与自然界关系的一般判断，体现了理想社会的充分条件。但作为同一实践过程，两种设想是交织在一起的。

关于“两种王国”的设想因其抽象性而更具覆盖力：“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物质生产“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20}

这里，必然王国的自由主要是人们能够满足自己生存的需要；自由王国的自由主要是能够满足人们能力发展的需要。两种自由都将不断发展，已经满足的需要会引起新的需要，而随着支配生存需要的工作时间缩短，人们的能力将越来越得到发展，自由王国将日趋繁荣。换句话说，除去生存必需品这种绝对限制之外，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并没有明确界限，其自由呈现为此消彼长的过程。

按照这一思路，生存必需品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成为进入理想社会的基本标志。马克思所谓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并非发生在遥远的未来，而是告别了“旧社会的痕迹”的共产主义阶段，它应该紧随在所谓“经过长久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21} 之后。马克思提到的脑体劳动对立消失、劳动成为生活第一需要、个人全面发展后集体财富充分涌流，都不宜按照今天的事实去理解：首先，只要消除专门的脑力劳动，脑体劳动的对立自然消失；其次，劳动一旦超出满足生存需要的范围，将呈个性化发展，自然趋近生活第一需要；最后，个人全面发展意味着对大机器生产方式的充分利用，肯定会导致集体财富充分涌流。所谓“第一阶段”、“高级阶段”相距不应太远，如果说十几年太短，几十年应该接近马克思的本意，两者可以看作是“不太成熟的”和“已经成熟的”共产主义。所谓自由王国显然发端于“高级阶段”。

作为旁证的是：马克思一向反对脱离实际去编织关于未来社会的蓝图，而将其斥为空想家热衷之事，“空想社会主义力图用新的幻想欺蒙人民，而不是仅仅运用自己的知识去探讨人民自己进行的社会运动”{22}，很难设想马克思会把百年后的目标作为研究对象。

可见，所谓“两种王国”当始于共产主义社会正式形成，即与其高级阶段联系在一起。由此出发，一方面体现必然王国的自由，另一方面开启自由王国的自由；必然王国实现自由之日，即是自由王国开始之时；此后，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将处在交错发展状态。在“两个阶段”环节，马克思属意于对大机器生产方式的利用，以实现人们在必然王国的自由；在“两种王国”环节，他强调了“人类能力的发挥”本身成为“目的”，确立了每个人自由发展的目标。

问题在于，资本主义没有如所期望地倒下，而是推动了大机器生产方式的持续发展。这使关于理想社会的条件发生了显著变化：现在，已经不能从大机器生产方式的起点而必须是从其终点来考虑理想社会的实现问题了。由此产生两大区别：一是资本主义实现了社会保障体系，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生存必需品的“按需分配”；二是资本主义实现了普及化高等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发展个人能力的基本条件。与之相比，尽管现实社会主义取得了长足进步，仍不能不承认尚处在“初级阶段”。

落后国家率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无疑是大机器生产方式从民族走向人类过程中诸多矛盾形成的产物：一方面，它表达了社会主义超越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另一方面，它体现了落后民族急于改变自身地位的政治愿望。换句话说，它的发展方向具有客观性，但它的发展道路却需要探索。由于资本主义的强势存在，社会主义国家要保持超越资本主义的政治追求，不得不首先在生存问题即生产力方面形成较之资本主义更高的发展速度。但这样一来，它就不能像马克思所预计那样，在基本平等的社会关系模式中——其实质是侧重于人们的主观需要，提供基本平等的社会利益——去运作，而只能追随资本主义步调——其实质是侧重于人类的客观需要，实行不平等的社会利益——去发展。

传统社会主义对大机器的计划运用，强化了其横向扩展，却弱化了其纵向提升。由于机器种类偏少，在多数生产领域仍需依靠直接劳动，所以由大机器所体现的经济平等只能具有较低水平。这不仅制约了平等的范围，而且降低了大机器生产方式发展的速度——太多的人分享了其效益，实际上破坏了其积累能力，迟滞了它本身在技术上的进一步提高。

从历史趋势看，马克思、恩格斯预言的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并没有失准，但走向社会主义的具体方式却复杂得多，既有落后国家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方式，也可能有先进国家充分发展资本主义后重新选择甚至自然转向社会主义的方式，当然，也可能有介于两者之间的方式。

一方面，现实社会主义需要首先赶上资本主义所达到的生产力水平，然后展示在生产关系方面的优越性；另一方面，现实资本主义客观上为理想社会积淀了更加充分的生产力条件，并因此在国内生产关系方面显示了稳定的态势。这意味着，对于实现理想社会的目标而言，社会主义国家不能很快做到，资本主义国家不会主动选择，人类为此还需要经历相当长的历史过程。

较之资本主义自发积累理想社会的物质条件，现实社会主义的自觉努力能够使自身率先达到理想社会的目标。从宏观上认识，中国社会主义需要关注如下战略原则：

第一，坚定不移地运用市场方式，使之在资源配置方面发挥基础性作用。大机器生产方式发展的事实证明，市场竞争不仅是推动科学技术覆盖现代化生产力全部三要素的最快捷动力，而且是促进全体劳动者能力自觉发展的最经济动力。后者为实现理想社会“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目标奠定着基础。

第二，科学合理地运用计划方式，使之在资源配置方面发挥战略导向作用。社会主义不应该按部就班地循着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劳动者的顺序发展，而应该在基本实现覆盖全体民众的社会保障体系之后，于全面关注三个环节协调配合的同时，侧重于劳动者能力方面的发展。从逻辑上判断：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教育平等将成为第一生产关系。

第三，积极探索中西文化结合的战略模式，不仅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实现市场和计划合理并用、互补互动的机制，而且要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基础上实现法治与德治相辅相成、交互并存的机制。从根本上说，理想社会所追求的平等和谐关系，虽然需要生产力达到一定的科学技术水平——西方文化对此作出了重大贡献，但任何外在于人心的客观条件都不能随机面对千差万别的个性——中华文化对此具有丰厚的思想积淀，双方乃至多方的相互融合才能真正引导人类进入自由王国。

注释：

①⑥⑦⑧⑨⑩{11}{12}{13}{1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9、684、685、174、174、137、137、174、366、137页。

②{15}{16}{1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43、427、486、486页。

③{1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2、358-359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00页。

⑤{1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0、737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28-929页。

{21}{2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5、407页。

作者简介：余金成，男，1950年生，河南信阳人，天津师范大学社会主义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300387；于峰，女，1982年生，辽宁大连人，法学博士，福建农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福建福州，350002。

（责任编辑刘龙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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