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碳经济对大国关系的影响

目前国际关系中发展“低碳经济”的争论点聚焦在“排放权”上，实质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另一场争夺战，也是大国之间为争夺世界主导权而进行的实力上的又一轮激烈竞争。“低碳经济”将依托“第四次工业革命”重新塑造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大国关系会因为实力在格局中的再一次洗牌而发生比较大的变迁，但一超多强的基本架构短时间内不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一、能源在国际关系变迁中的作用和地位

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所发生的产业革命，是人类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以后所经历的第一次科学技术上的变革。这次科技革命，以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为主要标志。这场从18世纪中期开始的第一次科技革命，推动了国际分工与世界市场的形成，从而为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奠定了基础。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又出现了新的科学技术上的进步。特别是1873年以后，掀起了一次科学技术发展的新高潮，它以新式炼钢法和电力的应用为主要标志，通常被认为是人类近代史上的第二次科学技术革命。第二次科技革命，推动着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向垄断的发展，在整个世界形成了极少数先进国家对世界上大多数人民施行殖民压迫和金融遏制的世界体系，使现代国际关系具有全球性和整体性。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人类历史上又出现了以核能、电子计算机和自动化技术为主要标志的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战后出现的第三次科技革命，推动着世界政治与经济多元化的发展，国际关系日益多样、复杂，它不仅影响着单个国家的自身发展与对外行为，而且影响着各类国家内部及相互之间的关系结构。

从第一次科技革命到第三次科技革命，传统能源煤、石油的发现与大规模利用，一次能源电力都成为技术发展的强大动力。换句话说，全球几次科技革命发生历程，也是能源工业发展的流程图：人类从火的发现和利用，到生物质能源(bio—mass)的利用和畜力、风力、火力等自然动力的利用，再到化石燃料的开发和热的利用，到电的开发和大规模利用，直至原子核能的发现开发利用。能源已经成为了一种战略性资源——成为经济国家和文明民族兴衰的一个因素。人类进步的进程很有可能就伴随着一系列的能源危机事件，而这些能源危机或是灭掉了某个文明，或是促其过渡到下一个技术和经济的发展阶段。

到中世纪时，和世界各地一样，欧洲的农业革命已经耗尽了其主要的燃料资源：木材。于是煤炭成了替代的选择。从木材到煤炭这种矿物燃料的过渡完全改变了世界的经济、文化和政治，并引发了一场我们现在所认识到的能源革命。但是从一开始，就没有几个英国人将从木柴到煤炭看成是一个有积极意义的转变，直至托马斯·纽科门发明了“热能引擎”的机械装置，改变了人类使用能源的方式，它通过燃烧所产生的热能转换成了物理的或者叫做力学的工作能源。到18世纪末，英国的煤炭生产量达到了1000万吨，使得这个岛国成为全世界第一个现代能源经济国家。

随着石油的大规模生产，石油价格下跌，煤炭的使用者们纷纷开始转向使用具有更高效能的石油。然而，使石油成为主宰一切的是由汽油驱动的内燃机引擎。可以说，由石油作为燃料的引擎完全改变了现代生活，改变了现代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因为石油比煤炭更拥有其特殊的经济、军事和政治战略属性。综观现代石油工业近一个半世纪的发展历程，石油始终是主要发达国家重点争夺的战略资源，也是其控制世界经济政治命脉的重要武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石油为首的能源更是成为国家增强国际地位、扩大国际影响、谋取国家战略利益的有力武器。

影响更为深远的是，石油这种高战略性能源资源伴随着石油业迅速发展推动了世界政治经济的主体及运行机制的构建：首先，相对于国家行为主体的非国家行为主体如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等蓬勃发展。20世纪以后，非国家行为主体开始在国际舞台上确立了自己的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政府问的国际组织获得了国际法的主体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种形式的国际组织层出不穷，大型跨国公司在国际舞台上日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非国家行为主体的数量增加、种类增多，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增强，已经成为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的行为主体。全球排名前列的大型跨国公司不乏以石油为动力的丰田和宝马汽车巨头以及壳牌石油等能源大鳄。其次，形成了现代世界经济的基本运行机制。这种运行机制包括：在国际分工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世界各国经济联系的纽带——世界贸易，石油贸易充分体现了世界贸易的市场化和自由化；建立了世界经济运行的核心——国际金融体制，国际金融体制的核心是石油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第三，从石油业获利的新型的商业理念，即产业链的上、中、下游的一体化，使全球各地区的生产、运输、分配、消费以及相随的信息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随着气候变化问题在全球展开的日益激烈的讨论，而能源问题与全球气候变化又存在着可以确定的相关性，一场新的工业革命已初现端倪，它将彻底改变世界经济和人们的生活方式。这场革命将依托于刚刚兴起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而且几乎可以肯定将会为21世纪创造巨大的财富。然而，这场新的工业革命蕴涵着一个更为重要的希冀——保障我们的地球免于全球变暖的危险。这场新的革命是正在形成的政治、经济和技术因素交织的完美风暴：世界范围对温室气体巨大威胁的关注；对我们已成为石油囚徒的不断增长的认识——控制原油和天然气的体制不稳定且时常充满敌意，我们成了它的人质；技术领域不断加速的巨大进步，已使我们在如何制造和使用能源方面有可能取得空前突破。

二、新能源革命与“低碳经济”之间的关系

从铁路时代到互联网时代，国家力量的衡量标准无论发生怎样的变化，都是由实力体现的。如果说以前国家的实力主要由硬实力即一国的经济力量、军事力量和科技力量组成，21世纪大刚关系竞争中出现了新的权力源泉，即软权力。软实力特指一个国家依靠政治制度的吸引力、文化价值的感召力和国民形象的亲和力等释放出来的无形影响力。“低碳经济”概念的提出，既符合了国家硬实力的要求也符合软实力的要求，因为“低碳经济”既包含了科学技术物质实力的内容又涉及了外交政策的道义和正当性。

“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模式，是人类社会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又一次新的发展方式的选择。其实质是能源高效利用、清洁能源开发、追求绿色GDP的问题，核心是能源技术和减排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和制度创新以及人类生活观念的根本性转变。围绕着“低碳经济”一系列新的低碳经济衍生物应运而生，如“碳金融”、“碳税”、“碳关税”等等，“低碳经济”对国际经济格局的影响最主要表现在“碳政治”方面。所谓“碳政治”，又可以称之为“气候政治”，是指各国围绕温室气体排放问题所形成的国

际政治，而国际上关于温室气体排放又按照二氧化碳来计算，故称之为“碳政治”。从“碳政治”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低碳经济”提出的大背景：随着全球人口和经济规模的不断增长，传统能源的不可再生性，能源使用带来的环境问题及其诱因不断地为人们认识，人们对几百年来建立在大量消耗可耗竭性化石能源并排放大量二氧化碳和其他污染物的旧式的经济发展方式感到的绝望和恐慌，此类感受是由木柴转向煤炭、由煤炭转向石油能源消费方式过渡时期人类感受的复制。

今天的人类正面临着新能源科技革命，即“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的冲击，而此次工业革命的宗旨，就是要大量创造出新的可再生能源。过去以碳燃烧为基础的工业模式已走到了转折点，必须改变，这就是新能源革命，即促进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发展，推动新能源汽车、节能建筑和产品的广泛应用，加快用新能源和节能环保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推进能源乃至整个产业结构的调整是低碳发展开始的直接推动力。能源作为一种人类生活的必需品，已具备了“通货”的一些基本特征，在理论上已可作为计量工具、支付手段、偿债工具，而“第四次工业革命”又会使“碳量”替代“能源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轮子。因此“第四次工业革命”与前三次工业革命一样，将重新塑造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在塑造的过程当中，国际关系特别是大国关系会因为实力的再一次洗牌而发生比较大的变迁。当然塑造的过程也是全球博弈的过程，尤其是主要大国之间博弈的过程。这场以新能源革命启引的全球博弈直接表现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围绕“低碳发展”的方式、目标、程度、内容和阶段展开。那么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矛盾的焦点在哪里呢?通过2009年12月召开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围绕温室气体排放协议签订所发生的各种故事我们可以“窥一斑而见全豹”。

三、“低碳经济”中大国之间争夺的焦点

事实证明，通过谈判签署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协议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在1997年签署实施的京都协议是迄今为止在此领域内一项主要成就。该协议欲将37个发达国家的排放限制到一个规定水平，使2008—2012期间的平均排放量比1990年降低5％。但京都协议的成果在很多方面表现并不尽如人意。京都协议中的一些失败在签署该协议之时就已被认识到，因为大家只将该协议视作是通向一份更有效、更全面的协议的第一步。

与1990年排放水平相比只降低5％与解决长期气候变化问题的需求相比还远远不够；且鉴于发达国家在过去150年里应为大气中排放温室气体的累积承担主要责任，京都协议的排放限值并未包括任何发展中国家。

在签署阶段，由于预知到此协议会对它们的经济带来威胁，美国和澳大利亚拒绝签署该协议。在签署之后，还有其他事件发生：由于其出口能源增量造成排放增加，加拿大在2007年宣布它无法再履行其京都协议下的义务，且加拿大政府将不再购买筹码或以任何其他方式参与全球碳市场；其他国家，包括日本、意大利、西班牙、丹麦、瑞士和新西兰，目前的排放水平都在京都目标水平之上，但仍能够通过使用协议规定的、基于市场的措施或其他国内措施达到该协议要求。

京都协议排放限制规定将在2012年到期，气候变化问题的紧迫性逐渐被全球所认知，而且美国和澳大利亚政府的选举也越来越趋向接受温室气体限制，当前正是进行谈判、签署一份更有效、更全面的国际气候变化协议的良好机会，这也是在最初签署京都协议时就预想到的。但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谈判陷入僵局，这样一份协议的签署之路遇到了障碍。

为此应首先检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气候变化协议的谈判立场。

1.发展中国家的立场。

发展中国家一般都已认识到气候变化问题的严重性。但是，它们认为大气中温室气体的累积主要是由于发达国家在过去约250年期间的排放导致的。甚至如今，发展中国家每人每日的排放量仍远远低于发达国家。2006年，OECD(发达国家)所有排放源所产生的人均温室气体排放为14.4t／人0，美国高达25.Ot／人。而在非OECD国家，此数据为4.8t／人，中国为5.7t／人，印度为2.2t／人。发展中国家认为将它们的排放水平限制在当前水平是非常不公平的：不仅仅因为它们的人均允许排放量仅是发达国家的一小部分，而且还因为发达国家已排放了250多年历史并已获得了基础设施和工业建设方面的额外收益，而对此发展中国家仍然缺乏。

中国和印度都被要求在人均基础上设定排放限值，印度总理Singh甚至还准备承诺，印度人均排放不会超过发达工业国家的平均人均排放。基于上述引用的排放统计数据，看起来这并不可以算是一项承诺，但是，Singh的观点很容易解释：凭什么要求印度人承诺达到比发达国家更低的排放水平呢?

然而，在京都协议的当前设计中，等值的人均排放标准仍是不平等的。因为在有些国家，如加拿大、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虽然它们的排放量很高，但其原因部分在于它们是能源集约型产品的大出口国。生活在它们国内的人不得不为由它们生产但在其他地方由其他人消费所造成的排放而受到惩罚，它们认为这是不公平的。

2.发达国家的立场。

发达国家总体都认可发展中国家需要相对放松的排放限制，以允许它们的经济有增长和发展的空间。但是，发展中国家已经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59％，此份额在未来几年内(至少能源的温室气体排放)还将继续增长。气候学专家呼吁，与2000年水平相比，2050年的温室气体排放需要降低50—85％。如果没有发展中国家参与的话，这项任务是不可能完成的。

其次，发达国家认为，如果发达国家的产业必须遵守排放限值，而发展中国家没有排放限值约束的话，那么能源密集型行业会在利益趋动下从有排放限值的国家纷纷涌向没有排放限值的国家。这有悖于降低总体排放的目标，还会使发达国家陷入不公平的竞争地位。发达国家各产业为了满足全国限值水平，必须承受降低排放的巨大成本。

3.南北分歧的焦点。

发达国家也有正当的关注问题。但是这些问题似乎无法与发展中国家同样正当的关注问题相互调和。我们该如何解决这些明显冲突的需求呢?在回答此问题之前，还值得讨论一个更广义的激励性问题，这个问题已在京都协议中提出过，而且在今后任何类似协议中都肯定会被提出。这个问题是，各个国家之间排放管理条例中的任何差异都将使限值更严格的国家陷入一种不利的竞争地位。这种竞争劣势给任何国家中比其他产业具有更大排放的能源密集型产业带来了一种可以感知的、可能真实发生的威胁。而这些产业及这些产业内的工作人员在政策上较有影响力，它们会要求取消这些管理条例，至少免除对出口竞争性产业的约束，而这会明显削弱这些限制规定的

效力。政府被迫在温室气体限制同经济增长和就业之间做出权衡。当这些方面造成政策问题时，不可避免地气候保护会成为败方。事实上，当各国寻求比其竞争方更低的排放限制时，“逐底”似乎是自然的后果。

例如，这种类型的政策压力已经在新西兰获得了胜利，虽然新西兰被公认是世界上环保意识最自觉的国家之一。迫于强势产业的反对呼声，新西兰政府在2005年不得不撤销了一项碳税提案，并且其后的排放交易方案的提议也被重复搁置。在加拿大，自由党政府在2008年选举中失败的一个主要因素是它的碳税提案。没有人会喜欢新增税项，当这些税项看起来像是在本国不面向国外竞争者的自用产品上施加的一道壁垒的话，即使对于最最环保的领导人来说，实施难度都将是压倒性的。

当然，如果有一份全球协议对温室气体排放设定一项公共税(如Joseph Stiglitz所提议)的话，就可以基本避免温室气体限制对经济增长和就业的权衡。但是，这样一份协议可能要求世界上几乎每个国家都处于同等水平的竞争赛场上，但这是不大可能的。许多国家在实施这样一种税项时不仅会遇到内部政策困难，还不可避免地会有个别国家想成为“自由骑士”。处于公共税范围以外的任何国家都会比参与此公共税的其他国家获得不容低估的竞争优势。

四、结论：“低碳经济”对大国关系的影响

低碳时代经济和科技依然是推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演变的决定因素。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是其中最积极、最活跃的部分，在国际关系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低碳时代主要大国争夺体系变化主导权的博弈构成了国际关系变迁的关键因素。国际竞争中出现的新的权力集合体是影响当今大国关系的重要因素。近年来，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巴西等四个能源资源国经济发展迅速，这些国家的经济总量出现飞跃式增长，国力大大增强，其经济规模在世界经济中由“微不足道”到“举足轻重”，人们称这四个国家为“金砖四国”。随着经济实力及综合国力增强，“金砖四国”进一步提高了在国际政治事务中的影响力，推动着世界政治经济的国际化和多元化。国际相互作用中不断加深的合作性如国家能源资源合作和环境合作等是影响大国走向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随着全球化趋势的进一步发展，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不断加深，不同国家的利益互相渗透、交融。这使得传统概念上的“敌”和“友”区分标准失去了效用。在合作中竞争已成为冷战后世界多数国家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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