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融媒体背景下曲艺评论的守正创新

媒体革新和融合发展是当下受到广泛关注的课题。2014年8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媒体融合成为国家战略。2019年1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又指出，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建设全媒体是一项紧迫课题。同样，媒体革新和融合发展语境下的曲艺创新，也是曲艺业界和学界共同关心的话题。近年来，各地曲艺研究者和工作者结合不同曲艺门类以及地方曲艺特征，对此展开了丰富的研究。撰写本文时，笔者曾以“曲艺”和“新媒体”“互联网”“融媒体”等关键词在中国知网组合检索，发现研究成果颇丰，且多集中于近年发表，这为深入思考分析媒体创新和融合背景下的曲艺评论提供了基础。

媒体技术的进步特别是互联网的发展，为曲艺提供了更加高效、更有影响力的传播平台，使得曲艺作品得以更快地在更广的空间内传播。20年前，姜昆先生敏锐地看到互联网对曲艺发展的巨大威力，倡议发起“让相声上网”，一时轰动社会。他还说过，“文化走入网络，标志着文化选择了大众，我把中国的互联网络，看作是我们文化发展的最棒的阵地，文化信息是互联网最大的信息源，应该是网络的未来。”①今天回头来看，这依然是十分有远见的判斷。这一论断不但体现了曲艺家积极拥抱互联网的主动，而且表现出以承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曲艺丰富、推动网络文化发展的坚定信心。同时，也为曲艺评论在融媒体时代坚持守正创新提供了启迪。

时至今日，互联网愈发向纵深发展，融媒体格局正在形成。曲艺也在此背景下不断创新，而曲艺在先进网络文化以及人们网络生活中的作用也愈发明显。着眼于进一步推动曲艺与互联网的深度融合，笔者试就曲艺评论如何坚持守正创新提出以下三方面思考，求教于方家。

思考之一：曲艺评论应引导曲艺创作在虚拟世界挖掘新素材

众所周知，艺术来源于生活。曲艺创作也是如此，优秀的曲艺作品无不是人民生活的丰厚馈赠。互联网对世界的深度介入和改造，丰富了世界的面相，在现实世界之外又构建了一个虚拟世界。如果说，十多年前，这个虚拟世界主要还被视为现实世界的映射和附属，那么，经过近年来互联网技术加速迭代发展，特别是移动互联网、智能技术等的成熟与应用，这个虚拟世界的地盘越来越大，“居民”也越来越多。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8月30日发布的第4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9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已经达到了8.54亿，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到了8.47亿。互联网普及率达61.2%，移动互联网持续深入发展。

更重要的是，这个不断壮大的虚拟世界“反哺”现实世界的意愿和能力也越来越强。从最浅表的层面看，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耳熟能详的语言方式、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心理状态，许多都是在虚拟世界中产生的。就像今天的汉语中有许多人们日日使用而不知其源的外来词一样，今天的现实生活中，网络元素如盐入水，化于无形。进一步看，不论相亲、就业这样的人生大事，还是购物、休闲、健身等日常小事，今天都已经越来越离不开互联网。若从长远来看，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正在不断重叠，最终必将成为同一个世界。到那时，格外强调互联网已经没有意义，因为它已经像空气、地球引力一样，成为生活不言自明的前提了。笔者以为，这正是融媒体之“融”最具革命性的意义，即融媒体不仅是传播方式或平台之“融”，而是现实世界与那个它创造出来的虚拟世界之“融”。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理由认为，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一样，同样是“真实”的。它不但如此真实地干涉着我们的生活，而且逐渐成为生活本身。网络时代的一系列生存体验，让人类陷于“真实虚拟的文化”之中②。具体到曲艺创作，网络文化也正在融入其中。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网络语言和网络段子的使用是相声源于生活的一个延续，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③确实，当下新创作的相声中以网络生活为题材不在少数，“你懂的”“涨姿势”“酱紫”等网络语言的运用更是数不胜数。比如，苗阜、王声的《新四大发明》提到了共享单车、手机支付、网购等，体现的正是虚拟世界“反哺”现实生活的情景。

不过，浅表化地理解虚拟世界对曲艺创作的源泉意义，则会造成对曲艺的伤害。仍以相声为例，目前“网络段子”相声化的现象也十分突出。应该承认，网络上各种各样的“段子”层出不穷，也不乏构思精巧之作。这些“段子”客观上给相声提供了现成的材料，事实上也确实有一些相声创作者热衷于把网络上流行的“段子”简单叠加组合，或者套入传统经典相声的结构，就这样“创作”出一段“新”相声。这种做法会有令人耳目一新之感，但长此以往，相声“网络段子化”可能降低乃至损害了其艺术性。如以“笑”之效果达成为“所指”，则虚拟世界中的“能指”，搬用于现实世界或许就会丧失了“能指”的身份。而改变这种状况的方法，显然不是把这些来自虚拟世界的“入侵者”赶走了事，而是找到这些产生于网络的“新笑料”之所以可“笑”的内在结构，以此重新组织相声的叙事逻辑和语言，创作出真正属于融媒体时代的“新段子”。也就是从“生活”的角度理解虚拟世界，将之作为曲艺创作的新源泉，意味着不是把网络元素作为简单“点缀”，而是寻找到内在于虚拟世界的叙事逻辑，以此推动曲艺叙事方式的深刻改变。

思考之二：曲艺评论应引导曲艺创作抓住口语文化复兴的新机遇

曲艺作为以口头语言“说唱”叙述的表演艺术，与口语文化具有天然的亲和力。吴文科认为，“口头语言”是曲艺表演的基本材质——从而与书面语言的案头文学区别开来。并且，这种口头语言同时具有地域方言和民族语言的属性。这也是曲艺之所以丰富多彩而千姿百态的根由所在④。沃尔特·翁曾在《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语词的技术化》中把人类历史分为原生口语文化时代、文字印刷时代和次生口语文化时代。在原生口语文化时代，人们用口语交流，注重与他人的互动、顾及人情味和情境的共鸣等。而到了文字印刷时代，知识生产是去情境化的。而数字时代的到来，使口语文化以新的形态得到复活，进入到了一个“次生口语文化”时代，以一种虚拟的、仿真的方式开展以电子网络为媒介的公共对话，这时的交流是高度情境化的⑤。可以说，情境化程度越高越有利于曲艺的欣赏和接受，或者说，曲艺创作表演内在需要营造一种情境化。

按照沃尔特·翁的观点，数字时代将造成口语文化的复兴，或者说高情境化场景的再现。而在我们日常的网络生活体验中，也确实可以感受到这种复兴和再现。我们通过网络而建立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以及以此种交流为依托编织的生活，在本质上可能是虚拟的、仿真的，但对生活于其中的人而言，又分明是真实的。更重要的是，互联网导致的“虚拟”的真实与“真实”的真实一样，不但影响着人们的情感和心理，而且改变着人的审美方式、审美趣味，而且，有时候虚拟世界的影响和改变比现实世界更强烈更持久，也更潜移默化。从曲艺创作的角度而言，作为一种艺术门类，曲艺是最大众化也是离生活最近的，生活的新变化也得以最迅疾地反映在曲艺创作之中。当数字时代的生活重新回到高度情境化的交流，人们就更容易接受曲艺所特有的那种情境化的表现方式，这就为曲艺的发展提供了机遇。

以前，由于受到地域空间的限制，一个优秀的曲艺节目有可能在不同空间以“新节目”面目出现并赢得掌声，而在互联网所营造的“扁平化”世界里，地域、距离的存在而形成的文化差异以及由此造成的审美空间，被不断挤压乃至消亡。一个节目刚直播一次，可能就已没有新鲜感了，再次直播时，“炒冷饭”的弹幕可能就如雪花般飞来了；一个创意，还没有被充分发掘，可能就已被复制甚至抄袭了。而要解决这些困境，一方面需要加强行业建设，通过创新激发、创意保护、创作引导等方式，为互联网深度发展条件下的曲艺创新创作提供土壤；另一方面，则应注重培养网络环境下的曲艺欣赏习惯，发挥曲艺评论的作用，引导观众欣赏曲艺隽永、哲理的一面。而最重要的，则是提升在不同情境下赋予曲艺作品以新意义的能力，从而实现常演常新。作家莫言曾经说过，他的文学启蒙最早来源于说书先生，在以往的时代可能文化普及度并不是很高，老百姓想要了解歷史和新闻事件很多都是靠说唱艺人⑥。莫言所描述的类似于原生口语文化时代，当时的曲艺为其他文艺门类提供了启发和养分。那么，口语文化复兴背景下的曲艺，我们也完全有理由相信，能在继承发扬曲艺艺术性的同时继续承担输送养分的作用。

思考之三：曲艺评论应引导曲艺创作适应强互动性的新生态

曲艺最讲究互动。如前所述，广播、电视的发展，都对扩大曲艺的覆盖面，提升曲艺影响力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与现场的曲艺表演相比，广播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电视见人见声，但也是单向传播，互动性大大降低，“我说你听”不但改变了曲艺的欣赏方式，而且也反作用于曲艺的创作方式。现场曲艺那种生动、鲜活、热辣的味儿淡化甚至消失了，这事实上对曲艺生命力造成了一定伤害。互联网的崛起把互动性请回了曲艺创作、传播、欣赏和评论的场域之中。对此，崔凯有过精辟论述，“借助媒介交互生态下的技术优势，曲艺生存状态得到改观。在媒介融合的进程中，曲艺在观演生态、人才结构、受众结构、行业价值链重组等方面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出现了曲艺史上少见的飞升与发展。曲艺从业者借助微信公众号、微博、直播平台等多元媒介，进行传统艺术门类的活态传承，拓宽了曲艺艺术从业路径，增加了受众接触曲艺的途径和方式⑦。”

在这个强互动性的融媒体场域中，出现了很多新的互动方式。“网络平台中常见的说唱、MC、套词、喊麦等，都是中国传统曲艺艺术的形式拓展⑧。”从评论的角度看，弹幕作为一种即时评论方式，使观众的欣赏感受快速、直观地反馈给曲艺表演者，也为表演者及时调整表演状态或“现挂”提供了可能。直播技术的成熟和风行，更是让曲艺几乎回归到当年“撂地”的状态。据有的学者统计，从事陕北说书或者兼事说书的职业性艺人，在榆林和延安地区多达两千余人；有一千人左右通过“直播”的方式进行表演，其中300-500人还拥有了比较稳定的“粉丝”而成了“网红”，多的粉丝达到了百万之众，直播间日均在线观看有数万人⑨。不过，这种回归并非简单的“旧日重来”，而是曲艺“互动性”特征的一次升华。一方面，今天活跃在网上的观众的文化水平和欣赏水平与以前不可同日而语；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网络生活特别是“网络赏艺”的体验提高了观众的欣赏能力和水平，也改变着观众的欣赏方式。而在网络平台欣赏曲艺的，又主要以年轻人为主。这就促使曲艺创作者关注职场、爱情等内容，并传递具有当代性的价值观念。

时下已有多位著名曲艺演员进驻“抖音”。以笔者关注的郭冬临为例，他的“抖音”号“暖男先生”粉丝高达2700多万，获赞3.0亿，有时一个短短1分钟的视频，获赞也在数百万。再如朱时茂，在“抖音”拥有220多万粉丝，获赞1700多万。与郭冬临相比，虽不在一个量级，但这应该与后者进驻较晚，作品较少，还处于粉丝积累期有关。但与传统媒体时代相比，200多万的粉丝也已经十分可观了。比较郭冬临与朱时茂在“抖音”的作品，差异比较明显。前者塑造了一个有些呆萌但善良温馨的“暖男”形象，后者则以充满智慧的“你大爷”讲述充满正能量的小故事。但二者的共同之处则都是在生活化的短小情境中传递喜感。应该说，这是一种孕育在新媒体语境下的曲艺新形式，其新颖之处不仅在于运用了网络语言，也不仅在于借助“抖音”平台传播，而在于把小品创作表演规律与抖音短视频平台的欣赏传播规律有机整合了起来，从而实现了曲艺在新时代具有实质意义的创新。

可见，互联网的深度发展给曲艺带来了显而易见的改变。而随着5G和AI的深入发展，并成为媒体融合的底层架构，互联网更将成为讨论曲艺创作创新的方式、路径时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无疑，这将是一场重大的变革。变革在本质上是优胜劣汰，推陈出新。转型必然伴随阵痛，创新同时也意味着割舍。当我们看不清未来时，最好的办法是回顾过去。互联网对曲艺的冲击与重塑本质上是“科技改变艺术”这一老话题的当下回响。从历史的长时段来看，每一次科技进步都发挥着促进曲艺创新发展的作用，但在具体的历史时期，特别是在新旧交替、冲突激烈的转折关头，也可能引发一些“困惑”甚至“痛苦”。比如，1936年天津一些曲艺艺人认为广播曲艺威胁了他们的“饭碗”，集体到当时的天津市政府请愿，要求广播电台停止播放曲艺⑩。然而，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先进科技手段对曲艺的推动意义是一种客观的力量，抓住机遇者，往往能引领潮流。民国时期，连阔如播讲的《东汉演义》在电台播出后，一时引得“千家万户听评书，净街净巷连阔如”。1979年，刘兰芳的的长篇评书《岳飞传》更是被 17个省的 63家省、市电台播放，形成了“万人空巷听兰芳”的热潮。广播如此，电视也是一样。1985 年，辽宁电视台播出田连元的长篇传统评书《杨家将》，这是评书艺术第一次“触电”，引起极大轰动，在辽宁电视台的收视率仅次于新闻联播？。终成曲艺史上一段佳话。

本文提出的虚拟世界中的新素材、口语文化复兴的新背景、强互动性的新场域或许只是正在向我们奔来的新时代的三个特征，但其中蕴含了新技术带来的革命性变革，这种变革不仅是曲艺传播方式或平台的变化，而且具有深刻的美学、艺术学、社会学内涵，因而值得曲艺理论评论从业者深思和研究。评论要发挥引导创作的作用，也必然要求关注和研究这些具有前瞻性意义的理论课题，也只有如此，才能在融媒体的时代真正做到坚持守正创新。

注释：

①明红：《笑星姜昆触“网”》 ，载于 《中国信息导报》2000年第7期，第38-39页。

②参见黎杨全：《虚拟体验与文学想象——中国网络文学新论》，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

③李季：《网络语言——相声中的新调料》，载于《曲艺》 2014年第8期，第45页。

④吴文科： 《中华曲艺的文化形象：定义·特征·种类·价值》 ，载于 《中国艺术报》2017年4月12日。

⑤参见赵涛：《次生口语时代的知识生产》，载于《京师文化评论》 2018年秋季号。

⑥夏宁竹：《新媒体网络环境下曲艺如何发展》 ，载于 《文艺报》2016年6月20日第4版。

⑦崔凯：《交互媒介下的曲艺生态新格局》，载于《人民日报》 2016年11月18日。

⑧崔凯：《交互媒介下的曲艺生态新格局》，载于《人民日报》 2016年11月18日。

⑨黎明：《融媒体时代传统曲艺发展的新“活态”》 ，载于《曲艺》 2019年第6期，第27页。

⑩刘梓钰：《从传媒的演变预测网络时代的曲艺艺术》 ，载于《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1月，第14卷第1期，第82页。

杨俊生：《从在广播中讲<演义>，到在网站上说<忍者>——评书借助新媒体成长壮大》，载于《中国文化报》 2016年3月4日。

（作者：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 《中国文艺评论》 编辑部主任）（责任编辑/马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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