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黄金十年”南京的民族形式建筑述要

教育中的“西方古典美学原则同东方审美，西方现代建筑材料与中国样式，西方建筑结构标准同中国传统木构架”的影响下，因为调和中西古今的手法不同，而形成的三种最常见细分风格类型。

[关键词]民国;黄金十年;南京;民族形式建筑

一、时代背景与城建政策

1927年北伐成功至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的十年，国民政府以南京为首都，以上海为经济中心，整个国民经济呈现出快速上升的趋势。这是近代中国唯一一段相对稳定统一的时期，各项现代化制度初具雏形，被称为南京十年或“黄金十年”。

“黄金十年”，城建是要冲。北伐结束后的南京“古老而残破，还不是一个堪称中国首都的城市，冬天寒冷，夏天湿热，甚至没有现代化的卫生设施”，因此，为了打造新都形象，南京国民政府在《规划首都市区图案大纲草案》《首都大计划》等先声陛规划法规与草案的基础上，以科学化的城市设计先行，而城市美化取量力而行的规划主旨，于1929年制定了《首都计划》。传达政治正统性的民族形式建筑，在国民政府定都南京期间得到了官方支持。基于此，“要以中国固有之形式为最宜，而公署及公共建筑物，尤当尽量采用”成为定位首都建筑形象的基本原则。这种形式建筑，遂成当时的建筑风尚。置身这一时代背景中的新兴社会精英——中国建筑师。立足南京，并在国民政府制定的民族形式城建政策保障下，寻得可以与外籍建筑师、洋行竞争建筑市场的空间，由此催生了中国建筑师群体持续十年的民族形式建筑探索热潮。

二、建筑的细分风格类型

复兴中国固有形式是民族形式建筑的设计主旨之一。对于国民政府来说，这一文化复兴政策落实在建筑上，更多地成为一种基于文化象征主义的形式创造;对于民国“黄金十年”执掌南京民族形式建筑的建筑师来说，由于存在“学院派教育背景下以西方古典美学原则调控建筑比例”“调整西方建筑结构标准以适应东方审美原则”以及“混合西方材料于中国式样”等多条探索路径，因此，民族形式的具体风格特征，就不能以“中西合璧”笼而统之，而需从建筑各部位造型、装饰与结构等方面加以细分，并归纳形成民族形式建筑的风格类型。对此，笔者经过实地调研与比较分析后发现，民国“黄金十年”南京的民族形式建筑可以分为以下三个细分类型：

（一）大屋顶式中华古典复兴式

这一建筑风格来源于官式建筑大屋顶，是国民政府借由传统建筑与现代建筑的结合，宣扬国民党正统形象的政治意图使然。而对于国民政府来说，传达精英文化价值取向的宫殿、寺庙建筑，其上显赫的大屋顶最能代表“中国固有之形式”。加上国民政府嘉赏的外籍建筑师如亨利·墨菲等，极力推崇屋顶造型与建筑装饰中的民族文化特色，进而掀起一阵宫殿式民族形式建筑热潮，使得“黄金十年”南京的民族形式建筑中这类民族形式建筑成为主流。

这类民族形式建筑的特征主要体现在檐部。具体而言：1.檐部材料趋于多元化，除烟灰色简瓦、板瓦以外，出现棕黄色、土红色、蓝色、绿色琉璃筒瓦材質，如美龄宫、中山陵建筑群、励志社、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旧址、中英庚款董事会等。2.部分建筑的檐下出现斗拱，多采用尺度较小、排布较密的清式装饰性的斗拱，如中山陵祭堂檐下的坐斗和拱的组合构件。3.檐下额枋多施彩绘，大多采用旋子彩画的图形结构，或以青绿黄色为主，或以浅浮雕素色成型。前者如励志社、华侨招待所、美龄宫，后者如中山陵祭堂、享殿等。4.重檐屋顶之间间距较大，多设置采光窗口。这是从使用功能入手，对中国传统重檐屋顶的改良设计，如国民政府铁道部、美龄宫、励志社等。5.吞脊兽与檐部色彩统一。檐部材质、色彩多元化，鸱尾（吞脊兽）的色彩也趋于多样化，但是整体造型简洁，有向几何化演变的趋势，同时较少出现垂脊走兽。

这类民族形式建筑的墙身与南京传统建筑墙身相比存在较大区别，这与钢混结构取代砖木结构，现代功能主义建筑对采光、通风的需求以及学院派古典建筑的构图比例有着密切关系。因此，墙身可以大面积开窗，或采用等距排列长条窗的文艺复兴式府邸的立面形制，有些甚至突破了山墙上不开大窗的传统建筑风水禁忌，而开设了面积较大的长条窗，旨在改变中国传统建筑檐部深远、影响采光的弊端。这既是大屋顶式中华古典复兴式建筑墙身的特点，也是几乎所有民族形式建筑的共性特征。

（二）简约仿古式

简约仿古式一般没有显赫的大屋顶，它是在现代板式混凝土建筑基础上，于檐下、门楣、窗楣、腰线等处添加简化后的传统装饰或瓦解了结构意义的建筑构件而成。这是一批受到西方现代主义建筑思潮影响的留学归国建筑师，在国民政府复兴“中国固有形式”的城建政策上与现代建筑形态、结构、空间之间寻求调适与折中的结果。代表作有：杨廷宝设计的中央医院旧址建筑群，奚福泉设计的国民大会堂与国立美术陈列馆等。这类民族形式建筑的檐部特征为：1.坐斗与拱的结合，如国民政府外交部檐部;2.夸大补间铺座相接处的拱眼，并处理成镂空几何形态，如中央医院旧址建筑的檐部;3.在檐部架设廊架，并于廊架梁柱之间增加几何形插角，其上浮雕拐子纹，如中央医院旧址主大楼的檐部，国立美术陈列馆侧立面的檐部;4.檐下增设蚂蚱头，多为浅浮雕祥云样式，如中央医院旧址主大楼门廊的檐部;5.檐下仿照彩画的图形结构，浮塑拐子纹，并在浮塑的彩画装饰之下增设蚂蚱头，如国立美术陈列馆、国民大会堂的檐部。基于建筑结构转型与现代建筑的功能诉求，这类民族形式建筑的墙身与大屋顶式中华古典复兴式并无根本差异。

（三）传承结构意义与边疆民族建筑特点的现代式

这类民族形式建筑在黄金十年的南京比较特殊。一方面，虽然19世纪以来西方建筑评论中的结构理性主义标准流传国内，但是用它来分析中国传统木构架建筑，还存在观念的隔阂和解读的偏差。由于当时考古学实地考察和测绘刚刚起步，将结构演变视为中国传统木构架建筑造型、美学品评的依据，还要等到营造学社考察、测绘了大量古建筑以后，才逐渐明晰，因此，基于结构理性主义与实证分析的研究法，同中国传统的美术史学形式分析法相结合，并应用于建筑实践的条件尚不成熟。另一方面，随着国民政府的民族文化复兴政策在南京强势推进，美化国民党政治形象的重要载体一民族形式建筑的文化象征内涵被有意地凸显出来。

在传承结构意义与边疆民族建筑特点的现代式探索方面，最具代表性的当属童寯先生。由他主持立面设计的国民政府外交部大楼与官舍工程，以及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古物保存库，皆汲取藏族平顶建筑风格，模仿承德外八庙中须弥福寿之庙的大红台。但是，与色彩明烈的藏族建筑相比，这两例建筑墙身或采用泰山面砖或采用青砖局部水泥砂浆抹面，色调素雅，户牖简洁，方整无饰，经济实用。立面上也没有那种远离材料表现与结构理性的图像化拼贴，只是在平整的墙面上开挖简单窗牖，添加了朴素的压顶线，檐下也没有丧失结构意义的斗拱和赘饰。这是童寯否定大屋顶的“辫子艺术”，将契合于新技术、新材料的平屋顶与中国形式建筑相结合。他的学说触及了建筑学科的核心——建构，可以说，在20世纪80年代前具有相当的先锋性，引领了当今赵辰、王骏阳、朱涛、陈薇以及王澍等一批建筑学者、建筑师的建构学研究与实践。

民族形式建筑体现了近代南京的主要地方特色，即传统文化根基深厚，西化、现代化进程不及上海、广州、天津等租界城市、通商口岸，频频出现在建筑上的中国北方官式建筑大屋顶，明丽的旋子彩画、简洁古雅的装饰以及马歇尔公馆上水戗发戗的江南特色的屋架，折射出六朝古都的城市意象。因而，民族形式可被视为南京近代城建史上最能展现历史、地域文脉与时代精神的经典形式。

除了助推民族形式建筑普及南京的国民政府的民族文化复兴政策，附带政治规训的目的以外，社会精英的家国意识与民族主义情结，以及第一代中国建筑师在“学院派建筑教育的受教育背景，同中国传统建筑木构架体系、平顶式边疆民族建筑特点与近代中国城建的实际需求之间”，探索形成的多元化民族形式设计手法、实践成就，以及关于中国本土现代式建筑的学术观点，对于倡导民族性、时代性的当今设计界来说，仍有启发与借鉴意义。

[作者简介]

陈晨，女，1982年出生，研究生学历，金陵科技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建筑学/设计艺术学。

[作者单位]

金陵科技学院艺术学院

（编辑：刘莉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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