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史论与态度

工作”。（第308-310页） 这与已知的约翰·汤姆逊对中国同行的评价不谋而合。

在“附录”所收入的文章中，保罗·尚皮翁发表在《摄影新闻》上的《在亚洲从事摄影活动的困难和问题》，不仅对两个世纪前所使用的摄影器材和化学药品有准确记录，而且纪录下了中国人对镜头“摄魂”的迷信和恐惧。国人在西方摄影师照相机前鸟散的情景，拍照后最多两年就会死亡的说法，将100多年前中国社会对摄影的态度栩栩如生地展示出来。而洛伦佐·费斯勒冒着危险，坐“垃圾牛车”潜入紫禁城拍摄的游记《中国冒险》，让其成为已知的第一位在宫内拍摄的摄影师。

在摄影史论的研究中，贝内特也有建树。对1860年前后在广东一带活动的米尔顿·米勒（Milton Miller），1986年出版的《中国摄影史 1840-1937》认为“米勒的照片局限于西方猎奇的视角，缺乏对中国社会深入的感受和体会”，这个观点带有明显意识形态的倾向，并一直主宰着中国对米勒的评判。但贝内特的研究表明，“米勒不仅是最早在中国开设照相馆的摄影家之一，还是早期在华最优秀的肖像摄影师家”，他拍摄的中国人肖像照，为许多近代中国史著作所采用，也为包括大英博物馆在内的多家机构收藏。

此外，在新近出版的《中国摄影史：中国摄影师 1844-1879》中，贝内特收集有350多张原版老照片，涉及了400多位中国早期摄影家，是一批中国摄影史中“被遗忘”的摄影家和作品。可以预料，这些国内从未出现的资讯将为早期中国摄影史研究提供珍贵的第一手史料，有助于研究领域的拓展，甚至可能会改写中国摄影史的某些已有结论。

研究方法与治史态度

在摄影史研究方法上，贝内特用的是“笨”法子，也是史学研究中最传统、最基本的方法：从找寻重要的第一手史料入手，包括当年的文件、信函、广告、游记、铜版画和记录等。比如，他在研究约翰·汤姆逊时，不仅调阅了当年英国社会普查时有关汤姆逊的资料、汤姆逊的死亡记录，甚至还探访了汤姆逊的墓地—这是一般人都能胜任的工作，但很少看到当下的中国学者如此“吃力不讨好”地研究中国摄影史。

在书后列出的“中国摄影分区年表”和“1842-1879在华摄影师名录”中，贝内特整理了大约200位外国摄影师，以及他们在华活动的地点和时间段，这为早期中国摄影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此外，贝内特按时间顺序列出19世纪中国重大历史事件与中外摄影发展史重大事件的“中国摄影年表”，也对考虑中国摄影发展历程与中国近代史和世界摄影史的关系提供了思路。

贝内特的第一本著作出版后，有些中国学者认为贝内特的学术质量可能受到其自身所收藏原版照片“商业价值”的影响，甚至认为是一本销售自己藏品的书。不过，我们回到该书写作的原点，作者是为了研究写书而收藏，不是为了自己的收藏而写书，其著作的学术价值就值得肯定。贝内特对此的回应十分中肯：“书中发表的主要是他多年收集的资讯和研究的成果，没有过多的个人评判，希望中国学者能在该书的基础上，对中国早期摄影史做出中国学者独立的评价。”

留美学者王瑞建议：真有志于中国摄影史研究的中国学者，不妨仔细阅读和研究此洋人版的《中国摄影史》。当然，我们也应意识到，与其他形态的中西方文化交流不同，摄影术是随着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进入中国的，其在南方的流行和扩散与第一次鸦片战争相关，在北方的扩散和流传则与1860年前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相关。此外，早期在华西方摄影师的活动也多与殖民活动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具有浓厚的殖民主义色彩。但我们应该避免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心态，多了解有关早期中国摄影的资讯和观点，才可能在中国摄影史研究领域进行包括“后殖民主义摄影”的多元研究。退一步说，如果我们连摄影术是怎么成为殖民的工具，摄影怎么殖民了中国都不知道，“后殖民摄影的研究”也无从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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