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顾颉刚民众读物运动的探索

摘 要

抗战烽火唤醒了本以求真为目的的大学者顾颉刚胸中爱国救民的热情，在“到民间去”的时代氛围下，他走出象牙塔，面向民间，开展了卓有成绩的民众读物运动。他的民众读物运动具有寻找代理人进入民间、正视民众的学习方式以及尊重民众原有文化等特点。这就在梁簌溟、晏阳初等领导的民众教育运动之外，探索出了知识分子走向民间的另外一条道路。

关键词

民众读物运动 知识分子 民间 顾颉刚

Abstract The Anti-Japanese War awakened the patriotic enthusiasm of Gu Jiegang who used to only seek truth. In the era of “going to the folk”， he walked out of the ivory tower and faced the folk and launched a highly popular reading activity for common people. His popular reading movement ha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inding agents to go to the folk， respecting folk’s learning method and respecting the original culture of the folk. Beyond the popular education movement led by Liang Suming and Yan Yangchu， Gu Jiegang explored another path for intellectuals to go to the folk.

Keyword popular reading movement; intellectual; the folk; Gu Jiegang

顧颉刚以著名历史学家的身份为人们所熟知。抗战的烽火唤起了他胸中爱国救民的男儿豪情，作为象牙塔中的大教授，他背离自己治学初期定下的“为学问而学问”的宗旨，面向民间，积极投身民众教育的社会运动，创办“通俗读物编刊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在我国抗战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一、“到民间去”的时代氛围

在帝国主义侵略危机下，作为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阶层多方寻找救国方案，到民间去唤醒民众、发动民众，在民众中改造自己成为一种时代思潮。

郑振铎等人在1913年就成立了社会实进会，隶属于北京基督教青年会。该会举办演说会、游戏场等社会服务，还举办夜校、进行人力车夫调查。他们强调其“改造的方法是向下的”，要“把大多数中下级的平民的生活、思想、习俗改造起来”[1]3-4。为建立一个真正共和、自由、平等、幸福的社会而服务。

1919年2月，李大钊在《晨报》上发表了《青年与农村》一文，呼吁中国的青年到农村去。他论证说，“我们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他们的苦痛，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苦痛;他们的愚暗，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愚暗;他们生活的利病，就是我们政治全体的利病”[2]649。他还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倡导厌恶城市、喜爱乡村的民粹主义式情感：“都市上的生活几乎是鬼的生活，乡村中的活动全是人的活动;都市的空气污浊，乡村的空气清洁。”他的结论是，“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入到社会里面，非把智识阶级和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3]648。俄国大革命的燎原之火经此登高一呼的宣传，“到民间去”由时代暗涌的大潮转化为汹涌澎湃的激流，20世纪20年代开始，知识分子进入民间成为一种试验、一种姿态，产生了乡村建设群、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群以及学术群等几个不同的群体。1931年4月4日顾颉刚访古旅行到达定县，参观了平民教育促进社（总干事晏阳初，秘书翟菊农，社会调查部李景汉），大力赞赏其平民文学部编写的唱本和艺术教育部绘制的故事画“允为民众教育最适当之教材”[4]226。

在通俗读物方面，出版界如生活书店，政府部门如段绳武主持的后方勤务部政治部、国立编译馆等，都曾出版不少这类通俗读物。不少作家也曾利用旧形式写通俗作品，如知名作家老舍写的《张忠定计》、赵景深写的《八百好汉死守闸北》，都是鼓词。在抗战前后一个时期，利用旧形式写通俗读物一时成为文化界出现的新潮。

“在民主观念开始传播的时代，平民思潮的出现时一个必然的结果……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纷纷提出的平民教育、平民经济、平民文学、平民政府等主张，其目的既是给平民或中下层人民受教育的机会，改变中下层人民的生活处境，使政治、经济和教育真正为中下层人民服务，又是期待平民大众真正翻身得解放，成为国家与社会的主人。”[5]267在顾颉刚处，经过五卅的练习和辛未访古的洗礼，经由民俗学研究内在理路的延伸，以及学术运动带来的挫折，都令他放弃了固守书桌的人生理想，投入到民间去、再造新中国的时代氛围中。

二、寻找代理人进入民间

通俗化并不是顾颉刚的发明。他小时候读到的《文明小史》《庚子国变弹词》等就是旧瓶装新酒的先例。1921年7月10日到11日的日记中，顾颉刚记述自己读章太炎的白话文，作笔记六页，产生了在群众中进行文化推广普及的想法。1922年底，顾颉刚入职商务印书馆时认识了张元济和夏翠芳。他曾自比张元济，特别想结识一位如夏翠芳一般的经营人才。说到张元济，他的第一桶金就来自于插图版的《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从教科书入手，并重视插图。在张元济之前，汉州人叶瀚也曾经模仿千字文的形式编出《天文歌诀》和《地球韵言》，把天文、地理的科学知识作成了四个字一句的东西，也是“旧瓶装新酒”的实践。

五卅运动中，顾颉刚正式开始用通俗文学的形式向民众进行宣传。1925年10月，顾颉刚为前辈北观别墅主人的《科学救国大鼓书》作序[6]，这本书出版前顾颉刚就曾经在《救国特刊》上推介过，写《科学救国大鼓书引言》[7]，两篇文章是顾颉刚早期阐述他对通俗教育这种社会运动看法和纲领的重要文献。且看他笔下的几种角色。

民众：需要被开通民智;无知（向来不接触国家大事、不能看报、不知道现在的世界是怎么样的一个世界、只能得到十八世纪以上的智识）;不醒（待唤）;需要娱乐。

唱书人：唱得好的很难，但效果很好（能在沉痛的语句之中作深挚的表情，使得听的人为之颠倒唏嘘不置），民众信任，善于揣摩民众心理，说民众听得懂的话。到民间去做宣传工作的人才。

学生：喊到民间去的漂亮话。不想去，也不能去。狂喊乱跳去演说，口音隔膜、用语艰深、态度失当。

知識分子的一种角色——民众文艺作家、通俗教育家：启智者。唤醒民众，让其认识到通俗教育的重要性，知道通俗教育的缺乏;给唱书以新生命，即，用新材料来激起听者的新兴味。给民众以正当的娱乐、时代的知识;要懂得民众艺术的规范，一方面向说评书、唱大鼓的人处去讨教，一方面又要多多对于民众的心理用揣摩的功夫。

他又如何看待民众艺术和民众教育呢？

民众艺术：极适合于民众社会。能够把意味渗入听者的心底里。使得听者乐于承受它的教育。唯一一条教育民众的路径（不是这样做，试问还有什么方法，可以使得他们知道这些事情）。激起民众爱国心的一个最好的方法。

编写：通俗的文字最不易做。

新材料的内容：国耻的故事、科学的故事、民国建造的故事。讲政治、讲外交、讲教育。

民众教育的目的：让民众感到救国是自己的事。

通过这些观点可以看出，在顾颉刚的设计中，民众是匮乏的，时代需要民众爱国、成为现代国民、明白世界大势、承担救国责任。但民众就是不具备这些素质。需要知识分子去教育他们。教育的方式是旧瓶装新酒。要想钓到鱼，就问鱼想吃什么。把鱼想吃的东西和自己的目的糅合在一起，这个中介就是民间文艺，具体而言就是民众艺术的鼓书、鼓词（因为大鼓适合北方的民众社会）这些韵文体裁。早在1921年俞平伯就说过：“韵文较为通俗，而无韵文较为高等;就是说有韵文是供给赤贫阶级的，而无韵文是供给中产阶级的。”[8]214

但知识分子编写这些要取得传播效果，就必须深入了解民众的接受心理以及接受习惯。顾颉刚非常清楚地认识到“精致的思想必须在大众中经过简单化、情绪化的加工才能激发认同”[9]70。自己对于民主、平等、公正、自由等观念的追求，不可能依据理性的逻辑向民众解释清楚，而必须将抽象的观念简单化、具体化，而且，必须与民众潜意识中的抱负与希望相一致。顾颉刚深知想教育民众必须用通俗的法子。在这通俗的法子中，曲艺是他尤为注意的，他也赞赏雕塑与陈列的方法。他在辛未访古时，看到院子里陈列各民族男女的塑像，觉得很好，“艺虽不高，以作通俗教育固甚当”[10]273，以文人审美的标准看，是不高明，但转换眼光，以通俗教育的目的去看，则是非常恰当的。这样的观点比自说自话的白话文学的民众性更进了一步。但也仅仅到此为止。1937年顾颉刚西北教育考察时，除了学校教育他也想不出其他适合当地民众教育的办法。

通俗的法子是知识分子不掌握不熟悉的，现去调查和学习来不及，但可以通过中介人物，也就是已经非常熟悉民众心理和民众接受习惯的唱书人去接触民众。实践中，顾颉刚主导的通俗读物编刊社在编印书籍刊物之外，果然训练了自己的大鼓书艺人，延请著名的盲人鼓书演唱者翟少平，来讲唱自己编写的新作品。这也就意味着，顾颉刚的民众教育道路不是知识分子直接到民间去，而是通过寻找合适的代理人来进入民间。正如这一道路所标明的，知识分子和民众似乎无法真正互相了解。这与梁簌溟、晏阳初的直接改造、共产党人走出的互相改造路线均有所不同。此时他对民众的伟力只有概念上的认识，没有切实的体会和深挚的同情。编制新词去唱，移风易俗的效果会很好。这属于通俗教育。智识阶级要开通民智，非得靠这个不可。“民众向来不接触国家大事”[11]185“人民向无团结，不知国家为何物”[12]189。总之民众是“愚昧迟钝”的。民众中极少部分的官僚是“贪鄙昏聩”的，这些官僚组成的政府是“懦弱无能”的，而面对的外国人则是“蛮横”的。只有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是纯洁的青年，不为利害而只为理想奋斗。知识分子要启蒙民众，反对北洋政府的官僚和北洋政府。要做救国的宣传，这种方式能深入民众的内心。民众需要知识分子去启蒙。

三、正视民众的学习方式

1933年，通俗读物编刊社正式成立，顾颉刚撰写章程[13]94，明确阐释了他对民众教育和通俗读物的认识：

民众：与知识界的意识隔绝，素质低导致国家民族的团结无法实现，有事时无以收如臂使指之效。

知识分子：勉励民众尽他们救国的责任。

通俗教育：随顺民众思想的方式，因势利导，给予必需的精神食料。

通俗教育的承载物：唱本、剧本、小说、连环画、画报。价格适合民众的购买力。

民众教育的目的：唤起民族的意识，鼓励抵抗的精神，激发向上的意志，灌输现代的常识。

1936年顾颉刚继续明确道：

通俗读物是“继续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主义精神，用通俗的口调，把革命的科学思想，贯彻到下层民众的心中，代替《宣讲拾遗》《济公传》一类陈腐的读物，来教育国民的杂志和书籍”[14]169的总称。

体裁用语的模仿对象：章回小说、鼓词弹词、俚词土调歌谣谚语。

内容：革命、民族主义、反对军阀内战的和平思想、民族立场、地理、风俗人情、迷信被害。

目的：激发民众向上意志（知识分子有向上意志，有很多的信心）提高民族知识能力（知识分子有很多的知识）。

方法：除了立，还要破，大力批评旧读物。

跟1925年的版本比，明确了由上而下的单向启蒙路线，这种知识普及的民众教育工作具有提高民众知识水平、激扬民族精神的双重意义。依旧加入通俗读物的中介，最重要之处在于编写通俗读物时需要采用广大民众容易接受的语言和形式。这种形式还要再细分，根据读者阅读水平和接受能力的差异分成不同的层次，以对象的不同而创作体例格式、行文语言各异的通俗读物。

顾颉刚提出了一个根本问题，那就是民众的学习方式，其接受有特殊的规律，即，必须看见现实生活中的具体问题，务实而绝不能务虚。务实才能被记住，被接受，务虚的话少讲，不讲。聚焦具体问题具体任务，这是处理生活世界的原则。要给他们描绘未来的样子，听我的你就能实现这个未来。顾颉刚要求通俗文化运动要聚焦于民众生活中的现实问题，把自己的理念灌注在一个具体问题中去解释和介绍。决不能说理论，说听不懂的东西。在日本人要求取缔书社而导致失去城市市场后，编刊社转战农村，但发现农民不能接受文字宣传，于是改印抗日内容的画片。

编刊社刊物直接应对农民的现实困境，教给农民科学养鸡、卫生、医疗和气象等知识，比如《鸡蛋王》，讲科学养鸡的知识，开头采用传统评书格式，借江苏扬州城外一叫王老八的“鸡王”之口，具体描述鸡房结构、饲料搭配、饮水洁净、科学选鸡和孵鸡以及预防和应对鸡瘟。《可怕的苍蝇》讲述山东凤仪亭村的一个彭善人，平日行善不杀生，任意苍蝇繁殖，结果苍蝇传播霍乱病菌，导致两个儿子一个儿媳妇都被传染而死。文中详细说明苍蝇生长、传播疾病的过程，宣扬科学卫生知识，反对民间迷信。1939年7月中旬，顾颉刚写作《农村卫生不可不严重注意——这是中华民族生死关头的大问题》，刊于1939年7月16日、23日《云南日报·星期论文》，指出农村梅毒、烟毒、传染病菌猖獗，其严重性不亚于抗战。

在应对民族解放的问题上，编刊社出版的任何作品都没有脱离抗日的主题，无论是历史上出现的反抗外族入侵的《文天祥》《史可法》和《精忠报国》等，还是揭露日本人在中国暴行的《翠红姑娘殉难记》《火烧石头寨》和《成安被屠记》等都是如此。但数量最多的是反映中国各阶层民众直接抗日的作品，例如，描绘农民抗日的有《杜泉死守杜家峪》《张子青诱敌》和《大闹王家庄》等，歌颂妇女抗日的有《义勇军女将姚瑞芳》《穆桂英血战潘阳城》和《女队员巧计破案》等，宣扬军队抗日的有《五百大刀队战死喜峰口》《血战卢沟桥》和《张仰贤大战百灵庙》等，即便在介绍节日时也跟抗日相连。

在理念上，顾颉刚采用了“取其民不取其俗”的方针，将民众置于被教育的位置，否定自生自长的民众读物本身所具有的教育的功能、情感宣泄的功能、记述生活经验的功能，满足生活想象、提供生活方法的功能等。但在策略上，他又不得不向这些古老的读物采用的性质和思维方式妥协，处心积虑地采取了一些看起来奇幻的题目和叙事的方法。

四、尊重民众原有的文化

1937年，顾颉刚由于考虑了边疆和民族的问题，他的通俗化思想有了新的发展和变化。1937年12月29日顾颉刚在兰州为《甘肃民国日报》作《边疆教育和边疆文化》一文，在提倡“用旧瓶装新酒”之外，他申明了“使旧酒醇化”的路径：使旧酒醇化，要把边疆文化中的优点充分暴露，充分发扬，充分广大[15]74。

顾颉刚敏锐地意识到教育没有效果的原因在于和生活不发生关系。固然是为了受教育对象好，但是在方式方法上却不考虑对象的需要，“从事边疆教育的人不曾把边疆文化作为他的工作的出发点，所以处处显得隔膜”[16]72，他强调考虑受教育者的真正需要，在方法上则要跟他们原有的知识体系接榫。因为边疆同胞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所以要接榫，要让现代文明的教育发生效果，要激发爱国之心，就需要充分考虑他们原有文化的状态，尊重他们原有的文化，认识他们的秀异之处，在边疆文化面前，“自居优秀的观念是要不得的”。这虽然是面对边疆民族文化时发出的议论，但其使旧酒醇化，而不是完全用新酒取代之的同情同理之心、尊重谦虚之心却非常难得。这就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单线启蒙的路线，而有了双向启蒙的特点。如何将为民众的文学和民众化的文学相结合，顾颉刚一直在思索。

参考文献

[1]郑振铎.郑振铎文集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2][3]李大钊.李大钊文集（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4][10]叶圣陶主编.开明书店二十周年纪念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5.

[5]林红.发现民众——历史视野中的民众与政治[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267.

[6]顾颉刚.科学救国大鼓书序[N].京报副刊，1925-10-26.

[7]顾颉刚.科学救国大鼓书引言[N].京报副刊，1925-8-7.

[8]贾殖芳等编.文学研究会资料（上）[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

[9]林红.民粹主义——概念、理论与实证[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

[11][12]顾颉刚.顾颉刚全集38[M].北京：中华书局，2011.

[13][14]顧颉刚：顾颉刚全集35[M].北京：中华书局，2011.

[15][16]顾颉刚：顾颉刚全集36[M].北北京：中华书局，2011.

作者简介：王雪，中国现代文学馆馆员，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2016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民间思想史、文学档案、现当代文学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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