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发展”能管理吗

我们的国家很重视发展“科技事业”，也常说要“加强科技发展管理”。但是，很多政策总觉得怪怪的，不能充分体现科技工作的一般规律。国家政策的出台，一般都经过专家讨论，为什么还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

究其原因，我认为是语言模式出了问题，它直接影响到思维模式，最终影响到政策表述。

问题出在“科学技术”这个词上。一般认为，与“上帝创造的世界”打交道的是科学，而如机械、土木之类与“人造世界”打交道的属于技术。可见“科学技术”的提法是基于“对象”的，而这些“对象”是客观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因此，不需要，也不可能由“政策”来管理。

“政策”能够管理的是人的行为。因此当我们制定政策时，需要基于“行为”的语言表述，才能形成正确的思维模式。从“行为”角度看，应该以“学术与应用”的提法代替“科学与技术”。任何学科，无论是数理化生，还是土木、机械都有学术层面和应用层面的行为。

学术行为是指追求所研究对象的规律为目的的行为。自然界有规律需要发现，人造系统依然有规律有待发现。

应用行为是指追求“成品”为目的的行为。

成功的“应用”不一定以发达的学术成果为基础。历史上，人类很多发明都不是以学术成果为指导，是在不明白原理的情况下得到的，例如腌制酸菜、酿制米酒。

这些“原生态”的“应用型成果”可能并不简单，很多时候还可能为学术研究打开一扇新的大门。例如瓦特并不是第一台原始意义上蒸汽机的发明者。在瓦特知道有这样一类机械设备之前，原始的蒸汽机就已经被英国的煤矿主们用于开采作业了。只是这种原始的蒸汽机效率极低，能耗极大。后来哥拉斯科大学（？）用经费买了一台用于研究，结果没有一个教授能够启动这台机器。最后，当时还是技工的瓦特成功地发动了这台机器，也成功地开启了令他功成名就的“学术”活动——他研究了这台机器的原理。

这就是学术活动与应用活动之间的关系。任何科技政策的制定都应当以此为依据。

说到“行为”就不能不谈“社会分工”。现代社会，峰会分工越来越细。分工不仅仅存在于一个国家内部，在全球范围内的“产业分工”是当今社会“全球化”的重要标志。

因此，在制定科技政策时，必须以有利于“社会分工”为出发点，否则就是历史性的倒退。例如学校搞本应该由企业搞的应用研究，就是历史性的倒退。可能有人会说，中国企业的力量弱，必须学校“帮忙”提升技术实力。我给这种思想下个定义：越俎代庖+皇帝不急太监急。该是谁的事情，就由谁来做，明确分工才能明确责任，才能解决问题。高校只要搞好教育就可以了，培养出能研究会思考的学生就是最大的“服务社会”了。高校“应用主义”的盛行程度绝对与毕业生（尤其是研究生）的素质成反比。试想，没有合格的学生，企业的研究能力如何才能提高？靠打教授牌鸡血吗？

（摘自“科学网”）

责编：袁海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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