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带一路”沿线气候治理主张的技治主义再阐释

摘要：关于“一带一路”沿线气候治理，中国倡导“和而不同”“正确义利观”“人类命运共同体”三大基本主张。中国“一带一路”沿线气候治理主张遭遇了部分西方媒体的质疑，有些政客甚至故意误读中国主张。技治主义是西方国家易于理解的语境与理论，基于技治主义语境对中国“一带一路”沿线气候治理主张进行再阐释，有助于西方社会理解中国主张，向世界传播中国的根本善意。和而不同是中国的一贯主张，更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信任中国、接受中国气候治理合作方案的基石;正确义利观解决了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气候治理中的新兴大国与发展中国家的角色双重性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解决了“一带一路”沿线气候治理的区域特殊性与全球共同性问题。和而不同、正确义利观、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三大主张真切关怀发展中国家与地区的民生疾苦，有助于同步实现气候治理与减轻贫困的双重目标。

关键词：“一带一路”;气候治理;技治主义;和而不同;正确义利观;人类命运共同体;减贫

中图分类号：D8;X2文献标识码：A文章分类号：16747089（2019）05004509

作者简介：卢愿清，博士，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法政学院副教授。

一、“一带一路”沿线气候治理博弈与中国的话语困境

后《巴黎协定》时代，“一带一路”沿线亟需探索具有区域特色的气候治理之路。当前，受资本统治的全球化迫使“一带一路”沿线陷入发达国家设定的不公平机制中，这些国家和地区不仅未获得繁荣、稳定、自由、美好的前景，反而贫富分化加剧，民生日趋艰难。于是，西方一部分人开始认真思考“后真相、后西方、后秩序”的时代走向。李滨：《新全球治理共识的历史与现实维度》，《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10期，第17-27页。同时，发达国家的某些政客利用本国的民粹主义浪潮为自己谋求政治利益，“把本国的问题归咎于外国”。周宇：《探寻通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化之路》，《国际经济评论》，2018年第6期，第117-128页。近年来，在多次有关全球气候变化的重大谈判中，发达国家对“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基本原则颇多微辞。特朗普上台以后，直接宣布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并掀起美国国内化石能源开采的新一轮高潮。资本与政客合谋，严重挑战全球气候治理的基本伦理原则。后《巴黎协定》时代正是全球气候治理的后秩序时代。在气候治理旧秩序中，资本驱动着各个国家展开博弈，发达国家在技术转移中附加种种政治诉求;以美国为代表的国际势力直接“开倒车”，回避气候治理的责任与义务。在气候治理的后秩序时代，“一带一路”沿线气候治理如何走出一条具有区域特色的道路？关于这个问题，中国已经有所回应——中国倡导的“和而不同”“正确义利观”“人类命运共同体”三大基本主张，已经在国际上引起广泛关注。

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沿线气候治理主张具有重要意义，但仍然面临诸多博弈与挑战。“一带一路”沿线气候治理属于区域性气候治理范式，既是全球气候治理的一部分，又具有典型的区域特征。“一带一路”区域情况特殊，气候条件恶劣，经济水平不高，工业基础脆弱，因此，“一带一路”沿线气候治理面临更为艰难的博弈，要取得区域认同并非易事。事实上，气候治理逐渐成为各国博弈的重要舞台，而“博弈背后是不同国家发展权、发展模式、经济利益、代内代际发展权力、权益义务之争”。刘航、温宗国：《全球气候治理新趋势、新问题及国家低碳战略新部署》，《环境保护》，2018年第2期，第50-54页。在“一带一路”倡议中，中国的角色、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关系都是“一带一路”沿線气候治理无法绕过的重要议题。中国期待在世界气候治理中发挥更积极、更具引领性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迅猛发展的经济实力无法掩盖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基本事实。因此，中国在气候变化议题上，既要坚持发展中国家的权利（强调发展），又要承担新兴大国的义务（节能减排）。赵斌：《新兴大国的集体身份迷思——以气候政治为叙事情境》，《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年第1期，第126-133页。在气候治理中，双重身份使中国既容易融入“一带一路”沿线气候治理共同体，又需要承担更多的大国责任，在区域气候治理中发挥引领作用。

但是，西方主流媒体别有用心，故意曲解中国“一带一路”沿线气候治理主张，重新炮制“中国威胁论”等话题。邵培仁、陈江柳：《整体全球化：“一带一路”的话语范式与创新路径》，《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1期，第13-23页。甚至有人将“一带一路”倡议与“马歇尔计划”相类比。因此，中国在设计“一带一路”气候治理范式时要经得住质疑，适应复杂多样的区域环境。中国“一带一路”沿线气候治理主张被称为中国方案，体现了典型的东方智慧。和而不同、正确义利观、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气候治理的东方文化核心概念契合了时代诉求，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由于中西文化存在差异，中国文化价值观缺乏更有效的物质载体和传播渠道，尚未被国际社会全面认同并接纳。富有中国特色的文化表达不易被西方公众理解，甚至会带来误解，起到负面作用。寻找西方易于理解的文本表达方式，使西方能够快速、完整、准确地解读中国“一带一路”沿线气候治理主张，具有鲜明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二、技治主义语境中，中国“一带一路”沿线气候治理主张的阐释思路

技治主义是西方国家易于理解的语境与理论，有助于“一带一路”沿线气候治理走出政治博弈的困境。

技治主义主张用技术的方式管理社会，技治主义思想可追溯至英国的弗朗西斯·培根与法国的圣西门，以美国的凡勃伦的《工程师与价格体系》为理论基础形成了系统性的思想，演化出繁复多元的理论流派。20世纪初期，西方曾经出现过规模浩大的技治主义运动。技治主义强调科学技术，将科学技术视作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认为科学技术对人类生活、政治决策、经济行为等产生了普遍作用。技治主义在西方世界具有广泛影响，它“既是技术哲学、技术社会学中的一个重要流派，也是代表当今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官方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的思想体系”。吴靖平：《当代美国技术统治主义理论的演变及发展》，《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2期，第42-51页。技治主义的影响“对外不断扩散至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及许多发展中国家，成为一种影响全球政治尤其是行政活动的重要思潮”。刘永谋：《“技术人员的苏维埃”：凡勃伦技治主义思想述评》，《自然辩证法通讯》，2014年第1期，第74-79页。在国内学界，有人将技治主义理解为技术治国论或专家治国论，这是从狭义的维度来理解技治主义，也可以视之为技治主义的变种。事实上，“技治主义的适用范围要宽泛得多：它以理性化对待社会的自然属性为条件，是人们基于技术化社会进程的不可逆性，对于理性化社会中技术、可靠性、高效率的意义和本体地位的哲学概括”。周千祝、曹志平：《技治主义的合法性辩护》，《自然辩证法研究》，2019年第2期，第30-35页。可以说，推崇科技与理性的哲学观是狭义技治主义的重要遗产。随着时代的发展，激进的、狭义的技治主义与技治主义运动早已消散，但技治主义的哲学观在西方社会已经根深蒂固。

重要的是，技治主义“在工业社会中晚期得到了成熟的实践表达”。 周千祝、曹志平：《技治主义的合法性辩护》，《自然辩证法研究》，2019年第2期，第30-35页。技治主义具有超越意识形态、专注技术与技术理性的基本特征，能够对“一带一路”沿线气候治理范式产生显著的启示性作用。在技治主义语境中，气候治理是一个以人为主导的全球技术治理问题，或者说，气候治理本身就是技治主义语境中的问题之一。无论估测气候变化的程度与影响范围，还是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实质上均是高度技术性的问题。同时，气候变化与气候治理的过程中存在典型的人为因素。因此，在“一带一路”沿线气候治理的方案设计与技术选择之中，是否暗藏了资本、团体、国家甚至个人的谋算，人们从未停止过猜忌与想象。这种猜疑其实暗含了两个重大问题：第一，“一带一路”沿线气候治理的方案设计是否暗藏所谓的“中国野心”;第二，“一带一路”沿线气候治理的技术选择是否存在人为操纵的险恶意图。显然，只要西方社会准确理解了中国“一带一路”沿线气候治理的基本主张，便能感受到中国的善意，两大猜疑自然就不攻自破了。以技治主义的语言和理念深入阐释中国“一带一路”沿线气候治理主张，能使西方社会更为精准地理解中国的话语逻辑与文本内涵。这样，不仅中国容易获得“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理解与支持，还能在国际话语体系中破除种种猜疑，澄清误解。

基于技治主义话语体系，本文遵循观点共通性、论证可能性及话语再阐释的总体思路对中国“一带一路”沿线气候治理的三大主张进行文本再阐释，对和而不同、正确义利观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进行话语重构，论证中国“一带一路”沿线气候治理主张的正当性、正义性及正确性。

三、中国“一带一路”沿线气候治理主张的技治主义再阐释

“一带一路”沿线的气候治理存在多元路径。在“一带一路”沿线，与气候治理相关的人才培训、资金支持与技术转让等工作，中国已经开展多年，且取得了较好效果。总的来说，这些技术路径建立在和而不同、正确义利观、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中国智慧的基础之上，相关论述见于习近平总书记出席气候变化巴黎大会的讲话、出访“一带一路”国家的讲话等资料。事实上，和而不同是中国的一贯主张，更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信任中国、接受中国气候治理合作方案的基石;正确义利观解决了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气候治理中的新兴大国与发展中国家的角色双重性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解决了“一带一路”沿线气候治理的区域特殊性与全球共同性问题。基于技治主义，对中国“一带一路”沿线气候治理的三大宏观主张再阐释，能够为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开展气候治理营造更为友善的环境。

（一）和而不同的技治主义实践验证

和而不同是中国“一带一路”沿线气候治理的基本主张之一。习近平总书记认为，面对气候变化的挑战，各国应在“相互借鉴中实现共同发展”，“要倡导和而不同，允许各国寻找最适合本国国情的应对之策。”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529页。

和而不同的文化主张在中国传统中具有重要地位。《论语·子路》曰：“君子和而不同”，即君子应该在不同中求和谐，既要承认事物之间的差异，又要求和合。《国语·郑语》曰：“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有差异，才有发展;如果没有差异，则无法继续。冯友兰认为，在中国古典哲学中，“‘和’不但能容‘异’而且必须有‘异’，才能称其为‘和’。”冯友兰：《中国现代哲学史》，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53页。和而不同与国际气候谈判所强调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高度契合。“一带一路”沿线的气候治理既呈现了全球气候治理之“和”，即气候治理是全球责任，所有区域与国家都必须承担责任;又呈现出全球气候治理之“不同”，即“一带一路”沿线具有区域特殊性，因此该区域的气候治理路径与其他区域存在明显差异。

技治主义的观点及其发展史与和而不同的主张有异曲同工之处。中国“一带一路”沿线气候治理的和而不同，强调超越意识形态之争，超越国与国之間的短期利益之争，基于国家与区域的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地开展技术合作，力求实现气候治理的“和”（即气候治理目标）。从技治主义的发展传统来看，该理论是科学进步的体现，更是科学精神气质的成熟产物，巧妙地避开了传统的政治范畴。李醒民：《论技治主义》，《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第1-5页。虽然技治主义的乌托邦受到了不少批评，但它仍然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弥漫在世界上。技治主义剥除了意识形态的争论，技术的力量和价值在悄然无声中获得了广泛认可。尽管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争论长期存在，但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否认技术的作用。技治主义在发达的工业社会中未被看作政治现象，超越了政治立场和党派争论。李醒民：《论技治主义》，《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第1-5页。“技治主义既可以和资本主义结合，亦可以和社会主义结合，服务于既有社会制度的完善。……从实际历史看，各种技治主义变种中，多数是定位于这个层面。” 刘永谋：《尼尔·波兹曼论技治主义》，《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3年第6期，第52-56页。因此，从流变史的角度来看，技治主义从未标榜过自己的政治属性，一直坚持中立的立场，以实效性的方式发挥作用。“一带一路”沿线气候治理合作体现并证明了技治主义的这种属性。技治主义的技术目标是明确的，即实现区域气候治理，这正是中国文化所主张的“和”。对于技治主义而言，技术应用不问东西，不分南北，也不因意识形态的差异而勾留，这一点与中国文化对“不同”的强调和推崇是一致的。

“一带一路”沿线气候治理的和而不同主张得到了技治主义实践的验证。多元的技术路径都是为了达成气候治理的终极目标。目前，气候治理的关键与最终落脚点是与碳相关的技术。正如贝尔所言，“后工业社会的根子在于科学对生产方法不可抗拒的影响”，[美]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高铦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415页。技术演进与变革是人类解决气候问题的最大希望。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提供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技术路径主要分为四大类：传统化石能源的高效使用、新能源的开发与利用、碳捕捉与封存（CCS）以及地球工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实力相对落后，因此几乎与地球工程技术无缘，除个别国家以外，该区域几乎没有实力对地球工程进行研究与探索。这就意味着，对于“一带一路”区域来说，要想获得地球工程技术，只能寻求外部援助。碳捕捉与封存是一种正在研发之中的技术，对资金与技术储备有较高的要求，而且南亚、中亚、东北非等地区存在水资源短缺、粮食匮乏、贫困等共性问题，李昕蕾：《“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的清洁能源外交》，《国际展望》，2107年第3期，第36-57页。这些地区独立开发碳捕捉与封存技术的可行性不高。高效使用传统化石能源与开发利用清洁能源是适合“一带一路”区域的可靠技术路径。中亚油气资源丰富，但各国不具备充分开发油气资源的技术能力，提升化石能源利用效率是当务之急。东南亚各国河流众多，水资源较为丰沛，水电技术可以充分利用当地的优势能源。南亚以及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国光照充足，推广光伏发电技术可以因地制宜。蒙古、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风能集中，大规模推广风力发电技术正是就地取材之举。在“一带一路”沿线的部分地区，还可以利用沼气等开发生物质发电技术。

总而言之，“一带一路”沿线气候治理不仅要规划“大战略”，更要设计“小方案”。王志芳：《中国建设“一带一路”面临的气候安全风险》，《国际政治研究》，2015年第4期，第56-72页。同样是气候治理，“一带一路”沿线与其他区域在技术路线中可谓“同”中有“异”。即便是在“一带一路”区域内部，气候治理的技术路线也有极大的“不同”。因此，“一带一路”沿线气候治理技术之“不同”，恰恰是为了实现全球气候治理目标之“和”，在现实中，“一带一路”沿线气候治理的技术开发与传播实践印证了中国和而不同的文化智慧。

（二）正确义利观的技治主义话语阐释

中国一贯坚持正确义利观，积极参与并引导“一带一路”沿线气候治理的国际合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能只追求你少我多、损人利己，更不能搞你输我赢、一家通吃。只有义利兼顾才能义利兼得，只有义利平衡才能义利共赢。”习近平：《中国不搞你输我赢 一家通吃》，2014年7月5日，http：//gx.people.com.cn/n/2014/0705/c229247-21584409.html，2019年5月4日。正确义利观与中国重义轻利的传统文化一脉相承。孔子推崇君子重义，强调“义”之宝贵，主张“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君子喻于义”（《论语·里仁》）;“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墨子·经上》曰：“义，利也”，强调义利兼得、义利融合的辩证思维。《孟子·告子上》曰：“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中国“一带一路”沿线气候治理主张中的正确义利观，正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技治主义关于公共利益的主张与中国“一带一路”沿线气候治理主张中的正确义利观在话语上存在共通性。技治主义者大多强调公正，主张以技治主义占胜部落主义、国家主义、信仰的十字军精神、偏执、审查制度、种族主义、政治迫害、移民限制、关税以及沙文主义等种种社会弊病。Boorstin D J，The Republic of Technology： Reflections on Our Future Community， New York City： Harper & Row，1978，p.36.贝尔认为，技治主义“可以使社会成为一个公正的社会，即使不是平等的社会”。[美]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第382页。凡勃伦更是批评了企业家的自利性，他直言，“谁要是目的并不在于增加财产，他就不会参加企业，更不会在独立的基础上经营企业。”[美]凡勃伦：《企业论》，蔡受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16页

。

因此，凡勃伦认为随着企业时代的来临，人们判断是非对错的标准逐渐“以企业的观点，以盈亏为依据，来看生活的一切方面”，[美]凡勃伦：《企业论》，第175页。企业原则开始泛化成为政府和社会的原则，甚至整个人类社会的长远利益都被大企业家和他的财富所束缚。[美]凡勃伦：《企业论》，第4页。凡勃伦强调，资本的拥有者基于利润决定技术的研发方向，因此，对社会长期发展具有深远意义的基础性前瞻性研究必须由科学家自己决定，只有这样的研究方向才能保证人类的公共利益。技治主义关于科学技术研究者保障社会公平公正的说法虽然有所偏颇，但是技治主義重公共、重公平的主张与中国传统的义利观具有明显的共通之处。

基于技治主义的理论，中国“一带一路”沿线气候治理主张中的正确义利观可以得到更深刻的理解。中国强调，气候治理的技术合作应“义”字当头，避免政治干扰与附加条件，这一点与技治主义对政治与资本的批评是一致的。技治主义反复强调政治中立性，强调科学技术的非意识形态性。尽管这一主张难以超越政治现实，刘永谋：《论技治主义：以凡勃伦为例》，《哲学研究》，2012年第3期，第91-104页。但是对于“一带一路”沿线的气候治理技术合作来说则有一定的合理性。气候治理科学与技术的发展需要国家投入大量资金，并对研究方向进行引导、规划和控制。气候治理技术是一类特殊的技术，有望解决全人类未来的灾难。在这样的前提下，气候治理技术的开发、合作与扩散必须强调政治中立的属性，不能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存在意识形态差异而“看人下菜”，更不能暗地里附加一些不光彩的政治条件。正如孔子所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论语·里仁》）。中国历来坚持“一带一路”沿线气候治理不应附加政治条件的态度，这是正确义利观的表现，与技治主义的话语逻辑高度一致。

中国强调气候治理技术与民生改善技术的同步合作，与技治主义关注公众幸福生活的主张是一致的。在气候治理中，关注“一带一路”的人民之“利”，便是国家之“义”。技治主义认为，只有技术变革“才能使国家摆脱失业，摆脱物质生活贫困，消除工业系统中的原料、动力和劳动力资源消耗不合理的状态”。Veblen T B，The Engineers and the Price System，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34，p.131. 因此，技治主义强调，技术发展方向需要摆脱资本控制，技治主义的温和派及之后的技治主义者大多主张宏观引导，以便走向更科学、更高效、更繁荣的未来。贝尔在多年前便提出，“基本需要是能够满足的，丰裕的可能性是真实性的”。[美]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第514页。直到今天，这个预测在“一带一路”沿线部分国家依然未能成为现实，部分贫穷国家的民众依然在饥饿中挣扎。“一带一路”沿线气候治理技术如果只关注气候而忽略民生，必然无法获得当地民众的认可，也就丧失了技治主义对社会繁荣与人民幸福的关切。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技治主义语境论证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带一路”沿线气候治理的正当性基础之一。“在这种共同体中，每一个人命运与共，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与其他人的自由发展息息相关”。 贺来：《马克思哲学的“类”概念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哲学研究》，2016年第8期，第3-9页。“一带一路”沿线气候治理是“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种路径，是服务于全体人类和谐共生的”。 明浩：《“一带一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第23-30页。基于技治主义语境，从技术演化与扩散的角度解析全球（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变暖命运的形成与破除，更有利于向世界表明中国积极引领“一带一路”沿线气候治理的正当性。

第一，全球变暖正是技术创新与技术扩散的历史性产物，近代以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总体上处于被发达国家裹挟的状态。“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05页。这一时期恰恰是人类社会碳排放大幅度增长的开端。尽管17世纪末蒸汽机就已经发明，但是直到18世纪80年代，“蒸汽机本身，并没有引起工业革命。”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17页。直到19世纪上半叶，英国纺织业主大量安装燃煤蒸汽机，英国才迎来了化石能源开发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关键转折点。随着全球贸易的繁荣，凝固了化石燃料价值的商品在全世界流通，化石燃料也开始被用于商品生产全流程，因而成为“剩余价值生产的一般工具”。Malm A， Fossil Capital， New York City： Verso Books， 2016， p.288. 至此，燃煤蒸汽机帮助英国实现资本盈利，解决种种社会危机，缓解阶级矛盾，人类迎来了化石经济时代。化石燃料及由此衍生出的诸多新机器推动并深化了工业革命，生产力迅速提高，产品数量与种类丰富繁杂，人口数量急剧膨胀。从此，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人为碳排放增长历史正式开启。

虽然燃煤蒸汽机技术的大规模運用发端于英国，但是英国排放的二氧化碳并未囿于本国范围，而是不断向全球扩散。化石能源使用得越多，生产规模越大，单位产品成本越低，贸易竞争力越强，所获利润越多，建立在化石能源基础上的英国资本的力量越发强大。最早大规模使用燃煤蒸汽机的国家越来越富，排放的二氧化碳越来越多;而未使用蒸汽机的国家不得不接受英国排放的二氧化碳，同时变得越来越穷。这意味着，早在蒸汽机时代，落后国家的人民已经被动接受了呼吸先进国家制造的恶劣空气的命运。随着技术的扩散，“机器技术在19世纪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而且已经成为一种产生了普遍影响的文化力量”，[美]凡勃伦：《科学在现代文明中的地位》，张林、张天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14页。更多的“后发”国家与地区（与最早使用燃煤蒸汽机的英国相较而言）开始大规模利用化石燃料，主动进入了激烈的资本竞争市场，制造了数量更多、价格更低廉的产品。全球开始进入工业时代，无论是技术先发国家，还是技术后发国家，包括“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迈入了人类自己创设的全球变暖的命运。

第二，摆脱全球变暖的命运，必须依赖技术革命与合作，“一带一路”沿线气候治理的成败关乎全球命运。人类不得不依靠技术的更大进步以跳出技术进步带来的全球变暖的命运。气候治理的技术创新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演变过程。目前，“国际能源战略格局和气候治理格局中均出现了不可忽视的低碳转向”。李昕蕾：《全球气候能源格局变迁下中国清洁能源外交的新态势》，《太平洋学报》，2017年第12期，第33-46页。落后国家与地区缺乏充分的技术和经济条件来实现气候治理。“一带一路”沿线多为历史上技术较为落后的区域，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模式依然比较粗放，碳效率较低。仅凭这些国家和地区自身的技术实力与经济实力，不可能完成碳减排目标。事实上，虽然技术先进国家的低碳技术取得了巨大进步，但仍然难以全面支撑世界范围的实质性减排，特别需要重大技术（如储能、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适应和碳汇以及地球工程等）的突破。王文涛等：《中国应对全球气候治理的绿色发展战略新思考》，《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8年第7期，第1-6页。在这种技术形势下，“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和地区更不可能实现低碳技术的自我研发与突破。

低碳技术与现有化石能源、产业与就业存在事实上的竞争关系，发达国家有较为充裕的资金与更好的技术来解决这些问题。“一带一路”沿线大多经济落后，甚至时有战乱发生，因此，该地区大多数国家最关切的目标不是全球变暖，而是发展与繁荣。但是，现有低碳技术与“一带一路”沿线的民生问题存在一定的冲突。以目前最受期待的碳捕捉与封存技术为例，虽然这项技术尚未被大规模使用，但是在实施中可能要面临公众接受度不高，与粮食生产竞争水资源、土地资源等问题。王文涛等：《中国应对全球气候治理的绿色发展战略新思考》，《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8年第7期，第1-6页。对于本就民生多艰的“一带一路”沿线来说，解决气候变暖的全球层面问题时必须要解决耗水、占地、争粮等现实冲突与危机。毫无疑问，这些国家的决策者和普通民众应很难接受这样的事实。“一带一路”沿线迫切需要理顺减排与发展的关系。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后者的紧迫性高于前者。从全球命运来看，若“一带一路”沿线气候治理失败，必然会加剧全球变暖。如果发展中国家没有完成碳减排的任务，发达国家将不可避免地受到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污染空气的影响，正如这些发展中国家在一两百年前所承受的命运一样。

四、结论

从技治主义的话语逻辑来看，气候变暖的命运是技术进步与技术扩散的结果，“一带一路”沿线被发达国家所裹胁，是更大的受害者。要摆脱灾难性的气候变暖的命运，人们高度依赖技术革命与全球合作。“一带一路”沿线亟需低碳技术与民生技术的双重扶持，这关系着全球气候治理的未来命运。因此，发达国家有责任积极帮助“一带一路”沿线开展气候治理，更有义务尊重这些国家和地区，帮助他们行使发展权。中国虽然是发展中国家，但依然积极推进“一带一路”沿线气候治理，这一点说明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推进“一带一路”沿线气候治理，不是为了“另搞一套”，更不是“别有居心”，而是对历史负责，对人类命运负责，具有典型的正当性与正义性。

目前，“我们正处于失去一切的危险之中”，[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如何从头开始？》，汪行福译，《当代马克思主义评论》，2010年第1期，第57页。只有这样才能让所有人团结起来。但是从全球气候治理的现实来看，团结仍然需要进一步的努力。这种努力要求各国超越权力之争、利益之争，寻求共存之道。毕竟，排除“失去一切的危险”，不能以“让部分人失去一切”为代价。中国的气候治理道路已经证明，在全球秩序中，国家与区域可以超越资本秩序与意识形态，发挥自己的特色与优势，依靠技术力量获得快速发展。“一带一路”沿线气候治理完全可以制定独立而有特色的方案，获得高效的治理结果。中国“一带一路”沿线气候治理的三大主张，有利于克服气候治理过程中的碎片化现象，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长远利益导向，真切关怀发展中国家与地区的民生疾苦，同步实现气候治理与减轻贫困的双重目标。在事实上，中国“一带一路”沿线气候治理的三大主张得到了技治主义理论的证明与支持，中国的善意必将得到更广泛的理解与赞赏。

〔责任编辑：沈丹〕

推荐访问:阐释 沿线 中国 气候 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