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对弱势群体报道的偏误与改进

弱势人群也是人，只是他们的某些基本权利遭受侵害，才会处于困境。因而在关注弱势群体时，必须平等地对待他们，而不能怀着救世主的心态，更切忌带着矫情成分，居高临下地怜悯弱势群体。

近年来，由弱势群体而引发的热点事件不断出现，像孙志刚事件、杨武妻子被强暴事件、城管打死瓜农事件等，媒体对被收容者、小摊贩、留守儿童、失独老人、农民工、尘肺病人等弱势群体给予关注，发挥了舆论引导作用，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但是在对弱势群体报道的时候，媒体的报道方式、报道角度和侧重点出现了一些偏误，没有完整呈现这个群体的真实面貌。为何会出现此类状况？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媒体对弱势群体关注的偏误

近年来，在媒体中经常出现的弱势群体，主要有进城打工的农民工、环卫工、寒门学子、农村中的留守儿童、需要帮扶的低保家庭等，媒体对这些弱势群体报道的偏误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领导式的关怀。媒体报道中，弱势群体多是政府和社会群体关爱、帮扶的对象，他们没有话语权，完全被动地被建构。他们缺乏在公共领域表达自己权利的渠道，从而需要精英人士的良知、媒体的社会责任感和政府自上而下的关怀，完全是一种沐恩者的形象。逢年过节，领导们都要带着慰问品看望低保家庭、孤寡老人，像《春节将至 桂林市农机局领导看望慰问孤寡老人》等新闻不胜枚举；每逢开学，贫困生入学困难，像《“绿色通道”助贫困大学新生无忧入学》、《铜川筹集资金637万元资助1350名贫困大学生入学》等社会捐款、学校助学报道屡见报端；到了暑假，社会团体与农村留守儿童度过快乐暑假成为话题，像《湖北女大学生村官关爱暑期农村留守儿童》、《呵护“留守”爱满北镇》。这类报道大都反映一个主题：社会各界对弱势群体的关爱和弱势群体对关爱的欣喜与感恩。

第二，苦难式的同情。对弱势群体艰苦生活的煽情化报道，引发一种苦难式的同情，用以彰显主流社会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在报道环卫工时，媒体往往会突出报道他们冒着严寒酷暑依然坚守岗位的高尚职业道德。例如，在《烈日下的沙滩守护者》报道中，以海滩洁净工阿英为主人公，突出她脚踩“60度沙子”，遭受“360度无死角暴晒”，每天“来回走上十五六趟，搬运5吨左右的垃圾”，表现环卫工坚守岗位的职业道德，而他们“只有下班后才能亲近大海，清凉一下”，表达同情。而对环卫工群体中的正式工人雇佣临时工，临时工工资收入低、劳动权益遭受侵害、生活无着落等现象却淡化报道甚至忽略。当小摊贩遇到城管，媒体更关注小摊贩遭受城管暴力执法，在“湖南临武城管打死瓜农事件”中，媒体的一系列跟踪报道如《家属称两次“抄摊”引冲突》、《官方：瓜农辱骂城管》、《目击者称城管疑用秤砣打死瓜农 临武官方否认》、《官方施压瓜农家属 威胁开除公务员亲戚》等，围绕着事态发展层层展开，字里行间透露着城管一方的强势和小摊贩的弱势，充分表现出对摊主家人的同情。事实上，城管和小摊贩之间的矛盾长久存在，小摊贩遭受暴力执法事件已屡见不鲜，但每次事发后，媒体依然更多地聚焦于两者的矛盾，而对矛盾背后的原因反思较少。对于拾荒者收养孩子，像《拾荒老人40年收养30多名弃婴》、《山西太原：拾荒老人14年辛苦收养残疾弃婴 彻底治好孩子众人爱心再接力》等报道，媒体更愿意挖掘在艰难的处境下收养孩子的不易，展现小人物身上的道德闪光点，而淡化了这个群体生存不易的原因，更鲜见考问社会福利事业应当承担的责任和福利机制的缺陷。

第三，脸谱式的定型。在对农民工、残疾人的报道中，负面报道占了绝大多数。《上百人与警方对峙十几小时》、《砸烂两台取款机 没偷成钱也获刑》之类的报道中，媒体将农民工塑造成素质低下、遇到问题就采取极端行为的愚昧者形象；而对残疾人的报道大都类似于《聋哑人情侣通过眼神沟通 公交车上配合行窃被抓》等偷盗之类的犯罪报道。这类报道对农民工、残疾人等弱势群体进行脸谱式的定型塑造，农民工行为过激、愚昧无知，聋哑人就是行窃的小偷，如此语境下形成的刻板印象，将使普通大众对这些弱势群体产生心理排斥、歧视甚至敌对情绪。

此外，除了上文提及的弱势群体之外，其他弱势群体包括精神病、艾滋病患者等，相比较之下，媒体对这些人群的报道就更少。这些群体尽管人数众多，却很少出现在媒体的视野中心，媒体对他们的报道也有模式化、简单化的倾向。

在笔者看来，弱势群体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他们是在社会中处于劣势的、脆弱的群体，其基本权利很容易受到损害。在弱势群体报道中，媒体的反思是舆论监督的重要方面，媒体尤其需要通过这种反思引导人们从一时一事中走出来，思考现行制度的漏洞和缺失，思考弱势群体的生存环境，维护弱势群体的基本权利。如果没有这种反思，就不可能很好地发挥舆论监督的功能，也就无法维护弱势群体的权益，促进弱势群体生存环境的改善。

媒体如此关注弱势群体的原因及影响

媒体对弱势群体的报道之所以会出现上文所述状况，在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师彭伟步看来，根本原因有二：一是政治权力的制约；二是经济权力的影响。他在《中国媒体远离弱势群体》一文中指出：“中国的媒体正处在政治权力控制与资本拉拢的时代。一方面，国家政治权力控制着媒体的运作，界定了一条新闻报道原则：什么不能报，什么怎么报，什么只能报一点；另一方面，媒体要步入市场经济，要在市场竞争中生存下来，于是把眼睛盯在社会资本的控制者——广告商，尽量报道能引起颇具消费能力的群体注意的新闻，以吸引广告商的资本投入。”政治权力与社会资本的结盟，决定了中国媒体信息传播的方向、领域和性质，因而在现代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地位上处于优势的人群，往往享有更多的媒体话语权。而弱势群体由于相对比较缺乏经济、政治、文化资源，在与种种力量的博弈中必然处于劣势，无法对媒体施加有效的影响，他们的声音在媒体中也越来越微弱。

根据美国传播学者乔治格伯纳的“涵化（cultivation）理论”，实际上，媒体表现的是符号现实（symbolic reality），并非客观存在的社会现实，因为媒体在表现社会现实（social reality）时，注入了一定的文化和社会价值观念。因而受众在接触媒体时，就会被媒体的报道所“涵化”，形成自己头脑中的“观念现实”（perceived reality）。同样，媒体对弱势群体的报道形成了相对固定的模式，按照社会对弱势群体的观念进行塑造，人们接触新闻，也就是一再对各类人物形象进行确认，使之符合自己已有的观念。

而在这种前提下，媒体对于弱势群体的报道方式，将会产生一些社会问题：第一，媒体对弱势群体的报道，在大众中形成“刻板印象”，对弱势群体的误解将使该群体与主流社会形成语境上的分层和隔阂。第二，弱势群体在媒体上的形象常是犯罪、跳楼、性饥渴、抢劫、偷窥等隐喻，弱势群体被贴上贬低性、侮辱性的标签，他们心理上会产生羞愧、耻辱乃至犯罪感，也会直接导致社会对他们的不公正待遇。

媒体该如何改进对弱势群体的报道

近年来，随着“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进一步深入，媒体把更多目光投向了弱势群体，关于这个群体更多、更客观公正的报道也逐渐进入大众的视野。但这只是一个开始，笔者认为，在当前快速转型的社会中，应该多一些像《老无所依》关注第一代农民工生存现状的报道，像王克勤这样长期关注尘肺病患者的记者，让弱势群体的生存权、发展权得到更有效的维护和保障。

媒体对弱势群体要给足报道空间，让他们获得话语权，在媒体上真实地“发声”。对此，媒体可以从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常态化。媒体作为“把关人”，在选择新闻事件的时候，遵从时新性、真实性、重要性、接近性、趣味性原则，考虑更多的是报道能否吸引眼球。而对弱势群体，只是在新闻事件发生时，或者特殊的时间才会去关注。为此，媒体需要对弱势群体做细致的调查分析，针对弱势群体中不同类型人群的特殊性，制定相应的报道方案，长期关注弱势人群。在报道方式上，可多采用一些体验式报道，不放大困难，也不忽视他们的困境，力求真实、客观地再现他们原生态的生存状况。

第二，弱势群体报道角度平视化。弱势人群也是人，只是他们的某些基本权利遭受侵害，才会处于困境。因而在关注弱势群体时，必须平等地对待他们，而不能怀着救世主的心态，更切忌带着矫情成分，居高临下地怜悯弱势群体。在报道时，要让弱势群体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独立个体出现，让他们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不是把强势群体的价值观片面地强加给弱势群体。此外，还要注意维护弱势群体的隐私权和人格尊严。

第三，弱势群体报道深度化。媒体在报道弱势群体时，需要深入他们的精神世界，拓展报道的延展性。一方面，要发掘他们身上的闪光点，弘扬蕴藏在他们身上的质朴、坚韧、善良向上等美德，同时也要如实地反映弱势群体对社会与人生的困惑，畅通弱势群体的表达渠道，追踪根源，引起思考。同时，在表达弱势群体诉求的时候，也要冷静地以思辨的眼光分析问题，为他们寻求解决的途径，提出合理建议，对损害弱势群体的现象进行舆论监督，予以揭露和抨击，以促进问题的解决。

（郑晋鸣：光明日报江苏记者站站长；张金凤：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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