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古代藏族人的创造力

[摘要]古代藏族人民，通过对自然界的观察和体验，认识到除人力外，还有畜力、热力、水力等，并在发挥人力的基础上，卓有成效地利用了这些原动力，为藏族科技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关键词]藏族；古代；原动力；发明创造

[中图分类号]G3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7（x）（2012）03—0062—04

早在远古时期，藏族史料中，就有关于藏族劳动人们的生活和生产记录，其中反映出了古代藏族人们利用人力和各种自然力，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创造力。本文拟就这个问题作初步探讨。

一、人力的利用和发挥

藏族和世界上其他民族一样，在发明机械的初期，所需要的原动力都出自人的本身。人力的利用可以说是源远流长。当先民们在山林中受到野兽袭击时，情急之下会本能地捡起木棍抡劈，或拾起石块抛掷砍砸；在采集食物时也会捡起木棍和石块挖刨敲打。人类的这种本领可以说是最原始的人力利用。后来人类渐渐地学会了对木棒和石块进行加工，出现了人造工具——石器和木器。随着时间的推移，木器、石器的种类逐渐增多，加工工艺也逐渐精细。同时人们对兽骨也进行加工，制成工具。由于木器无法保存，传诸后世，故遗留到现在的只有石器和骨器。卡若遗址出土的文物不仅有石刀、石锛、石斧、石凿、石铲、石钻、石球和石镞（石制箭头）等，还有被磨制过的骨锥、骨针和骨匕。从功效上看，砍、劈、刮、割、铲、扎、磨和投射都用于生产和生活中。人造工具的出现，使人类逐步脱离了动物界，并在人力的利用方面是一个突破，它不仅使人的力量得到了有效的发挥，而且还在制造和使用过程中无意识地利用了诸如尖劈、斜面、压强和杠杆等方面的科学知识，达到了省力和提高功效的目的。

能把人的力量用在提高射程，打击和驯化远处的猎物和敌人，这在人力的利用方面是一个不小的进步，抛石器就是这样的一种工具。

在藏族古籍《智者喜宴》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原始社会经历了十个不同的发展时代。其中第六时代是卓卓鬼统治时代，有了“乌朵”，即一种放牧用的抛石索带，简称抛石器。有关抛石器，在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中的《赛马称王》一书中也有记载，歌词唱道：

我手中的武器，是发明的抛石器，它的速度最快，可以瞬间打败敌人。

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大约产生于藏族氏族社会开始瓦解，奴隶制社会政权逐渐形成的时期。可见，当时的抛石器作为一种工具不仅用于生产中还用于战争中。抛石器是由2米左右的毛线拧制而成，绳的正中劈开一个约2寸长的口子，并以皮子缝制成凹状，绳的一端置一环状的套，另一端逐渐变细，呈尾状。使用时，把一块石头放在皮制的凹坑中，将环套在右手无名指上，同时握紧绳的另一端，然后开始在头顶用力甩动，当转到一定的程度时，放开握在手中的无环绳头，石子就会沿着确定的方向抛出。由于石头抛出时，会发出一种声音，藏族先人根据这种响声，形象地把抛石器叫做哦恰。

物理学表明，物体射程的远近很大程度取决于抛体的初速度，初速度越大，射程越远，抛石器就是把人的力量巧妙地用在提高抛体的初速度上。这是因为，从工具的角度来看，抛石器可以看做是一个载石部件。它尽管简单、粗陋，却是通过功能转化提高投掷速度的一种装置。手握住绳子在头顶甩动，通过旋转做功转化成为载石部件的动能，起着动力的作用；载石部件又带动石子旋转，通过做功又转化为石子的动能，起着传动的作用；石子获得高速飞出击中目标，起到了射杀的作用。尽管藏族先民们不懂得力学知识，也未对其中的力学理论进行过总结，但抛石器称得上是藏族文化历史上的一大杰作。

抛石器的使用使人手的作用范围大大增加，从此藏族先民们不仅可以猎取较远距离或奔跑中的动物，而且还可以驯化动物，因而促进了畜牧业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生活质量。

抛石器尽管可以投远，也有一定的力度，但人的手力有限，甩动不能长久，功效必然受到限制。随着社会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藏族先民们又发明了能通过储备能量达到放大人力的弓箭，这在人力的利用方面是一个更大的进步。

弓箭的使用可以上溯到远古时代，据考古发掘，卡若文化遗址中就有石镞（石制箭头）等出土。另据《贤者喜宴》载：青藏高原远古时期“最初有十余个较大的部落，在他们之中先后出现了弓箭……等武器”。另外从敦煌发现的《狩猎伤人赔偿律》进一步证明了藏族先民们狩猎的主要工具是弓箭。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中也描述了格萨尔王和30员大将用刀、箭、矛等武器征战四方、降伏妖魔、除暴安良、安定三界的事迹。尽管有浓郁的神话色彩，但正如马克思所说：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此，从藏族传说中，我们可以了解当时人们对弓箭的制作和使用，从中窥探到藏族先人的创造力。

弓箭是藏族早期部落武装使用最普遍的武器之一，它长约3尺，高尺许，不但造型美观，而且在材料上也十分讲究。从史诗《霍岭战争》提供的材料看，当时有角弓和铁弓。角弓一般用牛类犄角制成，弓弦用牛筋制作。箭由羽毛、箭杆、箭镞组成，所用的羽毛皆是秃鹰、猫头鹰、山鹰等猛禽的翅羽。箭杆用竹子制成，笔直且粗细长短适当。箭镞是用金属打制而成，有棱镞、尖状镞等。

物理学表明，许多固体材料在外力作用下会产生形状变化，当外力撤去时，它就又恢复其原来的形状。物理学还证明弹性变形会产生强大的力量。弓箭就是利用臂力和弹力的共同作用，成为枪炮发明前，人们打猎和作战的重要远射武器。弓箭是由弓、弦和箭三部分构成，当人用力拉弦时需要做功，此功转化为拉开了弦的弹性势能；拉开的弓弦弹回，弹性势能转换为箭的动能，把箭弹出；箭杆就会在空中高速的飞行，有力的击中目标。因此，可以说弓箭是利用机械存储起来的能量，将人的原动力放大。可见，弓箭的发明也是人类技术的一大进步，正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曾说过：弓箭对于蒙昧时代，正如铁剑对于野蛮时代和火器对于文明时代一样，乃是决定性的武器。发明这些工具需要有长期积累的经验和较发达的智力。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的进步，生产力、生产工具得到了不断的提高，弓箭的用途也发生了变化，不再用于狩猎和战争，今天已成为藏族人民从事健身和娱乐活动的一种器械。

二、热力和畜力的利用

藏族人崇拜火，认为火能纯洁污垢、驱散邪恶；火能带来光明，火具有热量，能煮熟食物等。火的诸多功能藏族人早就认识到了。据《汉藏史集》记载，达日年色王时期，藏族人就以木炭烧炼矿石得到金、银、铜、铁等。另据敦煌石窟出土的《敦煌古医灸法残卷》可知，早在8世纪以前，藏族古代医学中就有火灸治疗法，后来他们又把热力应用到其他方面，如冶炼、制陶、金属锻造等。

畜力的利用在藏族也是很早就开始了。据《新红史》记载，布代贡杰在位时，茹拉杰任大臣，“此时王臣之时，世人盛行从事农业之习规。”《汉藏史集》也记载“驯养了黄牛、托牛、山羊、绵羊，……，将草滩开垦为农田，在山上设置守卫。在这之前吐蕃没有采集草籽、收割庄家之事，从这时有了牲畜和农事。”说明，此时农业迅速发展起来。到了达日年色王时期，农牧业生产有了实质性的变化。《西藏王统记》中记载了当时的农事：“钻木为孔做轭犁，合二牛轭开黄原，导汇湖水入沟渠，灌溉农田做种植。”可见，当时农业发展的突出表现之一是：改进了生产工具——钻木为孔，制作犁及牛轭；采用了新的耕作方法——利用畜力实行耦耕，即通常所说的“二牛抬杠”。

“二牛抬杠”就是把两头耕牛的行动和力量控制在一个方向，在西藏民主改革前农奴们每到春耕和秋耕时还在使用这种方式。笔者在《藏族社会历史调查》一书中找到了这方面的资料。牛轭是用两根质量坚韧的木料构成，一根捆在牛角上，使两头耕牛固定在一定距离内；一根两边缝上软质氆氇，并钻数孔，附有皮带。其用法是，将软质部分架在牛脖子上的适当部位，恰好卡住牛的脖子，用皮带从牛脖子下面结起来，中间的皮带与犁杆上的皮带结起来，这样将牲畜和犁组合起来，耕地时，以牛角曳犁。

二牛抬杠的犁地方式是通过两头耕牛的力量代替人力拉动犁铧，起到入地翻土，达到碎土松土起垅作亩的目的，不仅可以增大耕地速度，使荒原野林的僻地，变成大片良田，而且还有利于实现深耕细作，提高产量。尽管这种耕犁方式有很大的缺陷，例如耕地的时候，回头转弯都不够灵活，起土费力，效率也不很高，但它比起以人力为主的刀耕火种已经有了质的飞跃。

藏族先民们还把畜力应用于交通运输活动中，使他们从肩扛与背负的繁重劳动中解脱出来。据《汉藏史集》记载，从达日年色王时期，吐蕃有了驮畜和运价，出现了畜力托运。例如牛、羊、马等。在驮畜中，藏族的牦牛更具有民族特点。

牦牛产于青藏高原草地，体格矮键，善于爬山涉水，浑身密布的长毛使牦牛能睡卧冰雪中而不觉寒冷，宽大而坚实的四蹄使牦牛能在冰冻的路面，以及陡峭的山路上稳步行走。正因如此，它被藏族先民们作为重要的交通工具。人们乘骑驮物、牵引牛车，无不依赖于牦牛。牦牛作为运输工具对藏区的经济发展有过重大作用。据史料记载，藏区的农牧民们经常各自携带自己的产品，汇集到一定地点，进行交换。由牦牛组成的驮队常年不断地将大批的商品运入藏区，同时也将藏区的大量产品运销内地。由此可见，牲畜力的使用，产生了两种有决定意义的社会进步，即农业的发展和交通运输业的提高。即使在今天，一些未通公路的偏远地方，畜力仍在发挥着作用。

三、水力的利用

关于水力的利用，藏族古代劳动人民也有许多发明和创造。首先是浮力的利用。物理学表明，沉浸在液体中的物体都要受到液体的浮力作用。浮力的大小与物体排开液体的体积有关。这一定律是古希腊物理学家、数学家阿基米德于公元前200多年提出的。然而我国人民对浮力的认识和应用却是很早的事情。汉族古籍中说：“古者观落叶因以为舟”（西汉·刘向《世本》），藏族先人也是如此，他们从漂浮在水面上的落叶和枯木得到启迪，于是利用水的浮力发明了水上的交通工具——古船。据藏族史料记载，吐蕃初期在雅鲁藏布江和拉萨河上就有行船的历史。另据《莲花生传》记载，莲花生曾乘马头木船渡过雅鲁藏布江来到桑耶寺。我们根据石泰安著《西藏的文明》一书插图可知，马头古船是以马头为标志的正方形木船，船身四周外壁镶有铁皮装饰图案，船身后半身左侧有一进出的门，划桨在船尾木台左右两边，马头后部插有风马旗杆，此船可容纳约20人左右。这种船可能是最早的藏式木船。比吐蕃时期木船造形还早，还原始。除了木船外，吐蕃时期还出现了牛皮船，据藏族史书记载，吐蕃王朝第九代赞普布岱功杰时代，雅隆部落的属民便用柳木绷起牛皮制成船在江河上行驶。桑耶寺壁画显示，早期牛皮船是圆形圆底船，船内容纳约4—6人。近代牛皮船，将早期牛皮船改成梯形船，用6张牛皮、比早期牛皮船大一倍，船内可容纳7—8个人。古船的演变，充分反映了藏族先民们驾驭自然的能力。

其次是水流的利用。早在古代藏族苯教流行时，藏族先民们就发明了计量时间的漏刻，也叫水钟。“关于使用水钟的情况，11世纪的《多米的金库》和17世纪的《白琉璃》中都有记载。”水钟是一种特殊式样的装水容器，起先是用石罐，后用陶或铜罐，在靠近底部的一侧开有一个很细的小孔，水从带孔的罐里慢慢流出，随着水面的下降，便可以计量时间的流逝。显然这种水钟有两个缺点：一个是壶小，持续时间不长，需不断加水才能连续使用；二是壶里水多漏得快，水少漏得慢。这两点都会给计时带来很大的误差。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聪明的藏族先民们总是先将水的流速校准好，使放入桶内的水差不多正好在一昼夜流完。将水在壶内一昼夜下降的深度分成12份，并另制一把尺子，在木尺上的相应部分刻成12格，每格代表一个时辰，需要知道时间时，可随时用木尺在壶内测量。另外他们将小孔内塞上鸡毛，增大摩擦力，使得水流在重力和阻力的作用下达到匀速，粗略地解决了漏水的均匀问题。现在看来，水钟虽然简陋，测量出的时间也很不精确，但在机械时钟发明前，仍不失一种创造性的测量方法。

除此之外，藏族人还利用了水能。物理学表明，高处的水源具有一定的能量，当水飞流直下，就会产生强大的压力，这种压力可以迫使低处的轮子转动而做功。藏族人就是根据这个道理发明了用水力做动力的粮食加工机械——水磨。藏族水磨在康熙五十九年就出现了。史料记载，清朝官员来到了今林周县达隆寺附近，发现路旁有水磨。另据史料记载，1774年10月底，英国人波格尔从帕里来到今康马县的嘎拉错，而后沿冲巴涌曲及上游的年楚河赴日喀则，发现沿河驱动着许多磨。当时的水磨十分简单：一槽沟凿得同欧洲一样，转轮平置，转动固定在轴心的上面的石磨盘，没有任何其他的机械。到了清末，水磨的设置有了很大的改进，据康藏研究专家刘赞廷多年的观察总结所记：“其法引水入槽，于槽头建楼为磨房，掘地深二、三尺，平安转轮，中贯立轴，高于丈，穿过石磨。其磨之扇用牛皮旋于中间，于轴头含接如杵臼，其磨下之扇，于轴身连贯一体，下安磨盘，磨盘之下格木为楼，其磨即在楼上矣。用时用水冲动转轮，其轴与磨下之扇随同而转。此磨一日可磨面粉四、五百斤，其大者一日能磨千余斤。”

至于用水力舂米的水碓，用水力驱动的水车等等，史料都有记载，这里不一一介绍了。

四、结束语

古代藏族人民对各种原动力的利用，表明藏族人们自古以来就有良好的创造能力。不仅在天文历算、文学艺术、医药学和工程建筑等方面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并且能够卓有成效地利用人力和各种自然力，提高社会生产力，推动社会向前发展。面对着突飞猛进，日新月异的现代科技，古老的发明已显逊色，但回放于刀耕火种的年代，回放于历史的长河，这一切算得上是藏族科技史上一个绚丽的篇章。

【本文责任编辑徐绍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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