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中共党史中的热点、难点和疑点

对陈独秀，应给予一个更为明确的定论性说法……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之际，《新民周刊》记者赴北京，独家专访了中共党史学家石仲泉。

石仲泉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在中国共产党走进第95个春秋之际，石仲泉将自己近些年深入研究党史的创新成果呈现给读者，推出《我观党史四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因其文章辩证地审视中共党史中的热点、难点和疑点问题，分析中共党史中的重大事件，评价中共党史中的重要人物，对全面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而深受读者喜爱。

在两个多小时的访谈过程中，石仲泉老人以哲学家的涵养，以史学家的积淀，史论交融，纵论党史。

石仲泉认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之际，这一个“七一”，体现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新的理念、新的思想进展到新的时段。按照这一治国理政的思路，“四个全面”，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将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中国梦的目标越来越清晰——“两个一百年”，亦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最初，‘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带有口号性，现在有了明确的时间段——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石仲泉说，“‘民族伟大复兴’，原本可能知识分子比较能够理解、明白，而中国梦的概念，老百姓更容易理解，可以说是原本‘天上的东西’接地气了。中国梦调动起广大群众的力量，是人民的梦。中国梦凝聚整个中国的力量，是很大的进展。”

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奋斗

《新民周刊》：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了。近年来，您发表过一些文章，比如关于陈独秀，您认为他是叱咤风云、功大于过的历史巨子。近年是否有新的史料被挖掘出来？

石仲泉：从史料挖掘来说，我觉得没有很新的史料，但有新的概括、新的认识、新的评论。前几天安徽搞了个剧本——《觉醒年代》，是关于新文化运动的。我觉得写得不错，突出了陈独秀，讲这段历史，无论如何不能矮化他，这与我的观点是一致的，从另一个角度说，也把我讲的观点给予形象化了。新文化运动，确实是民族很大的觉醒，给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重要的思想准备、文化准备、舆论准备。在新文化运动之前，陈独秀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观念是模糊的。五四运动，陈独秀是坐过98天牢的。他说过，监狱就是研究室，监狱成了他实现思想转变的课堂。出狱后，他开始从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

我们知道，新文化运动时期，北大有著名的“三只兔子”——“老兔子”蔡元培、“大兔子”陈独秀、“小兔子”胡适。这三位生肖都属兔子，年龄各差12岁。而陈独秀作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时间没有李大钊早。李大钊在十月革命的消息传播到中国后就对俄国革命产生兴趣，认为中国可以借鉴俄国革命的经验，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比较快，没有经过很多犹豫。陈独秀对俄国革命探索和思考的时间长一些。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化运动的三员主将陈独秀、李大钊和胡适，一方成为左派，一方走向右派，在政治道路的选择上开始分道扬镳了，但仍保持了私人友谊，这一点很难得。

进入1920年，李大钊和陈独秀就开始着手酝酿建立共产党组织。陈独秀在北京呆不住了，随时都可能被警察缉捕，他决定转移到上海，将他主编的《新青年》杂志也搬过去。1920年2月，李大钊雇了一辆驴车，将陈独秀送出了北京城，两人约定，分别在北京、上海筹建党组织。这就是广为流传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佳话。1921年7月，召开党的一大，他因事务繁忙没有到会，但他是精神领袖，因此仍被选为中央局书记。他是我们党连续五届的一把手。

陈独秀对五四运动，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都功劳很大。

《新民周刊》：中国共产党成立于上海。您觉得为何会在上海建党？

石仲泉：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之后，北京的形势就很紧张。陈独秀成为北洋政府黑名单上的人。可以说北洋政府见到激进分子就要抓，学生抓了一千多人，北大成了兵营。北京成为了当时的政治漩涡。上面说了，李大钊是赶着驴车将陈独秀送出北京的。

上海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新青年》是陈独秀在上海创办的，为了扩大影响才从上海搬到北京的，因为北京既是政治中心又是文化中心。五四运动后，北洋军阀政府越来越反动，相对而言，上海的自由活动空间就较为大一点，五四运动扩展到全国后，跟进最快的是上海，不仅学生罢课，而且工人罢工、商人罢市，群众力量发动得也比较好。况且，上海是当时的出版中心，也是文化中心，对外交流广泛，接受新思潮快，思想传播也方便。再就是上海有租界，反动政府不能随便到租界去抓人。革命者可以利用租界开展活动，这是一个缓冲地带，回旋余地大，所以，党的一大在法租界所在地召开。

《新民周刊》：您的书中提到长征应该是6.5万多里，起点多元，目的地多有变化。也有一种说法是——西安事变成为中国共产党革命的一个转机。您怎么看长征与西安事变？

石仲泉：有一种说法称，红军长征，是蒋介石放马之故。这是不存在的。1934年9月下旬，蒋介石在庐山召开高级军事会议，要调集数十万军队对中央红军进行最后的“围剿”，想彻底消灭共产党。这就是所谓“铁桶围剿计划”。中共特科成员获得了这个秘密文件，就由项与年去执行送这个重要情报给党中央的任务。项与年当时在庐山脚下的德安，由德安到瑞金有1000多里路，为了将情报送给中央，他敲掉了自己的四颗门牙，蓬头垢面，破衣烂衫，化装成乞丐，这样才通过了国民党军的重重关卡。本来是决定11月开始长征的，这个情报送抵后，长征提前启动。如果不走，不进行长征，那就很可能遭受更惨重的损失，后果更不堪设想。所以，“放马”说没有历史根据。还是毛泽东那句话，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派对待我们共产党的原则是，能消灭的则坚决消灭之，现在不能消灭的则准备条件将来消灭之。

红军长征前倒是与广东军阀陈济棠方面有秘密协定，表示只过道广东，而不会在粤建立根据地。陈为了保存实力与红军达成共识。因此，通过第一道封锁线，只在粤军部队没有接到陈济棠的命令前，打了几仗，但就在这时彭德怀的红三军团打先锋也牺牲了一个师长。这也说明不存在“放马”。湘江战役打了九天九夜，蒋介石的飞机在江面上不停地投弹轰炸，战斗空前地残酷激烈，红军伤亡达三万多人，碧绿的湘江变成了赤水河，满河牺牲的大多是红军指战员。这怎么说是“放马”？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蒋介石还派遣骑兵攻击红军。彭德怀以步兵打败了骑兵。由此也诞生了毛泽东诗赠彭德怀——“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所以，整个红军长征，根本不存在蒋介石放马一说。这是对真实历史的莫大歪曲。

红军长征到了陕北，蒋介石是命令张学良、杨虎城来最后消灭红军的。他亲自到西安督战，并与张、杨摊牌。你们要么“剿共”，彻底消灭已偏居一隅的弹丸之地的红军;要么换防，你们离开这里，由中央军来“围剿”红军。张、杨被逼到了墙角，再无退路了，要对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的学生队伍有一个交代，这才发生了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答应不再打内战，确实是历史的转机。而张学良对这一历史的转机起了不小的作用。在张学良去世的时候，我讲过他可以称得上“伟大的爱国者”。没有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中国共产党、红军将非常艰苦，还要继续打内战，继续长征，寻求新的发展方向。

有了西安事变，全国人民都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深入侵略到了华北内地，大敌当前，应当全民抗日，不再允许打内战。正是这种大形势，迫使蒋介石不得不放弃继续“剿共”的方针政策。可以说，西安事变是历史的偶然性与必然性的交错结果。

抗战时期，老百姓一度是拥护蒋介石的。因为他答应抗日，也打了一些大仗，如上海抗战，影响不小。如果国民党不腐败、不反人民，共产党也不会反对他。如果他是个“好国民党”，你反对他干什么嘛？即便到了抗战胜利后，共产党也一度期盼有一个“和平民主的新阶段”，希望不要打内战，两党携手和平建国。但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腐败透顶，置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于不顾，接收大员们巧取豪夺，搞“金子、房子、票子、车子、女子”的所谓“五子登科”，物价飞涨，货币空前贬值，民不聊生。蒋介石还要冒天下之大不韪，重新发动内战，因此遭到老百姓坚决反对。国民党是民心尽失，不垮，天理不容。

从国家富强到伟大复兴

《新民周刊》：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中迅速取得了全国性胜利。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要求全党在胜利面前要保持清醒头脑，在夺取全国政权后要经受住执政的考验，“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如今，生产力提高了，亦有观点认为脱离群众的奢靡之风、大慷国家之慨，仅仅只是作风问题，而不见得会造成亡党亡国。您怎么看？

石仲泉：“两个务必”是中国共产党立党建国之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长治久安之根，是中华民族奋发崛起和伟大复兴之要！

现在生产力确实提高了，经济社会发展之速度惊人，由此导致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提高。这说明邓小平讲的发展是硬道理，也是一条颠扑不破的规律。问题是富了之后，还能否坚持社会主义的理念，坚持共产党人的信仰？

过去说富要变修，也就是说信仰坚持不了了。有这种危险，但不是必然规律。否则，只能永远贫穷，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谁会为这个贫穷的社会主义而去抛头颅洒热血呢？这是“四人帮”的谬论。但富裕后，贪图享受的极端享乐主义确实会产生，人的那些属于性本恶的东西也有了滋生的温床。

怎么解决？一靠思想教育，强调个人自律，坚守共产党的理想、信仰这样的底线。这当然不容易，要靠自觉性。我相信，总会有这么一批真正的共产党员会坚持共产党人的先进性、纯洁性的。二是靠健全党和国家的法治，加强国家法规、党的党规制度建设，这是他律。因为教育只对乐于接受教育者起作用，对那些不愿接受教育的人，如那些“老虎”、“苍蝇”，只是耳旁风。所以，一定要大力加强制度建设。十八大以来，揭露出这么多的“老虎”、“苍蝇”，与制度建设滞后、不健全、不完善有关。如习近平同志讲的“牛栏关猫”，怎么管用呢！这是一个沉重教训。所以，这些年大力加强制度建设，力度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大。

所谓“两个周期律现象”，一个是“窑洞对”过执政关问题。1945年，黄炎培在延安问毛泽东，问共产党能否经受住执政的考验？尽管我们党执政快70年了，但权力失衡造成的官员腐败多发高发势头，才刚刚遏制住，还没有取得压倒性胜利。十八大讲的“四大考验”、“四大危险”还存在，还要警钟长鸣。这说明过执政关的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再一个是过“富裕关”，即国家富裕了，还能否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信奉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及至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问题。这也是一个非常尖锐的考验。社会财富增加了，国家富了，我们党也是水涨船高，开始富裕起来了，办公条件有很大改善，福利待遇有很大提高，许多党员的生活条件有很大改善。因此，过富裕关问题，同样很尖锐地摆在我们党面前。

《新民周刊》：您的书中提到，中共八大意义重大。八大确定把党的工作重点转向社会主义建设。但为何八大没能成为您所说的——两次伟大革命，亦即革命与建设的交会点。其深层次的问题何在？

石仲泉：八大召开时，新中国已成立了7年，中国共产党搞革命成功了，包括社会主义改造也基本完成。搞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尚在摸索中。谁都希望不犯错误、不要再像民主革命那样发生那么大的挫折，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对这一点讲得很清楚。但我们党执政刚7年，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还缺乏经验，法制建设才刚刚起步，民主政治制度很不健全，一有大的风吹草动，思想认识不能不发生很大波动。这就是说，党搞民主革命的经验是丰富的、成熟的，但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才开始不久。当时与外部世界的接触也很有限，国际形势的瞬息万变，我们党的认识如何适应也需要一个过程。主客观方面的种种原因使得八大以后没能延续八大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

以国际形势而论，苏共二十大影响深远。赫鲁晓夫在彻底批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揭露斯大林的错误的同时，将苏联在斯大林时代的阴暗面无限放大。这样，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结果，在世界上掀起一股反苏反共高潮，特别是东欧国家，发生了“波匈事件”。这对我们党影响非常大。

“波匈事件”发生后，国内也出现了局部的、小范围的不稳定事件。特别是根据八大要求开展整风，号召民主党派、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可以提出改进党和国家工作人员作风的意见建议，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到1957年夏天，有关部门开了许多座谈会，一些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对党的领导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等党和国家的根本制度提出了不同意见，这使得我们党对国内政治形势的看法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认为，经过三大改造，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基本解决了，现在看来，还没有解决。这仍然是国家的主要矛盾，因而否定了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于是开展反右派斗争，将许多为了帮助党而提了尖锐意见的同志打成右派，犯了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严重错误。这是有悖党开展整风运动的初衷的。

提出开展整风运动时，完全没有“引蛇出洞”的意思，这是在运动开展之后，我们党对于民主党派那些头面人物提出的一些涉及党和国家根本制度的问题作了过度反应，以搞阶级斗争的方法来对待当时的“大鸣大放”，才使用了“引蛇出洞”的策略。对于这个变化也应当讲清楚，现在社会上有很多误解。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严重错误，对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发生了很大影响，这是一个沉重教训。

我们都希望不犯错误，党也希望不犯错误，但历史发展不可能一帆风顺，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新民周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您曾参与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组。之后，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则站在学术层面进行诠释。您如何看待中国道路？

石仲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包含三个层面的问题，有道路、理论和制度。后来讲三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就是由此而来的。中国道路，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同一层面、对不同内容从不同角度的概括。道路，是从实践路径角度讲的;理论，是从思想层面讲的行动指南;制度，是从载体角度讲的根本保障。这在十八大报告里已进行了明确定位。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进一步提出“四个全面”，亦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则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治国理政着力点。这个新的战略布局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

《新民周刊》：中国道路获得了不少国际赞许。如今，“一带一路”这一中国首倡、高层推动的国家战略，具有深远意义。

石仲泉：第三世界国家可以借鉴中国的经验。但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已多次讲过，非洲国家目前不适合搞社会主义。为什么呢？因为国情很不相同，搞社会主义的条件不成熟。但是，中国由贫穷走向富强的经济社会发展的经验可以借鉴。邓小平讲的这句话目前仍有现实意义。我们在世界许多国家建立孔子学院，不是输出革命，不是让人家搞社会主义，而是学习中国语言，介绍中国情况，讲好中国故事。各个国家的发展，都要从各自的国情出发，不要生搬硬套外国经验。

《新民周刊》：中国还未完全统一。您研究毛泽东的文章中，提出1939年到1941年是毛泽东统一战线理论和政策获得巨大发展的特殊岁月。对当下的祖国统一来说，有何借鉴与指导作用？当下与当年，又有哪些不同的实际状况？

石仲泉：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但如何做好统一战线工作也是比较大的难点。我们党在这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教训。中国抗战能取得胜利，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期间能得以巨大发展，与毛泽东亲手制定和践行的统一战线政策有密切关系。1939年到1941年，是毛泽东的统一战线思想走向成熟的重要时间段，故我那篇文章对此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和分析。

抗战时期，国共两党有大目标，国共两党共同对敌抗击日寇，在民族矛盾剧烈的时候，把阶级矛盾放在了第二位。但国民党又有一个在联共与反共之间来回摇摆，不断发生冲突、摩擦乃至形成反共高潮的问题。既要打退反共高潮，又还要合作抗日，这既要有高超的政治斗争策略，又要有非凡的政治智慧。毛泽东做到了这一点，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尽管国共两党摩擦不少，冲突有两次非常激烈，但在总体上维护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抗战，最后才取得了重大胜利。

现在，在台湾，国民党下台了，民进党执政。蔡英文至今没有明确表示承认“九二共识”。而“九二共识”是海峡两岸得以发展关系的政治基础。这个大目标如果很难达成一致，两岸关系就可能有曲折。目前的台湾处在一个看民进党怎么选择道路的十字路口。马英九尽管下台了，但他在承认一个中国各自表述上，还是有很大进步的。特别是能实现习马会，这很不简单，会在两岸关系历史上留下一笔的。马英九这八年，两岸关系发展很快，可称为比较顺利，对台湾也有利。如今民进党如果不承认“九二共识”，绝对没有对话、合作的基础，台湾的发展肯定会比较困难。

如果民进党胆敢宣布独立，那么就意味着大倒退，后果不堪设想。民进党敢不敢真独，拭目以待。

《新民周刊》：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历程及其成果做了数字化概括。您认为我党未来还会有飞跃吗？

石仲泉：应当有飞跃。这个飞跃可能比较难。当年，邓小平搞改革开放，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很大的突破。没有邓小平，中国不可能发展这么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打破紧箍咒的举动。我的评价是，南方谈话的理论意义、实践意义，都不可低估。没有南方谈话，就没有我们国家的飞跃发展，不可能在短短30年就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是南方谈话的大功劳。对南方谈话不要求全责备，一些人往往将南方谈话后一个时期的负面效应看得多、看得重，这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下一个飞跃什么时候在何处产生，我想，不一定是经济层面的，很可能是政治层面的，也就是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制度，目前大方向明确了，如何具体解决权力的制衡、监督问题，这需要一个相当长时间的探索。不说别的，就是处级以上干部的财产公示问题，这么些年，我们还没有完全公开实行，没有拿到阳光下晒晒，可见难度之大。更不必说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方面的重大改革了，这是牵一发动全身的事，要慎之又慎，急不得。因为，中国封建专制的历史有两千多年，这个历史基因的改变要经过多少代人的变异才能实现。这方面的问题若要解决了，将会是个很大的突破。中国从专制到民主，发展到现代化的高度的民主集中制——又民主又集中，建设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更民主更有效率的民主制度，这是邓小平讲的发展方向，总有一天会实现这个目标的。

毛泽东说：“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还说：“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这应当仍然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当然，民主与集中兼顾，自由与纪律齐有，不容易把握好。毕竟我们目前而且在相当长时间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现在可以说是初步进入毛泽东讲的那个境界，但需要继续朝这个目标奋斗。实现什么样的民主政治目标，一定要与我们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相适应，不能离开了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这个大前提，去追求更高阶段才能达到的民主目标。那是不现实的，也做不到。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ABC。我们应当懂得这个ABC。

《新民周刊》：您分析了追逐中国梦的三个阶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周恩来就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在20世纪内建成四个现代化。现代化是否有止境？您又是怎么看待人的现代化？

石仲泉：当年提出的四个现代化，是物质层面的现代化。奋斗目标的时限经历了不少变化。按照邓小平的说法，在新中国成立100周年时，即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我以为，如果不发生战争、不发生折腾，不发生逆转，这个目标是能实现的。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即国家治理现代化，则是制度层面的现代化，属于上层建筑领域。实现这个层面的现代化，则是异常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的时间更长。人的现代化，涉及人的素质的提高，不仅是文化的提高，更重要的是品德修养的提高，包括公民素质、法治素质等，这需要更长的时间。因此，对于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国梦，既要有充分信心，但是也不能盲目乐观，与其想得顺利一些，不如将困难想得更多一些，居安思危，多些忧患意识。这就要更加艰苦奋斗，更要有愚公移山精神。只要这样一代一代的中国人持续接力，美丽的中国梦一定能实现。

共产主义不是虚无缥缈的

《新民周刊》：您曾对中共一大代表的年龄进行分析，最大的何叔衡45岁，最小的刘仁静19岁。30岁以下占大多数，有9位。您认为掀起中华民族“开天辟地大事变”的是青年人为主力军者。如今的大学生党员的比例比往昔年代要高。您怎么寄望来者？

石仲泉：当代大学生思想活跃，信息广泛，眼界开阔，这是优点。与我们那时候相比，社会环境很不一样了。我们那一代人就是在崇尚英雄、讴歌革命的环境中成长的，这种信仰、这种价值观念深深地扎下了根。同时，那时的思想也比较单纯，从农村来的孩子，上学不容易，能一门心思读书。家庭困难，学校有助学金，我就是靠吃助学金从中学一直上到大学的。那时候是计划经济，一切都由国家包下来，个人不愁毕业没有工作，只有理想与不理想之分，不存在失业没有工作的问题。这样，个人用心读书即可。

现在呢，情况变化很大。到毕业季，就不那么安心了，要到处去跑工作。另外，社会上有些负面的东西，什么“拼爹时代”，无钱无关系似乎很难在社会上站得住之类，也对学生有不小影响。这样，即使学校教育的都是正能量的东西，年轻学生走入社会看到的又不是那么一回事，学校教育就会打折扣。大学生变得更实际，不像我们那时候充满了理想主义情怀。这是一个不小的变化。但是，在千千万万的学子中，走正道的还是绝大多数。追求进步、愿意献身共产主义事业的青年人还是不少的。

对党的队伍状况也要两方面看。十八大以来揭露出来的那么多“老虎”、“苍蝇”，是党内败类。

这些“老虎”、“苍蝇”，尽管他们能量很大，影响很坏，但在党内毕竟是少数，不是主流。否则，我们这个党就完全变质了，他们就不可能被揭露出来，也不可能有今天的可耻下场。在党内占主流的，还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党员多。

去年，经党中央同意，中共中央组织部表彰了一百余名全国优秀县委书记，就是占主流地位发挥正能量的光荣代表。正是有了这么些好样的同志，我们党才能发挥这么大的影响，也才能成为执政党。否则，我们党不可能有今天，不可能带领全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以来取得这么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我也相信，在我们这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拥有8800万党员的大党，一定会有不少民族的脊梁来顶天立地，支撑中华民族这片热土，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息奋斗。总之，既要看到党的队伍状况的消极、负面的恶劣影响，也要看到那些居于主流方面的积极的作用。在这方面，决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新民周刊》：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在此之际，最后问您一个问题——您怎么看待共产主义？

石仲泉：共产主义，有制度层面和思想层面。

从共产主义制度的实现来说，还很遥远。我想，真正的中国梦实现的时候，就离共产主义比较近了，达到社会主义高级阶段，就更近了。当然，这还仅是中国一个国家而言。共产主义本是一个全人类的目标，那就需要更长时间了。

共产主义还有思想层面的要求。为什么我们党叫共产党呢？既有为共产主义制度的实现这个奋斗目标的内涵，还有思想层面的先进性的内涵。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就是共产主义思想层面的要求。做到了这一点，就达到了共产主义的精神境界。从这方面说，共产主义思想处处都有，这就不是什么遥远的、未来的东西了，而是在我们身边的东西了。不仅雷锋是共产主义者、焦裕禄是共产主义者，许多英雄模范人物都是共产主义者。只要在思想上真正入了党的优秀党员都是共产主义者。因此，现在加强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教育，培养共产主义作风，就是要使我们树立共产主义思想。我们说要让小孩做共产主义接班人，其实就是要让下一代有高尚的思想境界，长大了成为有共产主义思想觉悟的人，能积极为社会服务、为人民服务的人。也就是毛泽东讲的“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这是能做到的，那些时代标兵就是这样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主义就不是虚无缥缈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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