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国五年张作霖的言行看其理政思想

摘 要 张作霖作为东北近代史乃至中国近代史中的重要人物，其上任伊始就面对着十分复杂的政情民情。面对“人心浮动”、“民生凋敝”之危机，张作霖以“安民”为核心的理政思想和施政举措逐渐使东三省摆脱了僵局，成为近代中国工业化程度较高、政局较为稳定的区域。中华民国五年四月，张作霖任盛武将军署督理奉天军务兼代理巡按使，从此正式以东北地方军政实权派的身份开始活跃在政治舞台上，成为东北举足轻重的人物。其上任后首年的言行对于我们研究张作霖理政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奉系军阀 东北 张作霖 理政思想

中图分类号 K251 文献标识码 A 收稿日期 2018-09-12

张作霖是奉系军阀的核心人物，其理政思想对于东北近代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试图陈说张作霖上任伊始时的历史景况，申述其理政思想的构成元素，并进一步评价其举措之历史得失和时代意义。对奉系军阀的主要领导人张作霖的研究过去主要集中在军事、政治、外交等侧面，从思想史角度对张作霖展开论述还有待探索。本文主要利用档案资料和报纸记载中的张作霖言行对其民国五年（1916）理政思想进行微观剖析，探索描绘一个更为多维立体化的张作霖。

一、张作霖上任初期施政思想的核心是安民

张作霖作为东北地方军政首长，其受命于“震撼危疑之交，南北交讧之际”[1]。斯时东北面临着来自省垣内外的威胁，正处于“黎民疲敝”、“吏治窳败”、“财政虚糜”的破败内政与强敌眈眈虎视相交织的危局之中。值斯世斯时，作为地方军政长官，其首要任务应是对内抚缉民心、广揽人才、兴办实业，对外攘敌安邦、挽回利权。

张作霖在其上任之后发布的第一份晓谕中即已表明，“本将军生长斯土，桑梓攸关，辛亥之役，即以绥靖地方为唯一之宗旨”，不仅如此，他上任之后依旧要让官吏“恪守职务，黾勉奉公，以维持秩序之安宁为考核属员之功过”，让军警“严密稽查匪徒造谣生事，破坏治安”。总的目的就是要“各安生业”。在执政首年，张作霖就发布了诸多具有安民内容的告示，其中不仅有提防蒙匪、马匪、宗社党的内容，还有要求查禁无政府主义、防范革命党人起事的内容以及防治民变的内容，可谓十分全面具体。在吏治治理、金融整顿、翦匪清乡等诸多侧面中，安民思想也灼然可见。

张作霖的安民思想既不完全同于前近代的爱民思想，也与近现代政治学中的人民主权说大相迥异，基本上是一种过渡状态。这种过渡状态是整个民国初年新陈代谢的时代背景下国家政治理念和官员身份认同发生丕变更迭以及代相承接的一种体现。一方面，张作霖要扮演传统的“仁君贤主”之形象，祈雨晓谕、求贤缉盗;而另一方面，张作霖又必须担负起地方现代化建设的轴心角色，兴办教育、实业，凝合民众，以求独立富强。这种双重身份是时代精神赋予历史人物的独特格调。譬如，在“虐民之旱”、“田禾尽枯”之时，张作霖、冯德麟曾在《奉天公报》[2]上发布祷雨文，宣称旱灾“获罪于天”，且是“抑作霖等之不职，而皇天降灾下民以示之警欤”，“作霖等忝守兹土，自维薄德而令吾民遭此荼毒”。通篇祷雨文与清代的地方官员之祷雨文主体思想、行文逻辑基本相同，受传统的“天人感应”思想颇深，基本还是封建时代的形式和内容。然而，张作霖在推行地方教育、兴革机关、试办地方公益等举措上则有着强烈的新时代之征候。

二、张作霖上任初期施政思想的构成要素

1.抚民缉盗，整齐清乡的治安管理思想。“奉省多盗，无可讳言。”[3]东三省素称多匪，如何使东北匪患“渐次平靖”，是地方施政者无可回避的问题。“生长桑梓”的张作霖便是以匪起家，早年曾为贼首，后被招安为朝廷效力，屡建奇功。在张作霖正式上任之后的各种安民告示、晓谕中，他都强调了剿匪缉盗的重要意义。不仅如此，张作霖还具体颁发了剿匪注意事项，要求剿匪节省子弹等等[4]。弭盗的主力是巡警，治理巡警是弭盗的基础。在白话晓谕中，张作霖认为巡警的饷糈出自于民，“任大责重”，只有治理好巡警，“才算对得住老百姓呢”。在给分吉县知事条陈的批示中，对于赵知事的改良警制一节表示十分赞赏，认为其“颇中肯綮”。条陈中关于警政建议有高其学识、提高待遇、严定资格、划清权限四大主旨，这说明张作霖充分认识到了改良警政的作用。而且，在民国五年六月九日的《奉天公报》上通饬合并警察与保卫团两股治安力量，采取化散为整的策略，两者联络通气，归并警区。而且还要求各县将“遵办情形暨全境警团区域人数收支款项分别绘图列表具报查核”。此举可谓是将治安力量进行了综合化和集中化，将权力界限划清，对于警政改良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清乡，即“清此乡中之盗贼也”。在“剿则治标，抚则养痈”[5]的情况下，这两者在治安效果上都不如推行清乡之策。通过严查户籍可以杜绝流窜人口扰乱治安、寻衅滋事，利用连坐之法可以“绝匪类之党援”，而且可以借此奖励耕工、惩罚游手，最终达到“其已为跖蹻者不难立就捕灭矣，其欲为跖蹻者亦可从此革洗矣”的效果。张作霖在倡议推行清乡政策的诸多条陈中都做了肯定的批复，表示了对清乡措施的认可。

2.更替吏风，裁汰冗衙的行政兴革思想。吏风，即官员的作派、风气。官员是否能够体察民艰、厉行约束是地方风气的重要体现，也是建立政府公信力的保证。东北于清末民初之时，官吏多居“利禄是求”的心理，得差缺之前，“运动钻营，低首下心”，得差缺之后则“志高气扬，骄奢无度”且“于一切应行应革之政令率多付诸空文”[6]。这种状态既影响了民众对政府的印象和认可参与度，又严重削弱了政策的落地执行力。

张作霖上任后，先是严于律己，在登报稿中宣布自己痛恨“辄相猜测”、“肆意鼓簧”和滥举私人、结为党援之现象，声称自己“用人行政向来大公，既无爱恶之私，复乏畛域之见”，表明了自己用人重德才，不任用私人之态度[7]。在白话晓谕中，他也明确表示：“我用人行政，向来是一秉大公，即没有一个私人，也没有一定的成见，只要是与你们有利无害，我是不怕嫌怨的呀。”不僅如此，他对其属部二十七师“瞻顾乡邻”“送情亲友”“收受货贿”“藉树党援”之风气，表示了“殊堪痛恨”，表明再有此种现象“立即撤去现差位并惩办”，并且要求省署转告财政、警察各部门进行联合纠举。张作霖在多处批示上也体现了对吏风革换的重视，批复分吉县赵知事上书、分奉知事黄砚田条陈中对吏治都多有涉及。张作霖对于政府机关办公规范化也作出了一定规定，在民国五年八月六日的《奉天公报》[8]中刊登了中央申令的公文程式，要求各公务部门遵办。

3.保境安民，保障利权的对外联系思想。这种对外方略主要表现为保护各国外人游历旅行，防范外人借口干涉，审慎处理涉外事件的内容。近代以来，多有列强以教案为借口兴师来华，继而扩大其在华特权之事。因此，作为地方首长，在处理对外关系之时，必须保持审慎的态度，必须“使知我奉省有妥善保护外人能力，免致藉词自卫出而干涉”[9]。东北为边陲重地，强邻环伺，多有包括日人、俄人、英人、奥地利人等游历，身份以交涉员、教士、商人为多。根据《奉天公报》统计，仅在中华民国五年一年内，就有75次为外人专门分饬保护、颁发护照的记录，与外界交往可谓频繁。在如此频繁的对外联系中，民洋杂处，不分畛域，基本已经成为既成事实。不仅如此，日俄在华还拥有大段铁路，沿线据有军警，稍有不慎即会引发冲突。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张作霖基本采取的是审慎处理、避其锋芒的措施。譬如，在民国五年七月二十七日，应日本交涉员之要求，张作霖“饬警团一体尊照防避”，要求与马贼交火时避开日本铁路线及通讯线[10]。在公主岭事件中，张作霖下达指令的中心思想也是“免滋纠葛”[11]。可以说，这种以保境安民为核心的对外政策是卓有成效的，它减少了中外人员的摩擦，也就削弱了外界干涉东北事务的可能性，对于东北地方建设的外部环境提供了保障。

4.整顿税捐，节流减负的财政改革思想。“刷新庶政，首在理财。”[12]张作霖上任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困难，一方面，由于杂捐名目繁多苛刻，地方政府的信用已被前任多加透支，民众多有怨訾牴牾;而另一方面，军事政事和经济建设又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在这种“错杂纷纭”的财政收支状态下，张作霖采取了整顿税捐的措施。先是公告由省財政厅“将已列预算、未列预算、各杂捐酌量删并，均厘定一种征收”[13]，然后又采取了严格的清丈田亩土地和整治官营工商业的措施，开拓了税收来源。在对苛捐杂税去除之后，他的税收态度十分坚决，曾在批文中表示：“本军使莅任伊始，抚靖情殷，业将地方杂捐稍涉苦细者饬厅查核，分别蠲除，车牌清丈，酌量减收。体恤民艰，不为不至。凡属正当捐税，即不容藉口邀免。”可以说，此段话表明了张作霖对税捐的鲜明态度，就是在整顿之后的税捐，无论何种借口，均不会再免除，并且对于激起的民变采取高压政策“以挽刁风”。与此同时，他裁汰合并了部分冗衙，治理贪墨吏风，进行了节流减负，使得财政收支趋于稳定可控。此外，张作霖对邸松荫条陈税务的批文中也以“整顿税务各节，颇多中肯，存备采择”[14]的方式对税务细节表示了关注。

5.兴学重教，广纳贤才的育人用人思想。张作霖曾多次表示对地方教育事业的重视。在民国五年十月三十一日《奉天时报》办学人员宜出外调查学务案中表示教育不能“徒守教育成法”，办学者应当“联袂赴各处参观研究利弊”，以为改良进步，并且体恤“办学人员半多寒畯，月薪甚微”的情况，调查学务之开销由省县承担[15]。并且在兴建学校的同期，采取了限制私塾的措施。在方案中，先是陈述了基础教育现状：“惟近查各塾师程度优美、教管合法者百不获一，倘任其自由设立，不为贻误学生，且与公立学校大有阻碍。”针对此种状况，采取“于限制中仍寓提倡之意”之手段，规定一般情况下公立学校五里之内一律不准设立私塾，对教授的科目和塾师的标准都设置了规定。在他的影响下，教育为全省所重视，采取了广兴公立学校、分发教育公报、增投教育经费等措施，教育一度可谓是勃然而兴。

张作霖对于人才的培养和利用也可谓十分重视。其要求“登公报并登各报速办”的关于求治任人的登报稿集中体现了他的育人用人思想。“自维求治，首在得人。”[16]首先他陈述了用人得失对于地方建设之重要性，继而表达了自己的用人观念，就是“用人行政，向秉大公，既无爱恶之私，复乏畛域之见。且此邦系仆桑梓，孰臧孰否，讵有未知。其贤耶，固不待人言而论之，其不贤耶，亦不待人言而去之。……用人行政已无独裁之权……谨布胸臆惟邦人君子垂察焉”。此份布告措辞之谦卑，登报之迅速，表达了张作霖作为地方理政者求才若渴的态度和人才取向。

三、对张作霖施政思想的评价

张作霖上任于国蹙民弱、一世颓波的背景下，其执政首年的理政原则和方略对于挽回流弊、兴革政治有重要意义。在更高的时空下审视其施政思想的得失，对东北地方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作用。首先，在上任初年，张作霖并未采取激越的手段，而是以“安民”思想为核心，采取了诸如稳定金融秩序、整顿税捐财政的改良手段，在吏治用人、挽救风气等方面则采取了较为系统全面的改革。总体上说，张作霖上任首年已经基本将其理政思想全盘托出，无论是教育用人还是治安管理都有切中时弊之处。张作霖“生于斯，长于斯”的人物经历使得他对东北地方情况多有深入了解和体会。在其理政思想的浸渍下，东北地方推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举措，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东北的近代化建设步伐，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他的理政思想也同样具有时代的局限性，有着较为明显的封建印记。这种封建的印记也同样顽固地渗透在其执政的各个侧面，譬如对民变的处理、对财政的截留等等。正是在封建因素延续未绝、而近代成分衍生发育的状态下有了张作霖的理政思想，而其理政思想也必定是这种时空格局条件的独特表达。

参考文献

[1][3][4][5][6][7][9][10][11][14][16]辽宁省档案馆.奉系军阀史料汇编[M].江苏古籍出版社，第二册：419，418，510，425，503，457，418，518，559，416，457.

[2]奉天公报[N].1916年，第1578期：4-5.

[8]奉天公报[N].1916年，第1581期：2-26.

[12]奉天公报[N].1916年，第1538期：2-3.

[13]奉天公报[N].1916年，第1538期：2-3.

[15]奉天公报[N].1916年，第1667期：7-8.

★作者简介：罗晓敏，辽宁大学历史学院中国史专业在读硕士生，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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