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历史和未来记住他

长久以来，每当说起中国科技界的领军人物，我们只知道中国科技界有“三钱”（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有“原子弹之父”王淦昌，有“航天之父”赵九章，有“光学之父”王大珩，知道中国“两弹一星”的科技功臣，知道华人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知道著名的数学家华罗庚等等，却不知道这些人实际上均和他有着巨大的关系。

他就是叶企孙，中国近代物理科学的宗师，原清华大学首任理学院院长、物理系主任。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几乎没人认识他，更没人知道他的价值。在长久的沉寂之后，叶企孙的名字，又重新被人提起。说他是大师中的大师，一点也不为过。他创建了清华大学物理系，并培养出五十多位院士；“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半数以上是他的学生。

他和我们的时代交臂而过——一个我们知道得最晚、了解得最少，然而却对中国科学界贡献重大的杰出科学家。

一

叶企孙出生在一个书香世家，3岁开始背诵《唐诗三百首》，习写《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6岁开始熟读《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诗经》等等。如果在国学上继续研习，或许可以成为未来的国学大师。

1911年2月，叶企孙考取了庚子赔款游美预备学校——北京清华学堂，入学不久，叶企孙就在自己的日记中这样写道：要想洗刷民族的耻辱，要祖国强盛，必须加强自身的学识和修养，努力学习科学知识。也就是从那时起，“爱国”和“科学救国”成为了伴随他一生的理想和信念，即使在后来遭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时，也未曾动摇过，终生信守，至死不渝。

1914年，叶企孙和同学们一起筹措建立了“科学会”，并呼吁大家“聚数百英俊之士，如同一之目的，平日浸渍熏染，切磋琢磨；专科学者，从事研究……积之既久，必有出类拔萃者出乎其间”。他的见解代表了清华学子顺应时事的发展方向，因此“科学社”得以百年流布，并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学术社团。

除参加“科学会”之外，叶企孙还参加了另外一个社团“明德社”，取自《大学》首章“大学之道，在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句，意思是彰显美德，以达到一个完美的思想境界。学生时代的叶企孙就是被这样一种文化引领着，一心一意去做全人格的学生，要成为一个完美的人。

就这样，在清华的学习经历，叶企孙既丰富了学识，又丰满了双翼，成为了那个时代所要求的“全人格”式的学生，1918年6月，叶企孙以优异成绩结束了影响他一生的清华园学生时代。两个月后，叶企孙和同学们在上海乘中国游船公司新“南京号”船赴美。

二

叶企孙选择了芝加哥大学物理系学习实验物理学。在当时大批留美学生中，只有极少数青年高瞻远瞩地注意到物理科学的重要性而选择了这一方向。

早在1915年1月14日写的日记上，叶企孙第一次透露出他的思想，他深感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乃是祖国人民的血汗，自己他日留学必须从国家需要和自己的长处严谨思考，以图报国。1915年3月4日，叶企孙的好友任鸿隽在《科学》创刊号上喊出了科学救国的呼声：“然使无精密深远之学，为国人所服习，将社会失其中坚，人心无所附丽，亦岂可久之道。继兹以往，代兴于神州学术之林，而为芸芸众生所托命者，其唯科学乎，其唯科学乎！”叶企孙熟读中西历史，极易对此产生共鸣并付诸实践，因此，他1918年赴美留学选择物理是长期深思熟虑的结果。

叶企孙是以三年级插班生的名义进入芝加哥大学学习的，只学习了短短的两年，1920年6月，即以优异的成绩获得芝加哥大学物理学学士的学位。同年9月，叶企孙转入哈佛大学研究院，师从后来获诺贝尔物理奖的布里奇曼作博士研究生。研究生期间，他与合作者改进前人的试验方法，用射线方法重新测定普朗克常数，其测定的h值被认为是当时最精确的h值，正是由于这一数值的精确，在科技水平飞速发展的20世纪20年代后的16年内，无人再敢问津，这在现代科学史上是很了不起的。那一年，他才23岁。在这以前，还没有哪一个中国人的姓名被载入现代世界自然科学学术著作中，并且如此广泛传闻。

叶企孙留美期间的另一个大成就是流体静压力对典型的铁磁性金属——铁、钴、镍磁导率的影响，这项研究由叶企孙独立进行，是高压磁学的重要进展，因此他的博士论文《流体静压对铁、钴、镍磁导率的影响》再一次受到了世人的瞩目，成为欧美科学家争相议论的焦点。

在叶企孙的影响下，中国留学生在大洋彼岸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科研高潮。并且，继叶企孙等第一代留学生为祖国争得荣誉之后，又有更多的第二代、第三代甚至第四代学生相继在大洋彼岸获得了成功，他们是王淦昌、施士元、王竹溪、赵九章、彭桓武、邓稼先、钱三强、钱学森、李政道、杨振宁、吴健雄等等，但若溯本追源，追索谁是第一个在近代科学界为中华民族赢得荣誉的人，非叶企孙先生莫属。

值得回味的是之后的那些人大都是叶企孙的学生，或者是他学生的学生。而叶企孙更大的贡献则是为中华民族立于世界之林争取了时间和为祖国完成了科学技术人才上的准备。

三

1923年，叶企孙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他婉言谢绝了恩师对他的挽留，决定回国。

留学期间的叶企孙除了敏锐地注意并吸取国际上科学前沿的成就外，还注意到人际交往的重要性，重视与国际上站在科学前沿的科学家交往。因此，归国前，他利用平时节省下来的钱去了一趟欧洲，先后参观了德国、法国、荷兰和英国的一些大学的物理研究所，拜会了那里的物理同行，历时4个多月，1924年3月，回到上海，开始了他曾魂牵梦绕的报国之路。

1924年3月，叶企孙被当时国内极负盛名的东南大学聘为物理系副教授，他本人如凯旋般受到大家的欢迎，因为在当时的国内物理学界，还没有哪一个科学家能在世界自然科学领域获得如此瞩目的成绩。1925年8月，清华学校开始筹设大学部，叶企孙被清华学校大学部聘为物理科副教授，并把东南大学刚毕业的学生赵忠尧、施汝为两人带到清华作助教。不久，梅贻琦因为教务长公务繁忙，就把物理科全部工作交给叶企孙负责，把科上升为系，并由教授会选举叶企孙担任清华物理系的首任系主任。从此叶企孙就把创建清华物理系作为他终生的事业，把欧洲学习、考察所得全部应用到这个事业上。他创建物理系不仅着眼于教书育人，而且还谋划建立中国自己的科学事业，吸取欧美名牌大学及那些著名科学家的成功经验。所以，在创系之初除了想方设法网罗名师之外，精心筹划建立各种实验室、金工间、木工间，同时带领助教进行科研工作，通过实验测量解决与实际应用有关的理论问题，这在当时的中国大学是首创的。

叶企孙总是把自己的高足安排在物理学之外的领域，让他们用深厚的物理学基础和物理方法在一些重要的新科技领域做开拓性工作，占领世界科技的多个制高点。这种科学上的战略决策是借鉴欧美科学史所得，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证明，叶企孙的战略思想和实践是极其成功的。“两弹一星”功臣中的13位与叶企孙有师承关系，这绝不是偶然的。

在23位功勋科学家中，有9位是叶企孙的弟子。第一位就是王淦昌。王淦昌是物理系第一届学生，叶企孙的大弟子。学生时代的王淦昌是一个热血青年，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的当天晚上，叶企孙得知王淦昌参加了天安门游行，又见到了王淦昌身上的血迹，情急之中脱口而出：“谁叫你们去的？！你知道自己的使命吗？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为什么会挨打？为什么落后？你们明白吗？如果我们的国家有大唐帝国那般的强盛，这个世界上有谁敢欺侮我们？一个国家与一个人一样，弱肉强食是亘古不变的法则，要想我们的国家不遭到外国人的凌辱，就只有靠科学！科学，只有科学才能拯救我们的民族……”说罢，叶企孙泪流满面，不能自已。王淦昌被老师发自肺腑的话所打动，从此暗下决心，献身科学，走科学救国之路。王淦昌大一时酷爱化学，叶企孙看出这个学生转学核物理更有前途，在“三一八”惨案后，用各种方法，使他把专业兴趣转移到了物理学。王淦昌家在江苏，假期没有钱回家，叶企孙就给他旅费让他回家。后来又把自己穿的一件呢子大衣送给他，从此建立起不同寻常的师生情谊。

1930年，王淦昌被叶企孙推荐到德国留学，在柏林大学师从麦特勒教授，这位女教授是欧洲研究原子核分裂现象的三个源头之一，曾参与发现铀原子核裂变反应的实验，后来又对此作出了正确的解释。原子弹就是在此基础上得以研制成功的。王淦昌的科学生涯从一开始就与原子核物理有缘，后来成为了世界著名的核物理学家，长期担任中国核物理学会理事长。由于他对我国的核能事业的重大贡献，欧美报刊曾称誉他为“中国的奥本海默”（奥本海默是美国的原子弹之父）。

第二位就是赵九章。1970年4月24日，我国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1号，10亿中国人都在那一天夜里看到了这颗卫星奏着东方红乐曲从头顶迅速飞过，那一刻永远定格在人们的记忆里。

赵九章是清华大学物理系第五届（1933年）毕业生。在叶企孙众多弟子中，赵九章是与他脾气秉性最像的人。20世纪30年代的气象学，即使在欧美，还只是停留在观测和定型解说阶段。1934年，叶企孙指引赵九章转入高空气象学领域，不仅考虑到高空气象与航空直接有关，涉及国防空军建设的需要，而且希望赵九章把数学和物理理论及物理方法引入气象学研究中，使气象学变为可以定量计算，从而可以预言气象现象，也就是使气象学成为真正可以预测的科学。叶企孙深情地对赵九章说：“这是一项有利于中国人的大事业，我相信你会很快领会其中的含义，你是一个热爱国家又有很强事业心的人，相信你会在高空气象学领域闯出属于中国人的新天地，给子孙后代留下一片安全的蓝天。”赵九章没有辜负叶师的期望，考取公费留学名额后，1935年赴德国柏林大学研习动力气象学、高空气象学和海洋学。1938年秋，赵九章取得柏林大学博士学位，像老师叶企孙一样，他也立即回到战火纷飞的祖国，成为了我国地球物理和大气物理的奠基人和开拓者。赵九章此后的事业，真切地印证了叶企孙超乎寻常的预见力。仅就科技领域预见力这一点，在当时的中国，没有什么人能与叶企孙相比。

1957年10月4日，苏联成功发射世界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标志人类进入“空间时代”，赵九章立即指出“这是空间探测的里程碑”，并向领导积极建议筹组这项巨大的科研项目，1958年1月一个名为“518”的科研集体在中科院诞生，组长钱学森，常务副组长赵九章。在赵九章的领导下，这个研究集体研制出诸多火箭和卫星腔体中的各种仪器设备，进行了宇宙线、电离层的探测，解决了真空、高温条件下卫星环境模拟实验的一系列问题。1964年12月27日，当他看到我国火箭技术已具备发射人造卫星的能力时，又第一个写信给周总理，正式建议开展我国的人造卫星研制和空间物理探索，并领导筹建了中科院卫星设计院。正当赵九章全面组织实施中国卫星的研制工作之际，文化大革命风暴席卷中华大地，赵九章惨遭迫害致死，使人们无比痛惜。1988年，由中国科学院上报的《“东方红1号”人造卫星事业的开创奠基工作》这一重大成果被评为“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当按成就大小排名获奖科学家时，赵九章名列首位，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国卫星第一功臣”，然而，他却没有等到这一刻的到来。

西北核技术研究所所长李真富在纪念赵九章90诞辰大会上这样评价赵九章：“赵先生虽然没能亲自参加核试验，但他的远见、他的德高望重、他的支持和帮助使我们对核武器试验中的几个重要安全问题的解决是有贡献的。”

1999年，国家追授赵九章“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再看“东方红1号”人造卫星获奖功勋科学家的名单，排在第三位的是钱学森，钱学森是火箭技术和空气动力学的世界一流专家，这些技术是保证卫星上天的重要因素。他本是学习一般铁道机械工程的，也是叶企孙的引导和安排才转到新科技的前沿领域，在这个学科方向上，成为冯·卡门的博士生。

钱学森于1934年毕业于交通大学铁道工程系，他怎么会与火箭卫星打上交道的呢？这也与叶企孙有关系。清华改为大学后，于1933年恢复公费留学生，并向全国公开招考，主持这项留学生（不仅是留美，还包括留欧）考试的就是叶企孙。钱学森一毕业就参加了1934年的留学生考试，参加这一届考试的有清华物理系毕业的赵九章、王竹溪，历史系毕业的夏鼐，土木系毕业的徐芝纶，南开大学生物系毕业的殷宏章，交通大学土木系毕业的张光斗等共20人。这些人出国留学学些什么，到哪所大学，都由叶企孙会同各方面专家并结合留学生本人要求仔细考虑，所以他们出去后都学业有成，成为享有世界声誉的一流专家。考虑到钱学森在国内学的是铁路机械工程，出国留学却是航空工程，两者差异太大，所以叶企孙就安排钱学森在清华大学补修航空专业一年，变更留学方向需补专业基础，专门补习专业和数学，于是叶企孙就承担起了这项工作，为钱学森专门“吃起了小灶”，后来干脆就让钱学森住到自己的家里以方便为其补习。

试想，如果没有叶企孙的引导，改变钱学森的科技方向，在清华大学补修一年的新知识并推荐到冯·卡门的门下，就没有后来的“火箭之父”钱学森。而经过叶企孙这位伯乐之手成为千里马的科学明星实在太多了。

王大珩，1938年赴英国留学，攻读应用光学专业。为什么改学光学，王大珩说：“在设置留学生的专业和名额上，叶先生有深谋远虑。在抗战前中国的光学工业是零，而国防需要光学机械，为此他设置了应用光学这个名额。”王大珩回国后成为我国现代国防光学技术及光学工程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

陈芳允，清华大学物理系第10级毕业生，1938年毕业后被留在清华大学的无线电研究所任助教，该所是清华特种研究所下属的五个研究所之一，而特种研究所委员会的主席就是叶企孙。陈芳允于1945年被派往英国一无线电厂研究室工作，解放前夕回国，他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实验做出过重要贡献，为人造卫星的贡献更多，成为中国卫星测控技术的奠基人。正是王大珩与两位清华校友王淦昌、陈芳允及毕业于交通大学的杨嘉墀一起，倡议开展了我国发展高科技的“863计划”。此外，周光召、邓稼先、朱光亚、于敏、程开甲、屠守锷等“两弹一星”元勋，都与叶企孙有直接和间接的师生关系。

从叶企孙麾下走出的清华物理学人，走向欧美科学界的尖端科学，他们按着叶师的教导，从物理跨到其他领域，原子热核武器研制成功、卫星上天、电子技术、地震预报、气象预测、国防工业等领域突飞猛进，为新中国的国防科技现代化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而这诸多重要学科的肇始，都离不开叶企孙。（待续）

推荐访问:记住 未来 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