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国家发展战略高技术及可借鉴的经验

摘 要：战略高技术及产业已成为国际竞争的焦点，发达国家发展战略高技术及产业的成功经验，即政府高度重视、进行技术预测、加大科技投入、创造良好环境和产学官合作。

关键词：发达国家；战略高技术；成功经验

中图分类号：F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7）08/09-0159-04

冷战结束后，世界各主要国家都开始把更多的力量投入到增强本国的经济实力上来，并超前部署和发展战略高技术及产业，以便有效提升国际竞争力。在这种发展模式下，美国经济学家提出了“胜者全得”的理论，即一个企业在高技术领域领先哪怕是一小步，就有可能占领绝大多数市场份额，其他竞争对手将很难生存。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英特尔公司和微软公司。他们分别占有世界微处理器、系统软件90%的市场份额，后来者似乎连参与竞争的机会都没有。正因如此，根据本国的国情和发展目标，正确选择和优先发展对本国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国防安全至关重要的战略高技术及产业，已成为世界各发达国家推动高科技发展，保障国家目标实现的战略举措。

一、国家战略高技术的概念及特征

由于各国国情差异，国家发展目标不同，各国选定的国家战略高技术在其内涵和特征上也不尽相同。迄今，世界各国对国家战略高技术还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但各国发展战略高技术却基本上都是以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增强产业竞争力和国防实力为主要目标。例如，美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发布的有关文件中把“战略高技术”定义为“对美国的经济繁荣和国家安全至为重要的技术”。欧盟把“战略高技术”定义为：能够提高产业竞争力，提高生活质量，增加就业机会，增强社会凝聚力的跨部门、跨行业的通用技术。一般来讲，国家战略高技术是指那些影响到国家长治久安和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高技术群，能够体现国家的战略意图，对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有着重要影响力。这些技术的发展是一个国家科技创新能力和综合国力的集中体现，是新产业革命和新军事变革的重要技术基础，对科技能力的提升、国防实力的增强和相关产业发展具有重大带动作用。

综观世界各国战略高技术及产业的发展，其基本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一是服务于战略目标，国家战略高技术选择是直接为实现国家目标服务的。以美国为例，冷战结束后，多次宣称要使“21世纪成为美国的世纪”，其科技发展就是为实现这一战略目标服务。当今，美国的国家目标包括保持全球领导地位、确保国家安全、保持经济繁荣、改善人民生活和健康四个方面，只是不同时期，侧重有所不同。二是国家战略工具，即提供或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的战略工具。二战期间和冷战时期，美国政府提出了一大批战略高技术项目，以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为最高指针，具有浓厚的军事色彩，如“曼哈顿”计划、“阿波罗”计划和“星球大战”计划。同样，我国以“两弹一星”、载人航天为代表的战略高技术项目的实施，对整体提升国防实力、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起到关键作用。三是产品公共性。有关国家发展这些战略高技术及产业往往着眼于政治、军事等公共政策目标。主要产品在相当大程度上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购买者主要是政府。有关国家政府支出中相当大一部分，被用来购买战略性高技术产品，如人造卫星、武器装备、民航飞机、通讯设备、核电站等等。四是足够的规模，即某些战略性高技术产业的发展需要国家有足够的规模（指足够的市场空间和自然空间）。大国，特别是拥有大量人口和较高人均收入的大国，可以比人均收入水平相似的小国更能有效地发展规模工业。战略性高技术产业只有获得规模经济效益，才能具有国际竞争力。五是导向效应。以航天工业为例，它的发展带动了自动控制技术、遥测遥感遥控技术、温控技术、计算机技术、密封技术、精密加工技术、特种工艺技术、新材料技术和测试技术的发展。战略高技术产业往往带动一个创新产业群，能极大改善国家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六是前瞻性。战略高技术前瞻研究已作为发达国家高技术宏观管理的一项制度化的重要工作。如美国就非常重视制定代表高科技发展趋势的战略计划，在生命科学、信息科学、材料科学、环境科学、航空航天等领域都曾领先制定了重大的战略计划。2003年布什政府提出的国家氢燃料战略计划，就是极具前瞻性的范例。此外，高投入、高风险、战略高技术产业建立在科技突破性进展的基础上，研究费用极高，风险和收益都高，并在某些情况下存在着垄断，产业组织结构往往趋于高度集中。

二、战略高技术成为国际竞争焦点

面对战略高技术的迅猛发展和激烈竞争的国际环境，美、日、欧等发达国家积极开展技术前瞻和国家战略高技术选择研究，以期把握未来高科技发展方向，确定研发重点，提高决策的科学性。纵观美、日、欧国家的战略高技术发展，其重点大都集中在信息通信、航空航天、生物技术、新材料（特别是纳米材料）、新能源（特别是氢能）、环境保护和先进装备制造等几个领域内。

以发展高科、占据战略性高技术和产业制高点为杠杆，谋求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和竞争力的增强，早已成为美国政府的高度共识。为加强对国家战略高技术的指导，1990年美国总统办公厅科技政策办公室指定组建了国家关键技术委员会，该委员会的任务是每两年起草并向总统和国会提交一次有关国家战略高技术的双年度报告。1991年3月，该委员会向布什总统提交了首份双年度国家级战略高技术报告，这是第一份代表美国政府的战略高技术指导文件，是美国新型产业技术政策诞生的标志。此后美国国家战略高技术研究每两年滚动修订一次，并对上次选择的战略高技术发展动态加以评价。这些技术政策报告成为美国政府和产业界共同努力发展技术，提高美国产业竞争力和综合国力的策略手段之一。美国战略高技术发展政策的主要特点：一是主攻明确，带动全局。以微电子、航天、基因为主攻方向的战略规划，其“附带”效果是推动一系列战略技术领域的加速突破；二是“总的第一”思想。把在总体上占领战略制高点，在全局性、关键性的战略高技术领域占有绝对优势，作为其根本出发点；三是更上一层楼的“马太效应”。常常表现出相同领域的研究计划与相同开发重点的不断重复，不断追加，不断加大投入，使战略高技术发展的重心倾斜比较明显、清晰。

日本在二战后偏重选择发展具有产业应用前景的技术，逐渐形成产官学三位一体的密切合作体制，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若干重要的技术和产业领域就迅速赶上了西方发达国家。为迎接新世纪更加严峻的挑战和实现“科技创新立国”（1995年）的目标，21世纪的帷幕刚刚揭开，日本就确定了“关于科学技术的综合战略”，并开始实施据此制定的第二个“科学技术基本计划”（第一个“科技基本计划”1996-2000年）。综合战略规定在新的世界里开始采用新的“集中与重点化”战略。第二个“科技基本计划”确定了四大重点和四小重点。四大重点为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信息通信技术、环保技术及以纳米技术为主的新材料技术；四小重点是能源、制造技术、社会基础（防灾技术）和前沿领域（航空航天、海洋开发等）。日本不仅将与生命科学相关的产业作为21世纪的“战略产业”加以培育，而且将此视为“主战场”与欧美展开争夺。此外，日本一直将宇宙开发视为谋求增强国际竞争力、实现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领域。日本长期以来为追赶欧美，从运载火箭的国产化到通信、气象等各种卫星的研制以及星球探测计划的实施，投资巨大。日本战略高技术发展政策的主要特点：一是积极体现“科技创新立国”思想，把加强创造性开发研究作为根本的出发点，力图在一些重要领域有自己的“看家”本领，在“立国”上发挥独有的战略高技术作用；二是积极抢占制高点，力图将来在生物、纳米等重要战略高技术领域有竞争优势；三是努力摆脱困境，直接针对日本比较落后、受制约的领域积极开拓，拉动经济再次进入新的增长阶段。

欧盟为了促进欧洲整体工业的发展，制定并实施了尤里卡计划，第6个研发总体规划也获得通过并在不断增加投入，赶超美国和日本。尤里卡计划涉及信息技术、微电子、通信、机器人和自动化、激光、新材料、生物技术、运输系统以及能源、环境技术等领域，研究项目接近300项，有1000多家公司和科研组织参与了这项计划。第6个研发总规划中的许多计划旨在依靠战略高技术，提高各成员国的竞争能力。“欧洲研究区”的建设进展顺利，其宗旨是将欧洲建设成为世界“最高智能地区”。欧盟近期选择出的战略高技术主要有卫生与生命科学技术、信息技术、先进制造技术（包括交通和航空技术）、能源和环境技术、原材料技术、光电子技术等跨学科技术。

德国近年来做了多次战略高技术及产业选择工作。德国的目标是选出对德国经济社会有决定性影响的技术，以确保德国在世界上的竞争地位，有利于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同时兼顾社会、生态的需求和伦理方面的问题。强调要站在国家的立场上，不但考虑科技标准，而且要从新技术对解决经济发展、生态、社会等问题的贡献方面对技术进行评价。德国在新世纪确定的战略高技术及产业主要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航空航天、能源、医药、食品和农业、原材料的勘探和循环利用、环保、交通运输等。

法国对战略高技术及产业的选择，主要是依据国内科研水平、国民经济发展的需求和企业的创新能力等。法国政府决定发展的战略高技术领域是航空航天、信息技术、生命科学、组合化学、农业和食品加工技术、能源、环境与生活质量相关的技术。法国已是世界第二航空大国，第三航天大国，也是世界军事强国。在航天领域，全欧洲40%的航天工业生产能力和40%的从业人员集中在法国。以法国为主生产的欧洲阿里叶娜系列火箭，承揽了世界60%的商用卫星发射业务。

三、发展国家战略高技术成功经验

首先，政府高度重视。这是战略高技术项目或计划得以贯彻实施的有力保障。国家战略高技术选择研究的自诞生之日起，就受到各主要国家政府的高度重视。为了保证战略高技术选择的权威性和影响力，一般都要建立高层专家组成的战略高技术选择委员会，各国战略高技术的专家委员会多半是产学官合作的形式。1991年，美国国家关键技术委员会由13人组成，其中9名由白宫科学和技术政策办公室主任指定，包括3名政府官员，3名私人企业的技术专家和3名大学与研究所的专家。另外4人是国防部、能源部、商务部和国家航空航天局首脑指定的代表。按照国会要求，进行美国国家战略高技术选择研究，要阐述美国技术基础的状况，选择重点领域，考虑改进策略。这项研究以未来5-10年竞争前沿技术为研究对象，从技术供给能力和产业需求出发，由“关键技术委员会”的专家选出在未来5-10年期间可行并可能实现的对经济繁荣和国家安全重要的战略高技术。1992年克林顿上台后，国家战略高技术选择研究更受到高度重视。1993年，克林顿在《促进美国经济增长的技术：增强经济实力的新方向》为题的技术倡议中提出：“将国家发展重点转向信息与通信，柔性制造系统和环境技术等商业和经济增长的关键技术上”。在日本，则一切科学技术的决策、预测和选择均采用产学官结合的方式。德国是完全仿照日本的方式，建立了由国家机关、高等学校和企业界组成的“技术选择委员会”，进行广泛的技术选择研究，然后通过软科学研究机构和管理部门合作选择国家战略高技术。

其次，进行技术预测。这是高技术战略决策的基础。目前，已有不少国家把技术预测作为政府的一项系统的和长期的工作。美国国会早在1976年就成立了“国会未来研究所”，对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等方面的问题进行预测。日本从1971年开始，利用大规模德尔菲法（Delphi）每5年进行一次技术预测调查，至今已进了7次技术预测调查。这项研究的宗旨是从和远观点出发，对未来30年的技术发展进行预测，从众多有希望的技术发展成长点中比较科学地捕捉重点。日本的技术预测通常不是对未来图景的一般描述，而是可以具体实施的蓝图；不是孤立进行的系统，而是和国家技术政策和产业政策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其沟通的未来是预测的未来、可能的未来和优先的未来的三者合一。日本之所以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在某些领域赶上和超过美、欧等一些发达国家，均得益于日本政府坚持不懈并科学地进行技术预测活动。德国政府于1992年首次进行技术预测调查。第二次调查于1998年完成，共有2000多位来自企业、服务业、管理层、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和专业技术人员参加了调查，涉及12个领域的1000多项技术。其结果为制定高技术发展战略和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英国政府在1993年发表了一份具有重要意义的科学技术白皮书《发掘我们的潜能：科学、工程与技术战略》，1994年首次开始了国家技术预测工作，对可望开拓市场的战略高技术进行选择。英国新一轮的技术预测始于1999年4月，这次技术预测主要强调竞争力优势、生活质量提高和可持续发展三个方面，其主要参与者除政府、学者与行业人员外，还有社会风险投资者。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各主要国家的技术预测工作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即技术水平发展预测与市场发展预测相结合，重视对竞争对手的预测。

第三，加大科技投入。这是发展战略高技术的基本保证。战略高技术及产业的发展需要极大的投入，这种投入及其投入带来的高风险，已大大超过了私人企业的承受力。据悉，卫星发射的保险业务，除了国家的保险公司或世界上几家大保险公司外，一般保险公司根本不敢问津。因此在发达国家，对这些战略高技术及产业的投资也往往是由政府进行的，或者是由政府资助大公司进行的。在发展中国家则一般是由政府进行的。以原子能工业为例，目前5个核大国的原子能工业，都是由政府投资发展起来的。美国的科技研发投入是世界上最多的国家，其研发支出约占经合组织国家总支出的44%，是第二大投入国日本的2.7倍，并始终把研发经费投入集中到信息技术、生命科学技术等各个战略高技术上。以生命科学技术为例，1970年代的投入不足55亿美元，到2001年超过了200亿美元；2004年，在联邦政府540亿美元的科研经费投入中，生命科学就占了54%。日本从1970年代以来对增加研发经费投入十分重视，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增长速度。在80年代日本的研发经费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已居世界前列。在日本实施的一系列科技计划中，经费投入都较为充足。如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计划4年投资2.9亿美元，年均7000多万美元，与美国等其他国家相比，属中上水平。近年来，欧盟用于研发的财政支出占其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不断提高，1999年，欧盟用于研发财政支出占其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为3.1%，2000年、2001年、2002年，该比重分别为3.9%、3.8%和4.1%。

第四，创造良好环境。各主要国家都具有强有力的国家推进体制和良好的战略高技术成长发育环境。如美国已基本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通过对其知识产权在全球范围内实施保护，为企业和个人营造了创新环境，推动产业技术创新和科研成果产业化，并维护了本国的利益；在战略高技术创新基础设施（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大型科研设施、数据库和图书馆等）方面凭借巨大的投入和不断的积累，为战略高技术及产业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与此同时，为战略高技术产业发展营造重要的外部环境，为战略高技术企业提供了直接融资场所，促进了社会化的科技创新体系的形成和完善，有力地弥补了金融系统中间接融资与战略高技术创新不能结合的制度缺陷。在日本，通产省一直在战略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中起着重要的支持作用。20世纪90年代，日本便创建了集产学官于一体的“科学技术会议”，颁布了《科学技术基本法》、《新事业创出促进法》、《产业技术力量强化法》、《科技成果转让法》等一系列配套完备的法规，为战略高技术的成长发育和转化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欧盟在一些战略高技术领域仍在世界上保持着领先地位，关键是其良好的创新软环境，仍然可以吸引一大批世界级的优秀科学家在欧盟的科研和学术机构从事各尖端领域的研究。欧盟也特别重视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促进专利制度的现代化和统一欧洲的专利申请制度，加强欧盟战略高技术计划与成员国科技发展计划的协调。

第五，发展产学官合作。国家战略高技术项目或计划不仅是国家科技管理部门的事情，而且与产业部门和企业本身的发展息息相关。国家战略高技术通常包括跨学科、跨部门的通用技术基础，在其选择和实施过程中，需要部门和企业的参与。同时，国家战略高技术的研发，有利于国内各部门、各行业技术水平的提高，有利于企业增强竞争力。如美国在一份政府科技报告中曾明确指出，“发现、研制、推广必须实现一体化，必须视为齐头并进而非依次进行的活动”，并通过政府的政策力促产学官合作，集中多方面力量共同发展战略高技术及产业。日本的企业在研发活动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企业研发投入占全国研发投入的比例高达70%左右。在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计划中电子技术综合研究所与五大公司结合，组成100多位研究人员参加的“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研究组合”，既从事通用技术和基础技术的研究，又进行商品化开发，形成最终产业。欧盟积极加强研究者、使用者和产业界的合作，改进科研系统的管理，在有限的社会和经济目标下，提高研究效益，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责任编辑：黄 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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