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萍乡士绅与地方教育

活动，成为萍乡地方教育事业发展历程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清代科举制盛行之际，他们积极推动萍乡传统教育的发展；而科举被废之时，其又及时转变思想，投身于萍乡新式教育的实践活动当中。通过考察清代士绅参与萍乡地方教育的诸多表现与内在原因以及爬梳萍乡士绅在当地新旧教育模式的转变过程中的实践活动，可以揭示清代萍乡士绅与地方教育的关系及其变化，进而加深对清代萍乡士绅的历史地位问题的认识。

[关键词]萍乡士绅；地方教育；社会变迁；清代

中图分类号：G40-05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354（2015）03-0065-09

士绅是中国传统社会中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在国家政治事务和地方社会事务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地，明清时期，中国基层社会经历了一个士绅化的过程，那么由此引申出了一系列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问题：士绅在地方社会扮演的角色以及社会地位呈现出了怎样的特征？不同区域的不同时期是否有明显的差异？其与社会变迁产生了怎样的互动？本文通过分析清末萍乡士绅参与地方教育实践活动及其原因、萍乡上层士绅与下层士绅这两个士绅阶层参与地方教育的情况，试图揭示萍乡士绅参与地方教育的实践活动的铺展过程以及内在动因与客观上对萍乡地方教育产生的社会影响。

一、清代萍乡士绅积极参与传统教育实践

萍乡地方教育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郡县学圯孔子礼仪于汉，而庙建于唐，元明定制，遂以孔子庙为学，即古乡学也”。①“从唐初到清末新政之前，萍乡的传统教育，主要表现在县学、书院、‘六堂’等教育机构的创设与成长”。②“袁州之西南有县萍乡，山水淑清，罗霄杨岐秀气，所挺朔儒鸿生，故县有学”。③萍乡在唐代武德年间，县令唐萼建学于萍乡县南部的宝积寺左边，属于全国发展正规教育较早的地区。萍乡县学创立时间早，“早于贞观四年之时唐太宗要求全国郡县皆建学的诏令，也早于辖领萍乡县之袁州府的府学和府领其余三县的县学”。④萍乡县学学宫自建立后，历代县令皆对学宫建筑进行增建，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知县袁均正增建了尊经阁，而后陆续增建了崇圣祠、明伦堂、名臣祠、乡贤祠、忠义孝悌祠、节孝祠等。据《萍乡县志》卷四《学校·学宫》篇记载，崇祯十年，学宫遭遇兵寇的破坏，清朝建立后，萍乡县令会组织当地士绅参与学宫重修与整顿，“雍正十二年（1734年）知府薄严青椒，知县熊我苏集绅士改建于明伦堂左，旧址为明伦堂，乾隆四十六年胥绳武率绅士林立基等重修，道光二年甘恪任率绅士修，咸丰七年知县哈尔噶尚阿修，同治十年邑绅重修。”{1}由此可见，萍乡士绅乐于协助地方官员修建学宫。清代萍乡县学额非常有限，不管是萍乡县本籍考生，还是棚民考生，为了能够争取学额，只能努力学习。当然，在这一过程中，士绅扮演的角色是十分重要的，“棚民”士绅为了让自己家族的人员在竞争中脱颖而出，需不断地发展族学，而本籍士绅要面临其来自他本籍宗族与移民宗族士绅的双重压力，也需提高教育水平，加紧培养科考人才。

书院一般是民间开办的教育设施，普遍存在于州县城乡。萍乡县书院始建于宋代，后陆续有增建，到清末时已有十一所。根据萍乡书院建设时间先后，依次排列为南轩书院（建立时间不详），宋代建立的宗濂书院、濂溪书院、东轩书院，明代建立的昌文书院和鳌洲书院，清代建立的焕文书院、凌云书院、南台书院、栗江书院以及崇文书院。从书院的建设时间不难发现，萍乡县史上11所书院，其中有六所皆是清代建立，而士绅在清代书院的筹建以及运营的过程中参与痕迹明显。凌云书院，建于咸丰元年（1851年），位于萍乡东部，由当时萍乡县地方精英蔡振玉号召兴父老士绅兴办起来的。从《刘氏族谱》中可见，刘增敬（府学生员）、刘锡符（县学生员）、刘锡恒（武学生员）等下层士绅都参与或捐资筹建萍乡凌云书院事项中。他们属于萍乡县的移民宗族，为了在萍乡能立足并且得到发展，选择参与到由地方精英蔡振玉领导筹办书院事宜之中。萍乡鳌洲书院，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萍乡知县陆世勣建占鳌阁而成，在清代康熙、乾隆、道光各朝，萍乡士绅都有对书院进行重修、增置义田，“康熙四十三年，生员彭灝呈请知县贺邦桢知县捐谷百石，立社仓，栈以积年息，款置”，{2}可见，萍乡士绅积极为鳌洲书院筹集经费。此外，在鳌洲书院建立期间，“萍乡县境内十乡中除新康乡外，都用这些田产支持着鳌洲书院的运营”，{3}书院的义田日益增加，使得鳌洲书院成为了当时萍乡县内规模最大的书院。

二、清代萍乡士绅对新式教育的推动

1905年科举制的废除，中断了士绅阶层的产生机制，对士绅造成了极大的冲击。自晚清军事化以来，虽然除了通过科举考试获取传统的功名外，可以通过军功、封赠、捐纳等途径都能令普通人进身于士绅阶层，但是科举被废，无疑把士人获取功名的主要途径截断，使得广大士人不得不另辟发展路径，或者从商，或者进入军队系统，或者转变思想投身于他们的老本行即适应新式教育。“与科场失意者不同，已在科场取得一定成功的低级士绅，在面对科举制度废除时则有较多选择，其主要的一途就是转入新式学堂”。{4}在全国“废科举、兴学堂”呼声日益高涨之际，萍乡士绅紧追时代步伐，极力倡导和推动新式教育的发展。

萍乡新式教育的形式主要为公学与乡学。其中，公学又分为公立高等小学和新式中学。早在1902年时，管学大臣张百熙就起草了《学堂章程》，规定将学堂教育作为一种统一模式而推向全国。光绪三十年（1904年），《奏定高等小学堂章程》规定：“凡一城一镇一乡一村各设公款设立之高等小学堂，及数镇数乡数村联合设立之高等小学堂，均名为高等公小学”，{5}在此政策背景之下，萍乡公立高等小学如雨后春笋般建立了起来。据相关资料，笔者统计了当时萍乡公立高等小学达14所，分别为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创建的濂溪高等小学，二十八年的凌云高等小学，二十九年的宣风高等小学、南溪高等小学，三十年廷宣九高等小学，三十一年的崇实等小学，三十二年开办的栗江高等小学、南台高等小学、正本女学校、萍乡公立小学堂，清宣统三年创办的西区高等小学，此外还有三所有史料记载但无明确建立时间的小学，其分别是小西区高等小学、乐英高等小学、明峰高等小学。这些学校构成了晚清萍乡新式教育的重要办学机构，其建立和运作也或多或少得到地方士绅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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