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视角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型发展观

摘要：“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观，是在唯物史观视域下中国提出的一种新型的全球发展观。这种发展观，在经济上秉持共同利益观，以发展生产力为目的，带动经济共同发展;政治上倡导国际权力观，反对霸权主义，主张各国在国际上拥有平等的政治权利;自然生态上坚持可持续发展观，联合世界各国共同应对地球环境问题;安全上倡导全球治理观，以多方协作代替冷战思维，以世界和平保自身安全。这种发展观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发展观;马克思主义思想

中图分类号：D82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CN61-1487-（2019）20-0005-02

一、新型发展观的内涵

2015年博鳌亚洲论坛，习近平发表了以迈向命运共同体为主旨的演讲，提出必须坚持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合作共赢的理念不仅适用于经济领域，也适用于政治、安全、文化等广泛领域;不仅适用于地区国家之间，也适用于同域外国家开展合作。”[1]“人類命运共同体”不仅仅是为中国，同样也是为世界提出了一种新型的发展观念：经济上秉持共同利益观，以共同发展生产力为根本目的，带动经济发展;政治上倡导国际权力观，反对霸权主义，主张各国在国际上拥有平等的政治权利;生态上坚持可持续发展观，联合世界共同应对地球环境问题;安全上倡导全球治理观，以多方协作代替冷战思维，以多国之安全保自身之安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型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支撑的、新的国际问题解决方案，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时代应用。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贯彻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国内与国际的统一，深入思考我国当前社会历史发展，更加深刻地认识和把握我国当前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从我国的国情来看，我国仍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尽管当前我们在脱贫致富上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立，各项体制机制也在逐步完善，但是我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们在伟大民族复兴的道路上依然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二、新型发展观的内在逻辑

（一）共同利益观——新型经济文明

互利共赢战略是我国在全球化的大潮推动下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加强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在应对全球趋势下的一项顺应潮流的决策。马克思指出，世界各国由于历史、地理等诸多原因而存在着差异。尤其是亚非拉地区在历史上受到以欧洲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掠夺，经济发展问题既是时代问题同样也是历史问题。因此，大力发展生产力，推动经济的增长是当务之急。互利共赢的宗旨就是共同谋发展，国与国之间在平等地位上公平地谋求共生，积极发挥各国优势。

马克思提出“生产是历史一切社会进步的尺度，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人类社会的进程。”生产力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重要基石之一。马克思与恩格斯也曾指出，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才是真正的财富。大力发展生产力也因此一直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重要的方针政策。邓小平高度重视生产力发展的重要作用，并且提出改革开放的创举。在这40年的改革开放期间，我们取得了骄人的成果，我国经济发展的态势以全世界都为之震惊的“中国速度”，赫然取代日本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的物质生活日益丰富，物质文化水平实现了巨大的飞跃。改革开放的经验证明了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科学性，也证明了大力发展生产力推动经济增长的正确性。继续深化、扩大改革开放的成果，同样也是我国的国情所需，我国坚持同周边共同发展，以互利友好合作关系来实现可持续共赢发展。

习近平曾讲到“前进征程上，我们要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继续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互利共赢的经济发展观是顺应时代发展的产物，也是时代的需求下应运而生的产物，这是中国对世界如何发展问题所交出的答卷。

（二）国际权力观——新型政治文明

关于国家主权马克思并未进行直接表述，但在1882年，恩格斯在谈论一些国家发展道路时指出，“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不能强迫他国人民接受任何替他们造福的办法，否则就会断送自己的胜利。”[2]这表明，马克思主义认为尊重国家主权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各个国家或民族应当自己管理自身事务。1896年，社会主义工党在伦敦召开代表大会，会议再一次概括马克思主义这一基本原则，会议发表的决议写道：“代表大会宣布，它主张一切民族有完全的自决权。”[3]而“民族自决权”是由康德的关于“善良意志”下个人“自决”（self-determination）与他律相抗争来获得自由意志的学说而发展衍生出，并且不断为各国政治家所宣传发展，并最终被写入《国联盟约》。

然而，弱国却一直都是国际政治棋盘上的棋子。无论是百年之前被列强瓜分的中国，还是现在被英法践踏的叙利亚，“弱国无外交”并没有随着人类物质文明而有所改变。国际环境的风云变幻，地区性问题不断发生，霸权国家不断从中作梗，以人权为由公然让自家军队践踏他国领土，弱国毫无主权尊严可言。人类在“和平”与“发展”的道路上仍然不是一片坦途。面对这样的国际环境，习近平提出新型政治文明国际权力观。他指出“作为大国，意味着对地区和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更大责任，而不是对地区和国际事务的更大垄断。”[1]任何一国无论国土大小、综合国力强弱都应当具有平等的权利参与到国际问题和区域事务之中，共同维护国际环境稳定，拒绝干涉别国内政。

（三）全球治理观——新型安全文明

世界在工业革命到来之时就注定不再有一片孤洲，资本主义的内在要求就在于不断扩大市场，大力发展生产力。亚非拉国家就是在机器的轰鸣中苏醒，被欧洲用工厂的“纱布”拽到了工业革命的洪流之中。从那时起，资本开始在世界流动，人类的命运彼此开始连接在一起了。近代的中国被列强用枪炮打开了国门，五千年的文明被践踏在钢铁的蒸汽机之下。马克思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中提到的，“两极相连是否就是这样一个普遍的原则姑且不论，中国革命对文明世界很可能发生的影响却是这个原则的一个明显例证。”[4]世界一方的动荡定然会传播到世界的另一方，就算是奄奄一息的晚清中国也仍然对世界有着不可小觑的影响力。现如今随着全球化效应的日益深化，世界也因此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各国的命运早已息息相关，经济的利益链条已将世界牢牢锁在一起，人类早已是一个唇亡齿寒的共同体。无论全球气候变暖、局部战争热化、经济危机爆发都会像台风一般席卷全球。每一个国家都需要积极地、平等地参与到国际安全事务中来共同面对国际事务。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下的二十国集团是人类联合在一起共同抵抗经济风暴的共同体，世界的联合是人类共同维护安全的中坚力量。全球治理观是我国面对国际环境下诸多国际问题所提出的解决方案，今天的中国更有大国的国际担当，倡导以协商代替武力争端，热情推动国际间的和平发展，建立国际新型安全文明，共同应对国际安全问题，维护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安全与发展。

（四）可持续发展观——新型生态文明

可持续发展是我国面向新时代所提出的生态文明发展观。现如今层出不穷的环境问题使人类开始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依据马克思社会形态划分理论，人类文明自农业时代的刀耕火种开始，到蒸汽机内燃机工业时代推动下烟囱林立、地理大发现，再到如今在科技和信息革命下人类所引发的温室效应、臭氧空洞等全球性环境问题。可见，生产工具的发展使人对自然界改造能力不断扩大的同时，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变得日趋紧张。

生态哲学是基于马克思哲学体系诞生的一门新兴学科，其主要观点是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态问题进行系统性反思，认为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的疯狂式生产以及向自然界暴力式的掠夺，导致在经济效益至上价值原则下忽视了自然的客观规律，各种各样的生态问题频发。而马克思、恩格斯很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并提出要坚持“实践原则”和“历史原则”的观点，认为人类只有依靠自然才能生存和实践。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必定以自然界为界碑，人与自然在前进历程上本质是辩证统一的，而非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相互斗争关系。马克思认为“从直接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活动，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方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5]，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中充分肯定自然界作为人类社会诞生以及文明发展重要载体的作用。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在报告中提出“在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6]共建生态发展观在立足于人类生存的前提下，反对前资本主义式的“暴力”发展方式，坚持以人为本，兼顾自然注重生态平衡的思想理论。可持续的共建发展观注重“自然界”是作为一切社会发展的基础、人类生活的家园、文明延续的物质载体的重要意义。人类的一切文明都在“自然界”中孕育诞生，推广保护生态环境理念，加强国际合作，共同承担国际责任治理环境，就是为了维护人类文明的延续。

三、新型发展观的意义

“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倡导新型发展观有着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指导，扎根于当下的中国现状以及世界环境，包含着彼此依存的国际权力观、可持续发展观、共同利益观以及全球治理观。在政治上坚持各国之间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国家安全方面，倡导摒弃冷战思维观念，创新安全理念，以多元反对单极;在经济方面，要以开放共赢的心态坚持不同文明兼容并蓄、互相交流借鉴，促进彼此之间的文化认同。新型发展理念旨在积极发挥区域优势，推动区域内多方和谐共同发展，在全球化的大趋势下团结合作才是实现共赢的良策，这是蕴含着科学理论和丰富智慧的“中国视角”和“中国方案”。

“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仅是当今时代处理国与国之间外交关系的理想准则和目标意义，也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理论。理论本身拥有着丰富的哲学意蕴和现实生命力，其“以人为本”的内核价值以及理论要素的逻辑构建突显了理论的科学性与现实性，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创新。建国七十年来，我国在社会主义道路上“摸著石头过河”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探索从未停歇：外交层面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文化层面实现了56个民族团结统一的文化多样性;经济层面我们通过改革开放成为第二大经济体;生态层面我们创立了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观。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的伟大成功推动了社会主义理论不断发展完善，理论与实践的相互促进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以及共产主义的现实性，进而推动着人类向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方向前进。

参考文献：

[1]中国新闻网.习近平阐述迈向命运共同体四大内涵[EB/OL].2015-03-28.

[2]恩格斯致考茨基的信.1882-09-12.

[3]列宁.列宁全集：论民族自决权（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周利生，王水兴.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范畴论析——以“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变迁为视角[J].科学社会主义，2015（6）.

[6]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开幕[N].人民日报，2017-10-19.

作者简介：王为尊（1995—），男，汉族，山西大同人，单位为西北政法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责任编辑：李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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