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小说的概念与作品的界定

摘要历史小说贯穿古今,被称为“历史小说”的作品非常广泛,至今仍然没有明晰的界定方法。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出现更加冲击了这个纷繁的概念,让其外延一再扩展。历史演义与武侠小说中的历史题材、边缘历史小说和再生小说中的价值美感一再干扰准历史小说意义的生成。要准确把握历史小说的全面内涵,也需要从“史”的角度结合相关作品进行衡量。

关键词历史小说 演义 通俗小说 作品

中图分类号:I207文献标识码:A

“历史小说”是个很宽泛的概念,就字面义而言,“历史小说”为偏正短语,是有关“历史”的小说,也就是说小说以历史为题材,日本作家菊池宽的定义为:“将历史上有名的事件或人物作为题材的那种小说”;郁达夫给它下的定义大同小异,“指由我们一般承认的历史中取出题材来,以历史上著名的事件和人物为骨子,而配以历史的背景的一类小说而言”。这些说法本来是没错的,只是没有强调作品的形态特征,而略显得美中不足。我们通常意义上的历史小说指“以一定历史事实为基础加工创造的这类特殊作品,它与历史事实往往具有异质同构的姻缘关系”,“它要求作者立足于现实去回顾历史,但必须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去描写,艺术地再现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面貌,揭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使读者从中了解历史并受到启示。”这种定义是一种比较传统而且广为赞同的说法。

但是随着时代的演进,尤其是新历史主义的渗透之下,有人将只有历史形态的纯虚构作品也纳入到了历史小说的范畴,比如《红高粱》,使得本来模糊不清的概念又蒙上了一层雾水。单单就历史小说的分支上就有传统历史小说、革命历史小说等等概念,还出现了诸如穿越历史小说、架空历史小说之类,不一而足。所以,拿着这样的标准去审视我们的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时却发现疑点颇多。

(1) 首先,蔡东藩的《历朝通俗演义》是不是历史小说?牵涉到的问题就是历史演义与历史小说的关系。从1916年开始蔡东藩出版了第一本《清史演义》,一直到1926年出完最后一本《后汉演义》,十多年的时间里创作了十一部书,字数五百万余,涵盖的时间跨度之长,空间跨度之广几乎是一套二十四史的内容。在谈到蔡东藩的创作目的和自己作品的定位时,他在《清史演义》的自序中讲:“窃谓稗官小说,亦史之支流余裔,得与述古者并列而吾国社会,又多欢迎稗乘。取其易知易解,一目了然,无艰僻渊深之虑。书籍中得一良小说,功殆不在良史下;私心怦怦,爰始属稿而勉成之。”很明显,他明确了他的小说是“史之支流余裔”,并将传播历史知识作为一项重要的使命,为了达到更高的境界,他遵循事必纪实的原则对正史进行加工,把正史作为不变的主干,务求向其紧密靠拢,除此之外,他还将“轶闻”作为辅助,共同打造心目中的作品。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其实在《三国演义》中也夹杂了大量的民间传说,《三国演义》本来也就是在数百年来流播的过程中得以集中成书的。不过在当代,“轶闻”似乎不太为作者重视。为了显示其与正史的高度吻合,每一章回末便有类似“太史公曰”之类的评论。

《历朝通俗演义》有着和《三国演义》一样“演义”的帽子,但却如此高度的正史意味,如此严格遵循历史,在虚构上存在着如此大的折扣,它能否进入到历史小说的序列呢?关于这个话题,在新文化运动发生的初期,胡适与钱玄同有过一场论争,他们的论争反映了文学革命初期新文学的作家对待传统演义的矛盾心理,甚至于胡适本人在最后也混淆了二者之间的关系,他在《论短篇小说》中说:“凡做‘历史小说’,不可全用历史上的事实,却又不可违背历史上的事实。全用历史上的事实,便成了‘演义’体,如《三国演义》和《东周列国志》,没有真正‘小说’的价值……最好是能于历史事实之外,造成一些‘似历史又非历史’的事实,写到结果却又不违背历史的事实。”他说,《虬髯客传》的长处在于写出了许多动人的人物事实,把历史上的李靖、唐太宗和非历史的虬髯客、红拂融合到一起,在结局上并不违背历史事实,盛赞“这是历史小说的方法”。

但是,胡适又曾在论战中指出,他是赞同《三国演义》小说的价值的,所以在这里矛盾就产生了,到底演义是不是小说,还是哪一种演义属于小说?似乎鲁迅看的更为清醒,鲁迅以西方近现代的文化为参照来理解二者,他以“内在的,连续的方式实现了演义与历史小说的沟通”,“演义作为一种传统小说形式,它与历史的悖论性特征不仅存在于过去,也以内在性的形式存在于现代历史小说中。”他第一次地把“历史小说”进行拆分,分别形成“历史小说”和“历史的小说”,在翻译芥川龙之介的《罗生门》时,鲁迅强调它是“历史的小说”而非“历史小说”,“历史小说”受到史料的约束较大,而“历史的小说”则显示出很大的自由度。他在《故事新编·序》中讲:“对于历史小说,则以为博考文献,言必有据者,纵使有人讥为‘教授小说’,其实是很难组织写作,至于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倒无需怎样的手腕。”有人就将鲁迅的话一分为二,一方面“博考文献,言必有据”,另一方面“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分别对应着传统演义中的两种,或者说对应着“历史小说”和“历史的小说”。这样认为也不算错的,其实鲁迅更倾向于后者了,至少他的创作实践证明了这一点。

以此推论,《历朝通俗演义》属于鲁迅讲的“历史小说”了。 “演义”是根据史传、融合野史经艺术加工敷演而成的一种通俗的长篇小说。故“演义”是小说,《隋唐演义》、《封神演义》之流都是小说,但传统小说不尽是演义体。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演义”一词自身的意义也在悄然延伸,所以“演义”必然是小说的说法就不可靠了。由于《封神演义》等充斥了大量的虚幻和神魔鬼怪,是超现实的表意之作,很多人也不将它们视为历史小说了。

(2) 前面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即金庸的作品能否视为历史小说。按照郁达夫的定义来讲,武侠小说中某些部分的确很够资格,如《天龙八部》中它写了很多地域性的东西,在国家上涉及了大理、大宋、金国、辽国、西夏等,中间穿插着一些历史情景的再现。但是,武侠之所谓武侠,仍在于其武侠精神的塑造上,这部小说是金庸塑造“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终结篇,主人公萧峰为国走向了悲剧的终途。再如他的《笑傲江湖》,除了背景定性在古代以外,别的就没有什么可圈可点的东西了,为了争夺一个盟主的位子,各路武林明争暗斗,有正义的一方也有邪恶的一方,也有以正义自居者转向正义的敌人,他塑造的令狐冲成为难得一见的艺术典型,同样《鹿鼎记》中的韦小宝这个流氓形象也不亚于“阿Q”的影响力。令狐冲不是历史人物,韦小宝也不是,但康熙是,吴三桂反清是,天地会真真切切存在的,这又作何理解?

在汤哲声主编的《中国当代通俗小说史论》中,历史小说成为通俗小说的一个部分,“历史小说”在此指的是当代的历史小说,划分为“政治历史小说、文化历史小说、帝王历史小说、帝王历史小说、商贾历史小说”基本上把当代历史小说的创作形态包括进去了,不足的是帝王历史小说与政治历史小说有重叠的部分,所以划分具体的作家作品时会有分歧。

1994年,范伯群给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做了这样一个“周密”的界定: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是指以清末民初大都市工商经济发展为基础得以滋长繁荣的,在内容上以传统心理机制为核心的,在形式上继承中国古代小说传统模式的文人创作或经文人加工在创造的作品;在功能上侧重于趣味性、娱乐性、知识性和可读性,但也顾及“寓教于乐”的惩恶劝善效应;基于符合民族欣赏习惯的优势,形成了以广大市民为主的读者群,是一种被他们视为精神消费品的,也必然会反映他们的社会价值观的商品性文学。这个定义比较详细的,各个方面它都考虑进去了,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在通俗文学的框架下来看待通俗小说,汤书中认为当代历史小说属于通俗小说也是没有什么大的疑问的。

(3) 新历史小说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中后期,它的出现是对传统历史小说的一种反叛,新历史小说所秉承的是新历史主义,从具体的创作情况来看,“新历史小说所选取的题材范围大致限制在民国时期,并且避免了在此期间的重大革命事件,主要是指其包括了民国时期的非党史题材。其创作方法与新写实小说基本倾向是相一致的。有意识地拒绝政治权力观念对历史的图解,自觉地从历史的废墟中走出,尽可能的凸现民间历史的本来面目。”新历史小说是对以往历史观念的一次颠覆,也符合了很多读者对历史小说新的期待视野。

这样的小说有:周梅森的《沉沦的土地》、《军歌》、《国疡》,余华《活着》,莫言的《红高粱》、《丰乳肥臀》,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苏童的《红粉》、《米》、《婴粟之家》、《一九三四年的逃亡》,陈忠实的《白鹿原》,叶兆言的《枣树的故事》、《追月楼》、《状元镜》、《半边营》,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故乡天下黄花》,池莉的《预谋杀人》,方方的《祖父活在父亲心中》,乔良的《灵旗》等,这些小说产生的时代,正是西方解构主义和存在主义思潮在中国悄然发生作用的时期,同时这个新时期之初的人们对刚刚过去的政治本位格局产生了叛逆的心理,思想的极大解放刺激人们去揭开历史真实的面貌,探寻历史真实规律,反映在小说创作中就是要改变历史观念,“沉潜”到对历史补白与改写、解密与纠错、反拨与重评的工作中去。

有些作家尽管不承认他们与解构主义或者新历史主义有任何的瓜葛,但是在颠覆性这个层面上确实一致的。这种具有反思意义的颠覆性逐渐地开始关注人性,关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复杂关系。如陈忠实的《白鹿原》中的田小娥,她是一个小女人形象,也是一个悲剧形象,在小说里她是坏女人、是万恶之源、是宝塔镇不住的阴魂,但是她与黑娃的爱情却是整个白鹿原上最感人、最浪漫的爱情故事,“我们可以很自然地认为,这是作者在那个冗长沉闷的茫茫关东的天空里刻意营造的一道短暂但绚烂的人性美的彩虹”, 田小娥既不是一个正面人物,也算不上反面人物,作者只是想借这个活生生的人传达一种思想。还有《活着》中的富贵,在战争的年代里,富贵以他自己的经历告诉人们发生在那个环境下人的生存状态,解放军对他好他当然觉得应该感激他们,但是一想到要送他们渡江,自己又怕死,害怕死在战场上看不到家人这样一种矛盾心理,刻画的细腻逼真,一反革命历史小说中的红色激情和广大民众热心支持军队的场面。可以说新历史小说摒弃了革命历史小说甚至传统历史小说中一以贯之的“民族”、“国家”的概念,而是将“个人”的地位得以显现。

新历史小说在历史小说的发展进程中开出了一片领地,和庸俗的现实主义相比较带给读者很大的新鲜气息,但是这种创作本身也带着一定的弊端,由于它是一种剥离于历史的叙事,在创作演进中加入了更多的游戏或者娱乐功能,虚构的倾向越来越严重,余华的《兄弟》则走向了仅供阅读快感的误区,这些因素导致新历史创作在20世纪90年代末的衰落。

参考文献

[1]菊池宽.历史小说论[Z].文学创作讲座(第一卷).上海光华书局,1931.

[2]郁达夫.历史小说论[Z].郁达夫文集(第五卷).花城·三联出版社,1982:283.

[3]段启明.历史小说简史[M].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

[4]蔡东藩.清史通俗演义·自序[Z].清史通俗演义.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1.

[5]胡适.论短篇小说[Z].新青年,1918.4(5):395～407.

[6]阎立飞.演义与历史小说---传统演义的现代转化[J].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9.

[7]王向远.鲁迅与芥川龙之介、菊池宽历史小说创作比较论[J].鲁迅研究月刊,1995(12):43～55.

[8]范伯群.中国近现代通俗作家评传丛书·总序[J].南京出版社,1994:1.

[9]韩旭.新历史小说.对革命历史的消解与重构./wenxue/pinglun/baixing/200608/20060817003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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