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流的《烈火金钢》:价值重估的必要和理由

前言

张清华

作为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读者，我平生第一次遭遇一本长篇小说是在1972年，那一年冬天，九岁的我从乡间一个爱好文学的邻家叔叔那里，听到了那个年龄里最让我着迷的“英雄故事”，他所讲述的是两个片段：“史更新白手夺枪”和“肖飞买药”。现在想来，那讲述也许并不精彩，但却让我着了魔，我问他这故事是从哪里来的，他说是来自一本叫做《烈火金钢》的小说。我说能不能给我看看，他说这本书不在他的手里，我问在哪里，他说，这本书已经传没了，失踪了。

这回答几乎让我陷入了绝望，我开始梦想有一天会得到这本书。说来奇怪。越是在匮乏的时代，人才越有阅读的渴念与冲动，我追了他很久，还是没有得到那本书。就在我渐渐淡忘了这件事的时候，却不期在寒假中，在大姨家黑洞洞的抽屉里翻出了一本只剩了半张封皮的书。当我看到“烈火金钢”四个字的时候。简直有难以置信的激动。我用了三天的时间，几乎是一口气读完了它——当然也是像吃一颗糖豆那样小心翼翼地、舍不得很快融化一样地读完了它。随后的几年中，每到寒假我都要借故到大姨家串门，为的就是那本越来越破的《烈火金钢》。

之后，我就把那些故事记牢了，背熟了。在学校里，我开始按捺不住地向我所在班级的同学兜售，结果被老师发现，“罚”我站到讲台上公开讲。这个本来带有惩罚意味的安排，结果竟意外地受到欢迎，变成了真正堂而皇之的宣讲。我也第一次从文学中感受到了“成功”的欢愉和快乐，对小说这东西产生了不可遏止的兴趣。

之所以讲这些，是要引出我的两个疑问：一、为什么《烈火金钢》这样吸引我?当然这种童年的特殊经历难免有个人色彩，有感受不客观准确之处。但是将近四十年后的重读，仍然让我对这本小说的好感有增无减，使我感到，它在当代众多的红色传奇小说中确属上乘之作。第二，与此相应的疑问是，这样有吸引力的一本书，为什么在整个当代文学史的知识谱系里未曾占到一席之地，未曾得到稍稍详细一点的、哪怕是带着批判和质疑的一点交待和评述呢?这些都有必要得到解答。

很显然，是关于“文学的标准”和“文学史的标准”存在着误区或者盲点所致。同时，对“主流文学”的不当定位，也是将《烈火金钢》排挤在当代文学史知识架构之外的一个原因。在“十七年文学”中存在着一个隐秘的对抗关系——即来自意识形态的对文学的外力规训，以及文学本身保存自我、并与这种规训进行曲折抗争的对抗关系。抗争的方式当然不是表层化的，而是一种隐蔽的化妆，是借助于革命叙事之壳，行民间或者传统叙事之实的一种叙事改装。在这个过程中，表层的意识形态化叙事和隐形的民间或者传统的叙事之间，存在着一个此消彼长的关系。那些被规训和改造得比较彻底的小说，在内容和形式上就显得比较“规范”和“典范”，能够顺利地进入当代文学知识谱系的核心，比如所谓“三红一创”，他们在所谓“革命现实主义”或者“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历史架构中便成为了核心体系，而其他的作品则不得不围绕甚至排除在这一核心之外。然而，如果我们认真考察一下这个“知识结构”，就会发现它的核心和重要的程度与标准，同“文学的标准”是并不匹配的，甚至恰好是成反比关系的。

《烈火金钢》的被忽视，正是基于这样一个隐秘的关系与可疑的评价标准。由于它在文学与政治的对抗关系中偏于文学而不是政治的一方，所以它被排挤；但反过来说，这也恰好从反面证明了它的价值：在革命叙事的外衣下，它保留了更多传统的东西——话本或评书的叙述形式、绿林英雄式的人物刻画、模糊的道德与敌我界限、串联式的以人物与故事为核心的结构、合理夸张的传奇性叙事方式……卖关子、吊胃口、掺杂诗文、裸露式的全知全能掌控叙述进度与线索的方式，甚至其将“党的领导者”(县委书记田耕、区委书记齐英)与“知识分子”身份含糊其辞的处理方式——这种处理造成了他们相对于其他英雄人物的“弱化”效果。总之与《红旗谱》、《创业史》的党史叙述模型相比，与《红日》、《红岩》的英雄史诗叙事相比，与《三家巷》、《青春之歌》的知识分子改造主题的叙事相比，《烈火金钢》坚持保留了更多的传统叙事元素。这是与不同叙事类型的小说相比，那么与同属于“革命传奇”的小说《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相比，它的“边缘”色彩也更浓厚一些，它的叙述的传统色调固执地裸露在表层。这也是它相形之下被忽略和漠视、被认为“格调不高”的一个原因。

然而，如果我们按照“文学性的多寡”的标准来看，十七年文学中正是那些较多地隐含了民间和传统因素的小说，才更具有文学性的含量。包括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些比较“主流”的作品，它们当中的文学性含量，也同样不是由其意识形态的主题所支持的，而是由其乔装改扮的传统结构与民间性内容所赋予的。这就涉及到一个整体性的文学史观念与标准的调整问题。如果我们上升到这样一个角度来看，《烈火金钢》的被重新估价，就不是一个单独的个案，而是一个重建标准和重构谱系的问题了。

显然，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涉及到如何重建十七年文学的标准与研究框架的问题，也涉及到一大批作家和作品的“命运”，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对待。

夹缝中的红色传奇——重读《烈火金钢》及其批评的启示

王　玉

《烈火金钢》是中国当代销量最大、最受读者欢迎的小说之一。小说1958年初版后的第二年即印刷8次，一年时间里发行量达到33万册。总发行量达到260万册，仅次于同时期的《红岩》。从那个时代过来的许多读者对小说中激烈的战斗场面和精彩的正反面人物，至今仍然耳熟能详。但是。对这部在读者中引起巨大反响的小说，当时的评论界却奇怪地反映平平——既没有粗暴的批评。也没有高度的肯定。80年代以后，当代文学史的叙述和“重写文学史”思潮中，对它也很少提及，即使偶有论及，对它的独特之处也并未做出有效的指认。这篇小说在出版成书之前，作者或者专业说书人以说书的形式在农村、城市的现场进行讲说，征服了不少听众。从小说的语言和结构形式来看，也是经过说话人(作者)的多次打磨和锤炼的、成熟的评书底本。对于这样一篇保留了比较完整的传统艺术形式的“现代革命历史小说”。评论界、文学史叙述保持着犹豫、暧昧的态度。这一现象本身包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和政治信息，其中涉及到的一些问题，例如，关于通俗小说的评价尺度、十七年文学的现代性等。在当下的评论话语中仍然具有活力。本文通过重读这篇小说及其相关的批评，梳理沉潜在文本中的传统文化密码。辨析这篇小说产生的语境、文学批评和修改对小说的影响，以及作者的传统文学经验与当代话语规范之间的关系，并对这篇小说和革命英雄传奇的文化身份、形式特点做出新的认识。

“革命英雄传奇”的滥觞可以追溯到40年代末出现于解放区的《新儿女英雄传》《吕梁英雄传》《洋铁桶的故事》等一批小说。50年代初。政治、文化中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预想的读者”由“文盲和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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