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多克托罗《拉格泰姆时代》中历史的文本性

摘要　美国后现代小说家E.L.多克托罗认为历史存在于“无止境的自我复制”的文本中，历史和文学没有清晰的界限。在其作品《拉格泰姆时代》中，作者通过丰富的想象力和独特的修撰风格对历史人物进行虚构化的表征，以历史人物与虚构人物的交织形成一篇波澜壮阔的史诗。新历史主义的“历史的文本性”元素在《拉格泰姆时代》中彰显无疑，映射出多克托罗的新历史主义倾向。

关键词　《拉格泰姆时代》，新历史主义，历史的文本性

E.L.多克托罗是犹太裔美国后现代主义作家，所创作的10多篇小说大都以美国历史，尤其是以犹太裔美国人的历史为背景，涉猎多种写作模式。展现了特定时期犹太裔美国人的生活。多克托罗的文本不仅仅反映了其所处的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状况，还参与创造了他所处时代的思想文化历史，形成了新历史主义所认为的文学和历史的那种互文关系。《拉格泰姆时代》(Ragtime，下文简称《拉》)发表于1975年，于次年获得了第一枚“全国图书评论奖”和美国高校学术界所颁发的“文科和文学奖”，是多克托罗众多作品中的重要之作。《拉》自问世以来，引起各界对该作品及表现思想的广泛关注，很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予以研究和论述。本文透过新历史主义的视角，分析《拉》所具有的“历史的文本性”元素以及作者所体现的新历史主义倾向。

新历史主义是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英美文学批评界和文学界的“新”的文学批评方法，具有强烈回归历史的愿望。新历史主义者既对“旧”历史主义的历史决定论持否定态度，又对形式主义的“文本中心论”加以扬弃。在新历史主义批评家关注“新”历史，即已经文本化了的“新”历史的同时，一些后现代主义小说家也在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进行着再创造。在他们的小说中，对过往历史的记载烙有双重的对历史原貌的改写色彩，这种双重改写出来的“新”的历史结果使历史面目更加难以辨清。至此，历史真实和文学虚构的界限模糊难辨，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已经和小说中虚构的事件和人物混杂在了一起，历史真实与文学虚构之间的界限被彻底地打破了。历史，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惟一的、客观的、本质性的、存在于文学文本之外的“宏大叙事”，被后现代主义小说家解构成了与文学文本没有什么区别、可以被任意改写的故事。海登·怀特认为：“历史就是一种文本。”路易斯·艾德里安·蒙特洛斯把历史的这种状况归结为“文本性”，即：一方面，历史与文学文本一样也是一种叙事，因为它同样具有主观性和虚构性，历史事实只存在于文本踪迹之中，人们只有通过不同的文本才能了解历史，另一方面，这些文本在转变成“文献”、成为历史学家撰写历史的基础的时候，它们本身将再次充当文学阐释的媒介。简单地说，“历史的文本性”是对历史客观实在性的怀疑。历史在本质上也是以文本的形式存在，呈现于不同文本中的同一历史会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存在差异，甚至由于阐释的目的、角度不同而显得大相径庭，有扬有弃。

多克托罗在这一点上与新历史主义批评家和一些后现代主义小说家达成了有趣的共识。他在《虚假的文献》中清楚地表明了“历史只存在于编撰中”。对于历史和小说的关系，他认为“历史是我们生活其中并希望能在其中存活下来的一种小说，小说是一种推测的历史，也许是超历史，即在资源上远远超出历史学家所能想象的、大量可以使用的数据来编撰的历史。”多克托罗在这一段文字中明确地表达了他对于所谓历史真实的质疑：“历史事实只有在历史学家创造出来之后才得以存在。”从“创造”这一词中，我们不难体会到多克托罗对历史的戏谑态度，历史可以完全被小说家按其创作意识随意地杜撰、编造。在《拉》中，多克托罗把众多的历史人物融入其虚构的小说中，混淆并颠覆了历史真实与文学虚构之间的界限。

多克托罗在《拉》中充分地发挥了其想象力把历史事件和虚构的人物结合起来，并且对历史人物进行了虚构化的表征。多克托罗把历史事件作为故事发生的背景，推动着故事的发生，并将历史人物和他虚构的人物放在一起。对于纯虚构的人物，多克托罗采用一般化的名称，如，父亲、母亲、母亲的弟弟，小男孩、小女孩、爸爸、妈妈，来作为典型的代表。而对于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采用真实姓名，如，弗洛伊德、荣格、大财阀摩根、汽车大王亨利·福特、美女伊芙琳·内斯比特、女权者埃玛·戈德曼、脱身大师胡迪尼等，暗示给读者他们是具体的、鲜活的个体，真真切切地存在，对这些历史人物的虚构表征比起普通虚构人物要更具真实性。多克托罗巧妙地安排这些历史人物和虚构人物碰面，想象在这些历史人物身边发生的事件，并把虚构的情节融入真实的历史事件中。如，1909年皮埃里北极探险和第一个家庭中的白人父亲(Fattler)、1912年马萨诸塞工人罢工和第二个家庭中的犹太移民Tateh(意底绪语“爸爸”)、脱身大师胡迪尼和小男孩的见面、脱身大师胡迪尼在奥匈帝国王位继承人斐迪南大公面前的表演、弗洛伊德与其追随者的纽约之行，女权者埃玛·戈德曼给伊芙琳·内斯比特进行按摩。

多克托罗对这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表征超越了传统的纪实手法，有意识地融入了小说创作的技巧。他从不同的渠道取材，试图展现给我们真实的历史。在谈到他创作《拉》时，他说：“我看了许多那个时代的图片，读了大量的人物传记，我采用那些给我澡刻印象的东西，这是一段很特别的过程。”多克托罗在这样一段特别过程下创造出来的真像引起了评论家的争议。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荣格和弗洛伊德一起去美国——我们知道确有其事。但是，多克托罗安排他们两人后来在康尼岛一起乘船穿越爱情隧道。这一事件我们无从考证。读者很可能会问这样一个问题，历史上果真有这样的事情吗?因为一般情况下人们无法相信，这样两个在心理学和神经学上有严重分歧的人怎么可能会一同穿越爱情隧道。多克托罗用虚构的对话把两个真实的历史人物联系到一起。当多克托罗被问及是否这些事件真的发生过，他间接地回答道：　“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以前可能还知道，但是现在早已忘记。还是把《拉》看成是事实和创造的结合体——个小说家对一个时代的复仇：庆祝非小说的诞生。”他总是认为自己的小说是真实的，“在《拉格泰姆时代》中我非常满意我围绕摩根所编写的内容，例如，福特，不管它到底发生还是没发生，都是真实的。”虽然他背叛了历史的准确性，他曾解释说：“这些历史人物代表那个时代的形象”，用他们是“因为他们为我准确地表达那个时代含义。”

多克托罗在《拉》中众多的历史人物中，重点挑选了两个历史人物——胡迪尼、伊芙琳·内斯比特进行描写。小说一开始，多克托罗就安排胡迪尼(美国著名的脱身大师)的车子在白人家庭的门前出了故障不能前进，这家人邀请他进屋休息片刻并沏茶，一切都那么有礼貌和友好，但是最后小男孩告诉他：　“警告大公”。后来，当胡迪尼遇见奥匈帝国王位继承人弗朗茨·斐迪南大公(不久被暗杀)时，却忘了“警告大公”。在小说的最后，“这年是

1914年，他头朝下悬在百老汇上空，而弗朗茨·斐迪南大公据说已被暗杀。就是在这一瞬间胡迪尼的脑海中出现了一个形象。那是一个小男孩，他正望着一辆汽车亮晶晶的黄铜前灯中他自己的影像。”多克托罗以小男孩的警告这一虚构的线索安排了胡迪尼和虚构人物的对话以及和斐迪南大公这一历史人物的见面。世人皆知斐迪南大公被暗杀的事件，但是多克托罗却让一个小男孩警告胡迪尼即将发生的事件，这在历史文献中无从考证。这种随意的联系打破了读者想从文本中获得历史信息的意图，对该文本产生莫名的焦虑：究竟哪个文本更加可信呢?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确是客观存在，不过它们存在于经过不断书写的各种各样的文本之中，人们只有通过多个文本才能了解历史。正如布赖恩·麦克黑尔在《后现代主义小说》一书中所说的那样，“当一个真实世界的人物被置放于一个虚构的情景之中，当他和纯粹虚构的人物发生关系时……就会产生本体论上的诽谤(效果)。”多克托罗通过离奇的想象，让两个历史人物在虚构情景下见面，打破了读者对历史人物已有的认识，干扰了历史的客观惟一性，使读者意识到历史不过和文学一样是一种可以被不同的作家随意诠释的文本而已。

多克托罗在《拉》的创作中，更多地融入了他个人的主观意识和推测判断的倾向是对伊芙琳·内斯比特——“美国历史上第一位性感美女”的描写。多克托罗在书房沉思20世纪初期美国社会生活状况时，联想到1906年报纸的头版头条新闻人物伊芙琳·内斯比特，并进行了发散式的描绘。在其情夫被杀以后竟与小说中虚构的一个青年发生了爱情关系。想象伊芙琳·内斯比特这样一位性感美女具有爱心，关注一个虚构的犹太家庭中的小女孩并想真正感受这样一个普通家庭的温馨。多克托罗根据自己的想象推测伊芙琳·内斯比特深受女权主义者埃玛·戈德曼思想的影响，并且细致地描绘埃玛·戈德曼对伊美琳·内斯比特进行身体按摩这一场景。最后伊芙琳·内斯比特在女权主义思想的熏陶下选择和自己心爱的音乐家私奔。多克托罗笔下的对于伊芙琳·内斯比特的叙述究竟是“真实的”还是虚构出来的，我们不得而知，也无从考证。

在《拉》中多克托罗把历史人物和虚构人物结合起来，并对历史人物进行了虚构化的表征，挑战着读者对所谓“真实”历史的固有思维。淹没的历史在复制与臆造的洪流中不断闪现，峥嵘岁月在历史长河中难窥其真实面容。表面上，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复制似乎是历史的回归的表现。但不尽然。多克托罗凭借自己对历史独特的理解，对已记录下来的历史不仅仅是复制，在其中融入了自己的思考与价值判断。该文本不仅反映了其所处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状况，还参与创造了他所处时代的思想文化历史，形成了新历史主义所认为的文学和历史的那种互文关系。通过对《拉》中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复制”的分析，可以看出多克托罗创作这部小说的意图，即历史在后现代的文本中无止境的自我“复制”。这种“复制”打断了对业已接受的历史的认识，历史真容惟有通过对多文本的考究与探索中方才显现，要在多文本的描绘中去寻求历史的意义。正如《拉》中胡迪尼与弗朗茨·斐迪南大公会面的场景是否可信，仅仅通过阅读该文本，我们无法判断、无从得知多克托罗的叙述是否可靠，需要对有关文本的描述进行比较与甄别，探寻历史的真实。在后现代小说盛行的今天，在多元叙事的浩瀚海洋中，我们需要敞开心胸去接纳诸多关于历史的不同文本，在众多的文本中去感知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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