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星驰电影的传统文学因陈

[摘 要] 周星驰“无厘头”电影表现出其独具特色的、不同于其他文化样式的文化功能。周星驰电影对传统正统的社会秩序进行解构,但同时它也无法脱离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要义。周星驰电影是在传统文化条件下的一种创新,并自觉或不自觉地受着传统文化的制约和规范。在文学意义上,周星驰电影突出地表现了对传统文学的吸收、继承与创新。

[关键词] 周星驰电影;传统文学;继承与创新

“无厘头”很难涵盖周星驰电影的文化特质。周星驰“无厘头”电影表现出其独具特色的、不同于其他文化样式的文化功能。周星驰“无厘头”电影与文化功能的关系又是对立统一的。一方面,周星驰“无厘头”电影所具有的文化特征决定了其文化功能对社会及人影响的程度、范围和指向对象等。另一方面,周星驰“无厘头”电影文化属性在现实社会实践中,又必然受到特殊的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和制约,使其文化功能在一定程度上有可能表现出与其一般文化特征不一致的效果。“认识传统是创新的起点。”[1]周星驰电影正是在传统文化条件下的创新,以一种反叛性、调侃性、玩世不恭的态度在影像和故事上对传统正统的社会秩序进行解构,但同时它又自觉或不自觉地受着传统文化的制约和规范。

一、经典作品的戏仿与消解

戏仿(Parody)是指模仿特定的一部作品严肃的题材和手法,或者特定的作者特有的风格,用之于描写低下的极不相称的主题。作为文学的自我检验的一个手段,戏仿要么以漫画的形式反映原文,要么挪用原文。经典作品的消解一方面是指经典作品受商业运作机制的影响而商品化、传媒化和媚俗化。由于经典作品过于强调商品性,使得大量经典作品只注重“戏仿”忽略了自身的文化内涵,导致媚俗性作品的出现。另外一方面,经典作品也间接地起到了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的功能,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文化艺术表现力。对经典进行无厘头的戏仿作品频频出现于文学期刊、影视和网络。“商业文化在信息化时代得到更为兴盛的发展,它大规模地介入文学市场,对文学经典的存在意义和神圣地位作了进一步的消解。对于以消费为目的的商业文化而言,所有经典的惟一价值就是娱乐和消费。对经典的消解和嘲弄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时代潮流。”[2]周星驰“无厘头”电影无疑是这一时代潮流的产物。

《大话西游》的创意源于《西游记》。《西游记》我国四大古典名著之一,是一部优秀的神话小说,也是一部群众创作和文人创作相结合的作品。《西游记》400多年经久不衰,魅力永恒,影响遍及世界。香港邵氏电影西游记系列有《西游记》《铁扇公主》《盘丝洞》《女儿国》《红孩儿》五部。香港电影大话西游系列有《大话西游之月光宝盒》《大话西游之大圣娶亲》《情癫大圣》等。刘镇伟在回答为什么会有《大话西游》的构想时说《西游记》是他很喜欢的一个中国小说,但是他每次看完小说或是电影时,都觉得孙悟空都很无奈,结果就有了《大话西游》。

长篇武侠小说《鹿鼎记》代表了金庸武侠小说的最高成就。小说名字的含义为“逐鹿中原、问鼎中原”。小说以清代康熙年间的社会历史为背景,描写了一个出身于社会底层少年韦小宝的传奇经历。《鹿鼎记》至问世以来就被不停地改编,其中最热衷的就是影视业。《鹿鼎记》至今已拍摄过八个影视版本。周星驰版《鹿鼎记》中周星驰塑造的韦小宝形象被认为是对金庸笔下这一著名人物最成功的诠释。影片情节曲折,笑料百出。在王晶的超级恶搞中,周星驰的无厘头把故事演绎得生动热闹,可谓“形神兼备”。“我对大人的敬仰有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这样的经典台词至今还被星迷们津津乐道。

二、民间故事的借鉴与升华

民间故事是劳动人民创作并传播的、具有虚构内容的散文形式的口头文学作品。民间故事往往包含着超自然的、异想天开的成分。周星驰“无厘头”电影包含着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和民间文化之间的对话关系,并展示为不同的叙事主题和文化趣味,承载和散播着香港电影文化的民间形象。周星驰“无厘头”电影在自然、乡土和血缘纽带中展示了中国文化的传承性,同时释放出不容忽视的现实批判力和文化抗拒力。

《唐伯虎点秋香》借鉴了民间流传已久的《三笑之才子佳人》故事。这是一个广为流传的民间故事。素有“江南四大才子”美誉的唐伯虎爱上了相府丫鬟秋香,为博得佳人欢心,唐伯虎隐瞒身份,来到相府。在几经离合曲折中,终于和秋香远走高飞。唐伯虎点秋香的民间故事曾多次被改编为戏曲、电影。《唐伯虎点秋香》中的唐伯虎(周星驰饰)一改传统文学作品中的侠客形象,风流才子的倜傥儒雅变成了小市民的狡黠刁赖。原本以诗文书画赢得才名的唐伯虎在片中却成了文武双全、黑白两道都混得很潇洒的“全才”,成为智慧与美貌并存英雄与侠义的化身。

《武状元苏乞儿》中的苏乞儿(苏灿)在民间传说中几乎与黄飞鸿比肩,位列广东十虎之一。苏灿本过着富裕逍遥的日子,但是,在遭遇到斧头黑帮的纠缠后,终于在沦为乞丐的流落地——湖南长沙镇再度雄起。在朋友余枫、父亲苏贵、挚友兼情敌铁桥三等人的倾力帮助下,品德、武功不断提升,同铁桥三一起名震广东,被民众推选为“广东十虎”之一。其匡扶正义的豪举使其成为真正受人敬重的一代武林宗师。民间传说中的苏乞儿在本片中成为广东将军“吴孟达”的儿子满洲世家公子苏察哈尔灿(周星驰饰),而且在影片最后苏灿居然成了“丐帮帮主”。这的确是一种全新的演绎,并且脱离了“广东十虎”反清复明甚至帮助辛亥革命的常规套路。

《济公》的故事也来自民间。济公原是南宋禅宗高僧,法名道济。有关济公的故事传说,在南宋时代即已开始流传。先是凡俗神童李修元或是得道高僧道济的一些富有传奇色彩的片断故事在民间耳闻口传,后来经过说书人的话本说唱,内容逐渐丰富。《济公》将流传民间的济公故事加以新包装,在逗笑之余点出人间尚有情的主题。剧情描述位列仙班的降龙(周星驰饰)与众仙打赌,要在一定时限内令三名凡人肯为他人做出牺牲,否则再受轮回之苦。降龙投胎成为济公,一面游戏人间,一面普度众生。

三、传统曲艺的点缀与恶搞

香港电影善于博采众家之长,广泛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精华。在种类丰富的香港喜剧中,曲艺元素以独到的魅力彰显了电影艺术的文化神韵。曲艺是中华民族各种说唱艺术的统称,它是由民间口头文学和歌唱艺术经过长期发展演变形成的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传统曲艺具有鲜明的民间性、群众性,具有共同的艺术特征。在电影中插入传统曲艺,往往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周星驰电影中就喜欢大量使用传统曲艺,其喜剧效果极为突出。

评书的特点是,一人演说,通过叙述情节、描写景象、模拟人物、评议事理等艺术手段,敷衍历史及现代故事。在电影《鹿鼎记》中,一开始便是韦小宝(周星驰饰)盘坐在空中说书的场景。评书是纯粹“说”的表演艺术,说书的不但要绘声绘影,还得能绘心绘情。评书是我国传统的文化传播和娱乐方式之一,其叙事方式直接带来了章回体小说的发轫。而对电影来说,评书也是恩师之一,人物出场时多机位、多角度的大特写,正是评书中的“开脸儿 ”。

快板,又叫“数来宝”“顺口溜”“流口辙”“练子嘴”,是从宋代贫民演唱的“莲花落”演变发展成的。与“莲花落”一样,起初是乞丐沿街乞讨时演唱的。作为乞讨时的演唱活动,历史久远。快板艺术灵活多样,丰富多彩。在《唐伯虎点秋香》中,唐伯虎(周星驰饰)的一段“痛说革命家史”自成一派。不论是对秋香的倾慕,还是对发妻的悲叹,影片中数来宝加快板书式的节奏代唐伯虎表达了心声。[3]

“绕口令”,是我国一种传统的语言游戏,又称“急口令”“吃口令”“拗口令”。由于它是将若干双声、叠词词汇或发音相同、相近的语、词有意集中在一起,组成简单、有趣的语韵,要求快速念出,所以读起来节奏感强,妙趣横生。继1992年在《审死官》之后,梅艳芳在1993年的电影《逃学威龙3:龙过鸡年》中再次大展“绕口”风采。这一次,一个人的“绕口令”变成了两个人之间“绕口令”式的对话,叠加出的不仅是语言,更是笑料。[4]

四、传统人伦情感的继承与抒写

“人伦”即人与人关系中的次序与道理,也就是通俗意义上所指的调节人际关系应该遵循的道理或规则。人伦是中国古代儒家伦理学说的基本概念之一。中国的人伦文化以其历史悠久、思想自觉、制度习俗普及深厚而成为区别于其他文化的极为系统和高度发展的文化形态,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最根本的特征。人伦之道占据了中国传统教育的核心地位。[5]《孟子•滕文公上》:“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按,指舜)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人伦通常是指君臣、夫妇、父子、兄弟、朋友五种关系。香港社会历经各种文化的冲击,但其基本的中国传统社会的人伦关系并无大的变化。

《喜剧之王》诠释了周星驰的爱情观。爱情常常作为各类艺术品的主题。在今天的流行文化中,无论是电影、电视剧、流行歌曲,爱情仍然是重要的主题。1999年,周星驰自编自导自演了《喜剧之王》。这是周星驰电影里最深情、最动容的一部,也是香港电影里少有的感情特别深厚之作。《喜剧之王》讲述的是一份可以让你认为真的会发生的爱情。而这份爱情的伟大之处在于它的纯洁。尹天仇的单纯筑就了这份纯洁,柳飘飘那未泯灭的对人生的希望筑就了这份纯洁。事实上,伊天仇和柳飘飘是两个不敢有爱情的人。生活赤裸裸的现实已经告诉他们相爱的两个人除了两颗真心外还需要起码的物质条件。爱情,在这些小人物眼里,是那么高尚而又遥不可及。作为一个普通人,尤其是像柳飘飘和尹天仇这样的社会底层人物,爱情对他们而言是遥远或奢侈的。而一旦拥有,又是十分纯洁的。到了结尾,我们才明白喜剧之王的含义:我们都是尹天仇。

《长江七号》诠释的是父子情。中国传统上是一个非常注重亲情的社会,亲情也是人类最自然、最珍贵的情感,因此也是历代文学作品讴歌的永恒主题。[6]亲情就是亲人之间的情感,父母和孩子之间的感情、兄弟姐妹之间的感情这些都是亲情。父爱也经常作为电影中的主题情感而尽情抒发。《长江七号》是一部“科幻加亲情”式的影片。早在《功夫》拍摄期间,周星驰就开始构思拍摄一部反映父子情的影片。星辉公司也曾介绍说,周星驰从小生长在单亲家庭,童年缺失的父爱一直是他的遗憾,这也成了他拍摄《长江七号》的动机。《长江七号》是周星驰电影中感情最纯粹的一部,该片表达了真挚的父子深情。片中周星驰和徐娇演绎一对父子。父亲为儿子能像贵族学生一样生活而历尽艰辛,更于一次建筑事故中丧生。外星机器狗使父亲复活,而父子情也达到高潮。《长江七号》是周星驰对社会人生认识进一步加深的结果,是周星驰的转型之作。尽管《长江七号》无法让人们再回顾“无厘头”的轻松,但是,无疑《长江七号》是周星驰电影的再一次提升。

[参考文献]

[1] 罗卡,吴昊,卓伯棠.香港电影类型论[M].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1997:6.

[2] 贺仲明.文学经典的命运与文学的前景[J].江苏社会科学,2008(02).

[3] 窦欣平.周星驰外传[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144.

[4] 香港喜剧[OL].http://baike.baidu.com/view/1453609.htm.

[5] 秦小林.透过传统与现代的双重视角,解读中国人伦文化[J].湘潮,2007(04).

[6] 白景民.《诗经》中的亲情[J].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2).

[作者简介] 郑淑玉(1970— ),女,河南潢川人,河南师范大学在读硕士,新乡学院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影视与信息化教学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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