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崛起中腾飞西部改革开放四十年

工作组到群利发现搞承包后要求“立即收回土地”。他们口头答应，但就是不执行。工作组走进农民家，主人给他们端上醪糟鸡蛋，留饭吃时桌上有腊肉，嘴里一个劲地夸“包产到户”。务实的工作组离开前，在群利召开了省委、地委、县委三级领导现场会，群利“包产到户”试验浮出水面并在整个四川推广开来。

“所有的改革都是从违法开始的。”这句话是吴晓波上世纪90年代在温州调研时听一个叫陈定模的人说的，他把这句话写进了他撰写的《激荡三十年》里。各地对农业经营体制进行改革探索时，无一例外均是农民或地方政府对现有体制的一种“违法”突破，事后中央在文件、政策上给予“追认”。

1980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讨论加强和完善农业责任制的问题，会议争执激烈。时任国家农委副主任杜润生在起草《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75号文件）时，首先肯定集体经济是我国农业向现代化前进的不可动摇的基础，然后，笔锋一转道：“在现在条件下，群众对集体经济感到满意的，就不要搞‘包产到户’。群众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的，应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一切听群众的，不强行规定，这是该文件的巧妙所在。

该文件一出，等于中央认可了“包产到户”，打破了多年来形成的“包产到户”等于资本主义复辟的僵化观念，在支持和保护全国各地出现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上发挥了积极作用。1980年底，全国实行“双包制”的生产队占14.9%;到1981年6月，全国实行“双包制”的生产队快速上升至86.7%。

1982年发布的中央1号文件，即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份关于农村工作的1号文件，明确指出：“目前农村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反映了亿万农民要求按照中国农村的实际状况来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的强烈愿望。不论采取什么形式，只要群众不要求改变，就不要变动。”该文件肯定了“包产到户”的社会主义性质，肯定了农村改革的方向，将民间改革的要求上升为党和政府的政策。这年年底，在全国506万个生产队中，实行“包干到户”的达到495万多个，占97.8%。这一年农业实现了丰收，全国小麦、棉花、油菜籽总产量分别增长14.8%、21.3%、39.2%。实践证明了以“包干到户”为主要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成功。

2、改制人民公社

1979年9月，四川省广汉县委选择在向阳人民公社进行“政社分工”的改革试点。把向阳公社的干部分成行政、农副业、社队企业三个班子。行政、农副业、社队企业三个班子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分别制定了“定、包、奖”的考核制度。

1980年5月，“广汉县向阳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的牌子被摘下、取而代之的是“广汉县向阳乡人民政府”的牌子。至此，向阳正式取消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成为全国第一个改制的人民公社。

“双包”责任制的全面推广，“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随之名存实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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