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共史学发展看中国大众历史图书创新

【摘 要】 本文分析了公共史学在我国发展的几个历史阶段，并以此为基础，探寻当代历史图书出版应当遵循的道路：历史学家有义务有责任，把所知所学通过大众化阐述展示给普通读者；作家也要通过撰写人物传记、创作历史小说、编写历史类影视剧来普及历史知识；出版要不断创新，将一些难以视觉化的题材，通过文字可以表达出来；在叙述方式上，历史普及文本要借用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表达方式重构历史；在营销理念上，编辑应该走进读者，从而做出更好的选题策划。

【关键词】 公共史学；大众历史；图书；创新

一、中国有遵从历史的文化惯性

众所周知，中国人历来有遵从历史的文化惯性。尤其在古代中国，历史是最为重要的学问之一，小到老百姓的日常起居行止，大到国家体制、律法的制定，人们都习惯于向“史书”与“古圣贤”寻求答案。这种在思想上对历史的尊崇是自上而下不断渗透的，因而，“说史”也就成为古代中国实现知识传播、道德教化的主要手段之一。

从中国古代文化著作的内容构成来看，不仅是古代中国图书分类的重要组成部分（经史子集），包括普通民众喜闻乐见的戏曲、小说，历史题材也占据着极大的比重。这种创作指向一直持续到《金瓶梅》、《红楼梦》等作品的出现，作家们才逐渐把“现实”题材提到相当重要的程度。所以“说史”是古代中国实现知识传播、道德教化的主要手段，说书人、戏剧家托古说事，改革家托古改制，都反映了中国人遵从历史的文化惯性。

二、公共史学在中国发展的几个阶段

“历史类图书向来有‘学术’与‘大众’两个传统，一个是严肃的考证与论述，属于小众范围的学术著作，一个则是轻松活泼的谈古论今，属于大众休闲读物。应该说，在很长时间里，历史类图书还是以‘学术’和‘精英’的面貌为主流，但这种情况在逐渐发生着改变”。[1]

1、先秦至宋代——统治阶级垄断的公共历史

自《诗经》以降，在中国最优秀的文化作品之中，历史题材始终占据着核心地位。从治理国家的典章制度，到古代知识分子自我提升的思想追求，都要从历史中去寻求源流与依据。即使变革，也要如“古文运动”一般披上一层“复古”的外衣，以申明自身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在这些历史时期，由于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双重限制，公共历史与其他文化一样，为统治阶级所垄断，社会下层人民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

2、宋代至清末——市民思维的兴起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到北宋時期，坊市的瓦解带来贸易繁荣，催生出中国的市民阶层。与当今“市民”的概念不尽相同，这一阶层在诞生之初以工商业者为主，无论数量还是影响力都较小，依然处于被统治地位，不足以构成政治权力二元结构的“市民社会”。如王曾瑜所说：“宋朝对工商业者，既有压制和掠夺的一面，也有利用和扶植的一面，而以前者为主。”[2]

当然，这一状态随着社会的发展在不断改变。一方面，从整体而言，社会生产力在不断提升，另一方面，自北宋末年到明朝建立的高烈度战争，也摧毁了旧有的社会结构，带来了激烈的思想与文化的碰撞，进而相继出现元杂剧、明清话本小说的兴盛，诞生了《三国演义》这样光耀千古的经典名著。

在H.奥斯本编写的《牛津艺术指南》曾这样定义历史小说：“利用历史材料加以想象丰富而重新构成事件发展的一种叙事文体，采用的人物或者是虚构的，或者是真实的历史人物，或者二者兼而有之。既然允许有相当广阔的活动范围，因而小说家往往尝试着以某种程度的精确性重新创造他所要叙述的事件的壮观的戏剧性场面。”[3]

从这一概念我们可以看出，首先，历史小说具有一定的虚构性；第二，历史小说注重作品的可读性；第三，历史小说是历史和读者阅读趣味结合的产物。因而，在这一历史时期，由于戏剧、说书等文化娱乐形式所具有的互动性，由于历史小说的日渐兴盛，普通市民终于得以用自己朴素的价值观与审美观影响通俗历史著作的创作方向，成为公共史学的参与者。

3、清末至新中国成立——西学涌入，公共史学“殿堂化”

随着鸦片战争的一声炮响，大量西方学科涌入中国，不仅冲击了儒学、经学，也影响着人们对历史的态度。

一方面，中国的历史学开始接受西方观念，参照西方学科建制建设历史学，涌现出郭沫若、陈寅恪、钱穆等史学大家；一方面，五四运动也使文学在题材上有了更大的扩展，主张“人的文学”、反映社会现实，历史题材逐渐边缘化，随同孔夫子一道掉进“国学”的故纸堆里。

晚清民国的“历史学”展现出两个动向：一方面，学术研究逐渐独立起来，甲骨金文的发现研究，逐渐使史学“科学化”；一方面，“历史学”的大众化仍未有较大进展，地方戏曲、说书，题材无非是增加了晚清、民国的故事而已。从社会民众的接受程度上看，人们逐渐把视角关注在社会现实上，对于“古”的、历史的、国学的，越来越远。就大众历史读物来说，很难看到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历史作品，历史学又一次开始“殿堂化”。

4、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阶级斗争思想为主导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主义制度逐渐确立，历史普及得到发展。

学术上，马克思主义史学观成为主导，围绕“农民起义”等“五朵金花”学者们做了大量的研究和论述；大众历史的普及工作也在意识形态工作中逐渐占据重要地位，一些大史学家纷纷在中央的指导下编写小册子，出现了大量的连环画、演义普及本。

然而，过度的意识形态化，影响了史学的客观性，历史重新成为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历史不再有血有肉，到处充斥条块化、模式化的干瘪叙述，也使得出版的历史图书也是观念先行，沦为观念解读的工具。这一时期，大众历史图书的亮点是吴晗的《朱元璋传》，可惜作者吴晗却因《海瑞罢官》事件受到批斗。

5、1978至2000年——改革开放带来新气象

（1）坚冰初破，百花齐放。改革开放后，先是思想界、文学界的坚冰初破，后是20世纪80、90年代文化出版的热潮，大量西方的思想、学术被引进到中国来，很多受到西方思潮影响的文人也纷纷搞起创作，不仅涌现出海子、陈忠实这样的诗人、作家，而且诸如“走向未来”丛书、商务汉译名著丛书都成为全民热捧的作品。

（2） 众声喧哗，亮点稀缺。然而大众历史在这样的出版热潮中，却没有太多亮点。一是因为史学界在这期间仍在“恢复”学术传统，对于西方的学术也在吸收、咀嚼，无暇抽出身来进行历史普及工作。二是因为商品经济的发展，读者更愿意接受新思想，对历史“国故”很难进行思考和关注。三是出版社也未把工作精力放在历史普及这方面上。

在这一时期，公共历史读物唯一的亮点是中华书局于1982年5月出版的《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仅仅对明朝万历时代的六个人——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贽——的叙述就反映了明朝乃至整个中国历史。尔后，李亚平《帝国政界往事》、张宏杰《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等作品纷纷向《万历》一书致敬，成为书商追逐的热门。

6、21世纪以来——全新传播方式倒逼内容产业

公共史学著作不愠不火的发展状态在21世纪初迎来转机。而这转机是一档我们熟悉的热播电视节目——百家讲坛。百家讲坛是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的王牌节目，2001年问世，节目初期定位为学术讲座和学术传播，后来经过调整，主打历史中长篇讲座，打造出阎崇年、王立群、易中天等“学术明星”，他们的讲座结集成书，一时成为畅销新宠。

几乎与此同时，网络媒体天涯论坛的“煮酒论史”板块成为当代公共史学传播的又一块高地。相继涌现出赫连勃勃大王（梅毅）、当年明月等作家，其影响随着著作的结集出版从网上到网下，形成一个个出版奇迹。

高端文化学者和网络历史写手同时发力，使大众历史出版这个冷门领域在短短几年内便得到井喷。或者我们应该说，他们的作品直击市场痛点，正深深说明了当时的读者对于有血有肉的历史具有多么强烈的渴望。此时，“以心写史”“小说笔法”成为出版界使用频率最高的宣传语，读者终于重新发现中国历史的价值。

然而，不得不说，无论是百家讲坛还是天涯煮酒，其“说史”都没有超越古代评书、演义的叙述模式，而题材也主要限制在帝王将相的范围中。历史学学术研究的前沿发现，仍然无法在第一时间，通过节目、图书的传播而达到受众那里。百家讲堂仍然在说着过去演义、评书里的故事，叙述方式也恒久不变，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式微，图书市场也鲜见重磅畅销作品了。天涯煮酒更是受到移动互联网碎片化阅读的冲击，论坛热度也逐渐降低。

三、当代大众历史图书的创新方向

通过回顾我国公共历史发展历程中，大众历史读物的兴衰变化，我们可以看出，唯有不断创新，不断发现大众对历史阅读的真正需求，才能创作出版人民群众喜闻乐见，同时对于社会文化发展有益的优秀图书。

大众历史出版的意义，需要历史学者、作家、出版人共同思考。大众历史出版的意义离不开历史研究的意义，历史学家的工作无非是还原历史，通过期刊、图书展示其研究成果，這就完成了学术出版。然而，历史学家也有义务有责任，把所知所学通过大众化阐述展示给普通读者，比如百家讲坛就是很好的方式。

作家则善于用精妙的文笔塑造人物形象、叙述事件过程，因而也是大众历史的主要创作者，撰写人物传记、创作历史小说、编写历史类影视剧。人们熟知的历史，无一不是通过戏曲、影视剧了解的，文学创作在其中起着巨大的作用。

出版者则应该积极倾听读者的呼声，从市场入手，通过不断尝试，打造“喜闻乐见”的大众历史文本。思想的启蒙，不只是口号般的呼喊，更需要编辑这种幕后的默默无闻的工作者扎实的工作。编辑这种职业更能从一个比较宏观的角度组织社会信息，完成品牌塑造，编辑是作者和读者的桥梁。好的大众历史图书，应该是能反映学术正确、表达流畅的作品，没有编辑在研发阶段的把关和引导，是不可能的。

出版就是要不断创新，在创新领域不进则退。在题材上，图书有着比影视更为广泛的选择，一些难以视觉化的题材，通过文字可以表达出来；在叙述方式上，历史普及文本应该向文学取经，借用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表达方式重构历史；在营销理念上，编辑应该走进读者，从各类社群着手，不仅在社群里卖书卖价值，而且从社群中了解需求，从而做出更好的选题策划。

大众历史出版是大众出版的重要组成部分，纵观中国出版业中大众历史还是出版业甚至是大众出版中的一个非常小的品种，这与欧美该品类在出版业的比重差距甚大，与日本“司马辽太郎历史小说奖+大河剧+电视节目+历史旅游开发”更不可同日而语了。

【参考文献】

[1] 朱健桦，郭亚军.历史类图书的大众化与大众阅读.中国图书评论，2006.9.

[2] 王曾瑜.宋朝社会结构（第四编）宋朝非主体阶级.

[3] （英）H.奥斯本.牛津艺术指南.

【作者简介】

耿 英（1982.7-）女，毕业于西安理工大学，本科学历，编辑中级职称，现就职于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太白文艺出版社，第三编辑事业部主任，主要研究方向：文学、艺术类图书的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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