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多样化的“地方”图景

【摘要】本文通过解读王笛先生西南腹地研究“三部曲”的研究理路，从问题意识的角度梳理区域社会史研究的两大阶段，认为：前期区域社会史聚焦于“传统——现代”为核心的现代化范式，后期则以“国家——社会”、“国家——地方”关系作为分析模式；在此基础上，“现代性”与“地方性”成为西南区域社会史研究的两个主要向度。另外，从历史地理学的视角看，区域社会史还表现出明显的“地缘转向”，但仍需注意以下三个问题：一是“区域环境”不能被简单地视作“人类活动”的一种背景与舞台，要注意“人地互动”；二是区域社会史研究要将“区域”视为“空间”普遍性与“地方”独特性的统一体，特别是要探索从“空间”进入“地方”的途径；三是“区域”不应该被视作是封闭的独立空间，应关注区域内外以及区域之间的互动关系，需“尽全时空”。

【关键词】西南“三部曲”；区域社会史；现代性；地方性；地缘转向

【中图分类号】G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12）03—0022—5

王笛先生所著《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与微观世界，1900—1950》堪称对中国西南腹地研究的“三部曲”。这三部著作均以中国西南腹地为研究对象，从对一个地区全面的考察，到对一个城市街头文化的探索，最后到一个城市的一种公共空间的分析，这样一个从宏观到微观的研究过程，不仅反映了王笛先生本人学术旨趣的转型，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西方和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新发展。

其中，《跨出封闭的世界》在1993年出版后即得到史学界的广泛好评，是公认的中国区域史研究的代表作。《街头文化》2003年由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问世仅一年，欧美学术界便有多篇书评，如《美国历史评论》、《亚洲研究评论》、《社会史》等较权威的杂志均有书评给予积极的评价。由于该书对城市史研究所做出的原创性、开拓性的贡献，2005年荣获“美国城市史研究学会最佳著作奖”，中文版于2006年出版后，亦赢得大陆史学界的积极评价。《茶馆》2008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美国《商业史评论》杂志认为该书是作者“继《街头文化》之后的又一力作”。该书中文版于2010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亦引起大陆学界的关注。但到目前为止尚未有人从学术史脉络对这三部著作进行系统评价，故在本文中笔者将这三部著作放在区域社会史研究整体进程的框架下，以“问题意识”为中心进行集中考察，以期深化对王笛先生学术精神的理解；在此基础上，用历史地理学的视角反思区域社会史的“地缘化”取向。

一、“现代性”与“地方性”：新视角下的西南区域社会史研究

区域社会史研究是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史学术发展的三大特征之一，王笛先生《跨出封闭的世界》便是前期区域史研究的代表作之一。从分析框架和研究主题上，作者主要聚焦于以“传统—现代”为核心论域的现代化范式，其目的在于展现长江上游这个地处中国西南腹地的农业大区是怎样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演化的。在本书中，作者把“传统”看做是阻碍西南腹地迈向“近代化”或“现代化”的主要因素，而“传统”基本上是应该予以批判和否定的。对此，杨念群先生批评道：“知识界对现代化过程往往容易采取简单笼统的认同态度。于是在对这个过程的评价中，常常仅以现代化程度为参照，逐步形成了对传统的负面评价标准，而没有对现代化的各种理论框架提出反思性的批判”。就《跨出封闭的世界》一书而言，王笛先生仅从西方社会学家所归纳的现代化基本特征作为其立论基础，虽然也指出“传统”与“现代化”是相对的，没有截然分开的界标，但在其主观上并未把中国传统“停滞”论作为所要辨别的对象。然而，这种基于现代化理论的区域社会史研究存在三大缺陷：

（1）“整体”论的迷思。受法国年鉴学派“整体史”观的影响，作者试图在研究内容上体现整体性，却把一些互不统属的要素全部纳入“现代化”范式，然后对单一要素进行逐一分析，却看不清彼此之间的互动与联系。

（2）“自上而下”的精英话语霸权。在研究视角上，作者从现代化精英的立场来看待社会变化，把主要精力都放在地方精英的思想和活动上。这种“自上而下”的研究方式导致作者接受了精英的“文化霸权”，从而忽视民众在现代化历程中的遭遇，更没有站在民众的立场上来理解历史与文化的连续性与其传统生活方式存在的合理性。

（3）理论预设的“西方中心论”色彩。这种基于“现代化”范式的理论预设表现出相当浓厚的“西方中心”色彩，其隐形命题就是现代化就是西方化。在该书中，作者认为西南地区深居中国内陆腹地，尽管其现代化历程颇为曲折，但我们只要克服传统的惰性就可以成功完成现代社会转型。虽然作者无意以“西方”现代社会作为中国现代化的参照系，但却忽视了本土传统在“现代性”建构的合理性。

在早期区域社会史研究中，研究者往往看不到“传统”自身的复活创生能力，而关注传统的解体过程；过分强调民族国家领导现代化进程的积极意义，而忽视地方基层社会的活力。《跨出封闭的世界》一书的局限性也在此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传统不应该成为诠释现代化叙事的被动性因素，而应该具有独立自足的演进规则”。

在《街头文化》中，王笛先生则采用“国家一社会”分析框架，从下层民众的角度探索现代化对他们日常生活的影响。与此同时，作者也开始注意“传统”的价值，强调社会传统的“连续性”与“现代性”，这与此前对现代化的赞誉有加形成鲜明对比。在《茶馆》一书中，王笛先生延续了《街头文化》的问题意识与学术思想，进一步引介“国家——地方”分析框架作为其问题意识。如果说《跨出封闭的世界》关注西南腹地的现代化历程，《街头文化》关注成都街头“大众文化”传统的“现代性”意义，《茶馆》一书则进一步关注成都茶馆在地方文化传统的积极意义。在成都，茶馆作为市民生活的主要公共空间，是地方文化的载体，它扮演了与欧洲咖啡馆和美国酒吧类似的角色。即使历经20世纪翻天覆地的社会变迁，传统中许多东西不复存在，但成都茶馆却依旧繁荣，充分反映了地方文化的顽强，而《茶馆》一书的学术意义也就在于其揭示了“地方文化”与“地方性知识”的重要性。这种“地方性”研究取向的背景在于西方文明传播的强势正在摧毁地方文化的不同形态，“现代化”与“全球化”固然带来文明的进步，但也毁灭了人类文明的多样性。要纠正现代化与全球化的弊端，必然要诉诸“地方性”。在此基础上，“现代性”与“地方性”也构成西南区域社会史研究的两个主要向度。

从问题意识角度进行划分，整个区域社会史学术发展可分为两大阶段，前期主要是基于现代化理论，关注“传统—现代”的结构转型；新时期则受到历史人类学的广泛影响，以“国家一社会”、“国家一地方”关系作为分析模式，关注基层社会空间和地方文化传统的活力。王笛先生有关西南腹地研究的三部代表作，亦反映出区域社会史研究的方法论转型。如果要问前后两个时期的区域社会史研究有何特点的话，还可以这样认为：前期多关注“区域”中的“空间”，而后者多关注“空间”中的“地方”，表现出明显的“地缘转向”。而“区域”、“空间”、“地方”作为历史地理学的核心话语，已被区域社会史研究者广泛采纳，这又意味着什么？这种趋向又如何评价？笔者认为只有将其放在历史地理学的视域中才能理解其中的得失。

二、“地缘转向”的得失——历史地理学视域中的区域社会史研究

当中国历史的研究越来越注重空间因素的同时，国际国内地理学研究越来越关注时间过程；与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地缘转向”不谋而合的是，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也开始逐渐加强对“人地关系”的思考，注重对人文社会因素的重视，人地时空关系成为历史学与地理学共同关注的焦点。区域社会史“地缘化”的积极意义就在于将时间分析放置于空间基础，在“人—人”关系分析的基础上注重“人—地”关系的思考。但从历史地理学的视角看，区域社会史的“地缘化”取向还需注意以下三个问题。

首先，“区域环境”不能被简单地视作“人类活动”的一种背景与舞台，“区域环境”也不是单方面的影响“人类活动”，而是彼此影响的互动过程，不能把“区域环境”静态化。

以王笛先生西南“三部曲”为例，作者虽着力表明区域地理环境影响人类活动，但在分析中作者不自觉地将“区域环境”静态化，“区域环境”也只是单方面地影响“人类活动”。这种思想的背后是历史学者一般视地理学为历史学的侍女，其所认识的地理学主要是自然地理学，为历史学研究提供必要的背景。然而，“区域”作为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的核心概念，其本身就意味着综合性与可比性。如果只研究区域地理环境的某一个要素，而不考虑与其它要素的相互联系，就背离了区域历史地理研究的方向。正如法国著名人文地理学家白兰士所说：“区域”的独特景观与生活方式应视为或关注为人类与其自然环境在各个历史时期中相互作用的结果。而区域社会史研究应该借鉴历史地理学的“人地互动”理念，不应该把区域环境简单地视作一种历史舞剧上演的舞台背景，事实上“它是演员，它囊括了演员阵容的大部分角色”。因此，“区域”也不应是由研究者人为划定的“静态”背景，它是动态的开放的系统，其边界也应该是不固定的。

其次，区域社会史研究要将“区域”视为“空间”普遍性与“地方”独特性的统一体，特别是要探索从“空间”进入“地方”的途径。

如果对区域社会史做地理学的审视，其发展脉络呈现出从“空间”到“地方”的结构转型。“区域”这一概念是地理学的核心话语。但在20世纪60年代，区域地理学逐渐式微，地理学转而强调另一核心概念“空间”，这种基于数理统计方法的地理学将“空间”概念化为纯粹的、简单的、可量化的几何距离，一种物理社会空间，而地理学的视点就是研究空间性。在20世纪80—90年代，受后现代主义与人本主义的影响，新的区域地理学开始兴起。他们认为“计量革命”使得“空间”与“地方”割裂，而地方是独特的、不同的。因此，人文主义地理学者反对抽象化的“空间”术语，主张回归“地方”特性。雷尔夫在《地方与无地方性》一书中就认为：“地方”是人们现实经历的生活世界。随着工业化的推进，我们正在开创一种“平面景观”；地方特性也被不断减弱，以致不同地方日趋统一；失去作为人类家园的“地方”，就会导致“无地方性”。因此，“地方”的意义需要重新发现，正如段义孚所言：“空间转换为地方才有意义，地方是价值具体的表现”。“地方性”研究亦成为西方地理学研究的重心之一。与此同时，西方历史地理学界也开始反思既有理论框架，阿兰·贝克反对把历史地理学简单地等同于时间地理学，历史地理学的特性就是它关注地点（地方）综合体，而不是空间分析；而且特别突出特定地点（地方）的历史特性。在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中，对区域文化地理与地方特性的研究亦成为“显学”，而历史地理学的前景就是突出“地方”性的“人地时空”之学。可以说，从“空间”到“地方”是当代区域（历史）地理研究与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共同诉求。然而需要反思的是：这种诉求背后的知识论是什么？从“空间”进入“地方”的方法又是什么？

在西方学术语境中，“空间”（space）在英文中是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名词，其与“地方”（Place）的“本地”（Local）意义相对，“空间”与“地方”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是现代普遍意义的科学表述，后者则是特殊的地方传统习俗的代名词。“普遍性知识”在启蒙运动以来一直强调高于“地方性知识”，因此，“空间”也就被置于“地方”之上。对“地方性知识”作出系统论述的是美国人类学家吉尔茨，他认为研究者必须采取“移情”方法，对“地方”居住者自身的符号系统意义进行“深度描述”。即采用“本地人”的思维立场去理解“地方性知识”，并对其地方符号意义做无穷尽的分层次的深入描述。

对地方性文化传统的关注也是“区域社会史”兴起的一个最为正当的理由，在《街头文化》与《茶馆》中，王笛先生亦采用“移情”方法对晚清民初的成都大众文化进行深度描述，并从底层民众的视角去看待“地方性知识”。从这一意义上讲，从“空间”进入“地方”的方法就是“移情”。然而，这种方法存在明显的缺陷。诚如杨念群先生所言，获取真实的“地方性知识”不仅仅是研究者采用“移情”的发法，关键在于要寻找“地方感”，因为地方世界之所以区别于上层社会，就在于其存在着难以用上层精英的知识加以把握的感觉世界，乡民们往往凭借从“感觉世界”提炼的原则安排日常生活。在人文主义地理学中，“地方感”被认为是“安全感和身份认同的源泉”，对“地方感”的研究也被段义孚看做人文主义地理学的核心议题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从“空间”进入“地方”的关键就是要寻找“地方感”，只有把“区域”视作“空间”普遍性与“地方”独特性的统一体，才能理解“区域”社会的整体性。

再次，“区域”不应该被视作是封闭的独立空间，应关注区域内外以及区域之间的互动关系。

从历史地理学“尽全时空”的角度看，“区域”不能被视作空间上的孤立试点，每个“区域”都与其他的地点、时期与民族相联系，任何区域的发展都必然会与其他相关区域发生人员、经济、文化等的交往与互动。“区域”不仅是内外互动的产物，更是区域之间彼此影响的结果。从这一意义上说，王笛先生《跨出封闭的世界》一书的不足之处就是未能与周边区域进行比较，更没有从“区域互动”的视角去分析“区际”关系。虽然在《街头文化》与《茶馆》中涉及到“国家”对“地方”的影响，但是这种日趋微观化的研究不能有效揭示地方之间、区域之间关系的互动关系。因此，“区域”研究要跨越地域的疆界，进行区域比较。在比较中关注互动区域间的相互沟通、相互作用和相互知觉，揭示区域之间的内在联系，更为深入、全面地认识区域社会运动的规律。也就是说，在区域研究中要用辩证统一的观点来考察区域社会现象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既要注意区域内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影响与相互作用，还要关注区域之间的相互影响与相互作用。另外，有些“区域”因为空间距离相隔较远，没有直接发生互动，还要注意从“跨区域”视角进行研究。

综合而言，区域社会史研究相对于传统社会史见“人”不见“地”、见“时”不见“空”的缺陷，其“地缘化”的发展方向确实是一种进步，但仍然存在只将“地”和“空”无机地看做是“人”和“时”的序幕与陪衬，或是见一“小地”而见一“大人”，或是只见一种“空间”而不见所有“空间”等问题，而解决问题的关键就是要借鉴历史地理学“尽全时空”与“人地互动”的理念。当然，在“人地时空”研究中，区域社会史与区域（历史）地理学如何在实践中具体运用这一理念，两者之间又如何在保持自身特性的基础上有效沟通，又如何在具体研究中重新发现“地方”的意义，这仍是每一位区域社会史与区域（历史）地理学者值得思考的方向。而王笛先生有关西南“地方性”的研究给我们的启示就是：每一个“地方”的文化图景都是多样性的，值得我们去追寻、去探索；而唯有如此，我们方能贴近大地，贴近苍生。

（责任编辑 杨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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