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基础教育课程政策的影响因素分析

摘要：制约和影响英国基础教育课程政策的因素很复杂。但纵观英国基础教育课程政策的发展历程，其基础教育课程政策或多或少深受文化教育传统、经济发展、政党政策、国际教育潮流、教育质量改革以及家长和教师的影响和制约。

关键词：基础教育；课程政策；影响因素

作者简介：李珣馥（1980-），女，广东澄海人，广东外语艺术职业学院学前教育系，讲师。（广东 广州 510507）

中图分类号：G6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079（2011）35-0013-03

基础教育是教育系统的重中之重，而课程则是学校工作的核心所在。从1870年《初等教育法》颁布算起，从对基础教育课程放任自由到统一制定国家课程，英国走过了100多年的历程。在1988年推行国家课程（National Curriculum）之后，英国对基础教育阶段的课程政策又做了若干调整和修正。英国基础教育的课程政策发展过程是一个既保留传统又不乏变革的过程。

一、英国基础教育课程政策的发展历程

英国基础教育课程政策100多年来的发展，是一个不断缓慢改革的过程。《1988年教育改革法》是其中的分水岭，标志着英国课程政策的大调整，即从松散管理到统一集权管理。之后，英国的课程政策又处于不断调整之中。

1.充分自治的学校课程（19世纪末至二战前）

在1870年英国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建立起来以前，英国的教育主要是由教会及教会各相关组织兴办的，其课程也主要涉及宗教教育。1870年《初等教育法》颁布之后，基础教育主要由地方教育当局负责，课程也比较简单，主要涉及读、写、算等基本技能。1904年英国政府颁布了《中学学校规程》，对中学课程的设置做出了规定，包括英语、外国语、历史、地理、数学、自然科学、绘画和唱歌、手工劳动、体育和家政等。[1]但是，这种规定只是建议性的而非强制性的。学校与学校之间的课程设置和实施相差很大，国家对于课程的影响力很小，课程管理松散，课程的设置以及教学内容的确定权落在学校和任课教师身上，教师对于课程拥有绝对的自治权。《1944年教育法》把基础教育阶段的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有机衔接起来，并制定了继续教育机制，但是仍然强调，“郡和郡自治市议会是负责公共教育的地方教育当局”。[2]基础教育课程的设置、范围、科目、目标、课时数、内容等都没有在《1944年教育法》中得到体现，课程管理仍然是地方教育当局的事务。基于对自由主义追求的民族传统和教育管理传统上的放任自由，地方教育当局对课程也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课程管理与实施的权力和责任最后仍然落在学校和教师手上。

2.走向统一的国家课程（二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末）

二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基础教育课程的确定权还是掌握在教师手里。著名比较教育学家霍姆斯曾这样评论：“1945至1975年间，中央、政治家、官员以及地方政府既不坚持该教什么科目，也不坚持每门学科的内容是什么。决定权留给了教师。”[3]1973年的石油危机使得英国经济面临严重的困难并出现衰退的迹象，人们开始反思教育的质量问题，认为多样化的课程使得培养出来的人不能适应新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人们开始对基础教育课程政策提出质疑和建议，并引发了1976年的一场全国范围的上至首相下至平民百姓的教育大讨论。二战后，就有专家和学者开始提出有关共同课程的观点。1961年，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根据英国教育发展的趋势论述了共同课程（Common Curriculum）问题。1969年至1983年间，劳顿（Dennis Lawton）发展了这一理论，并提出共同课程的设计原理。[4]1976年，英国教育与科学部发表了题为《英格兰的学校教育：问题与倡议》黄皮书，指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教学成绩不令人满意，建议设立全国统一的“核心课程”（Core Curriculum）。[5]1977年，教育与科学部发表《学校中的教育：咨询文件》，指出课程自主的政策受到批评，因此应该设立全国统一的“核心课程”。1980年颁布的《学校的框架：咨询文件》指出，英语和数学应当成为所有5～16岁学生必学的科目。随后，皇家督学团发表题为《11～16岁课程》的红皮书，建议中等学校设置一套包括8个基本领域的共同课程。1985年，教育与科学部发表《把学校办得更好》白皮书，表示将促进全国对课程目标和内容的统一。[6]政府、学者和普通民众都开始意识到课程政策存在的问题，对基础教育课程进行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最终推动了1988年全国课程（National Curriculum）的出台。

3.统一之后的国家课程（1988年至今）

1987年保守党政府发表《5～16岁的全国统一课程：咨询文件》，强调全国统一课程工作要加快。1988年7月，《1988年教育改革法》得以在议会通过，英国基础教育进入了国家课程时代。国家课程由学科（Subjects）①、成绩目标（Attainment Targets）、学习计划（Programs of Study）和国家评定（National Assessment）四部分组成；基础教育阶段被分成四个关键阶段。②20世纪90年代初，《1993年教育法》在课程统一性方面适当减少了统一要求而增加了多样性和灵活性的课程选择。1999年，英国又颁布了《新国家标准》，增加了信息技术和公民教育两个基础学科，同时降低中央集权的课程管理体制，使学校对课程的控制重新获得一些空间。这些改革包括：把实施全国统一课程的年龄从5～16岁减为5～14岁；14岁后的课程主要由学校参照国家课程自行安排；音乐、美术两个学科学校可以不开；历史、地理可以由学生任选一门；把自然科学的教学时间由原来占教学总时数的25%降至20%。[7]

二、影响英国基础教育课程政策的若干因素

英国虽然是世界上第一个进行工业化，第一个跨入现代化的国家，但英国现代教育系统的建立在时间上却远远落后于其他的西方国家，如德国、法国。从教会控制课程到教师自治，从综合化课程政策到实施全国统一课程，英国的基础教育课程经历了漫长的发展期才形成了当今的这种格局；同时，当今的课程政策也处于不断的变化、修正、改革和变革当中。影响英国基础教育课程政策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点。

1.渐进式的文化传统

英国是一个崇尚传统但却又热衷于变革的国家。这种变革既不是狂风暴雨的法国式，也不是理性热情的德国式，而是一种保守守成的渐进式的变革。这种变革在政治上的体现最为明显，譬如君主立宪制的形成。学者钱乘旦和陈晓律认为，英国走的是传统与变革之间的一条协调和融合的道路。[8]英国基础教育课程政策的形成和变革深受这种渐进式文化传统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对教育传统的不离不弃。英国长期以来崇尚自由和民主，教育是地方当局的事务，国家长期对学校课程采取放任自由的态度，教师享有高度的“课程自主权”。实施课程教师自治权的结果是学校与学校之间的课程存在很大的差异性，课程呈现出多样化和多元化的态势。1988年，国家课程虽然加强了国家对于课程的管理权，但也留给学校和教师一定的“自主”空间。国家课程并没有对职业教育、健康教育、社会教育做出明确的规定，地方和学校还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开设选修课；而且，课时长短、节数也由学校自行决定。[9]其次，表现在课程改革经历了漫长期。战后不久，英国的著名课程专家劳顿就提出了从核心课程到共同课程到国家课程的理念和理想，但直至《1988年教育改革法》的颁布，“国家课程”的理想才得以实现，走过了一段相当漫长的时期。这期间，既有过关于教育改革的全国大讨论（1976）；也有很多教育改革的文件得以颁布，如《11～16岁课程》（1977）、《学校课程框架》（1980）、《关于课程的观点》（1980）、《学校课程》（1981）、《5～16岁课程》（1985）、《教育改革方案》（1987）；同时还成立了相关的组织机构：“学校课程发展委员会”（SCDC）和“中等考试委员会”（SEC）。最后，表现在课程改革的不彻底。1988年，国家课程并没有像劳顿等课程专家所期望的那样，③而是一个综合官僚主义和专业主义的折中方案。同时，全国课程只适用于教育系统中的公立学校，而数量不少且质量较高的私立学校（如公学）却可以不受全国课程的限制。

2.经济发展的影响

经济发展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至关重要，很多时候往往决定着社会其他方面的发展方向。英国经济在19世纪时达到了顶峰，之后在进入20世纪之后开始慢慢走下坡路。在这100多年间，英国的经济发展政策经历了从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向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从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向撒切尔主义经济政策，从撒切尔主义经济政策向第三条道路主义经济政策的转变。经济发展的需要导致了经济政策的变更，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基础教育课程政策的发展方向。二战前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提倡经济“自由发展”而不主张“政府干预”；同时，基础教育课程政策就是一种教会主导型或者教师自治型的自由课程，国家政府从来不干涉学校的课程政策。二战后的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倡导国家对于经济的主导，对经济的发展加以规划；这时候的人们开始出现在课程中实现“共同政策”或“统一课程”的声音。20世纪80年代初，撒切尔主义经济政策把市场和竞争引入了经济领域，提倡大经济小政府以及私有化，这在课程政策上体现为国家统一课程的出现。表面上，国家统一课程的出现扩大了国家对于教育的控制（也确实如此），但同时也通过集权标准而扩大了家长的选择权和学校的市场竞争。这是以产品为主导的市场经济政策对于课程政策的影响，教育系统也提倡“自由竞争”、“市场”和“选择”，强调扩大家长作为消费者的权利，参与对教育质量的控制。20世纪90年代末期，英国的经济政策开始走上一条不左不右的道路——第三条道路，强调协调政府调控和市场主导的关系，强调效益与公平的协调，强调权利与义务的协调；表现在课程政策上则体现为对国家课程标准的不断修改，除了兼顾教师的自主权，还倡导学生各方面能力的真正提高。

3.政党政策的影响

英国是一个两党轮流执政的国家。政党的执政纲领往往影响着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政策。英国的基础教育课程政策深受保守党和工党执政政策的影响。两党政治意识形态的不同对英国教育政策和教育立法的方式产生了深刻影响。英国是一个保守与变革并存的国家。保守主义是一种稳重守成的力量，它并不一味地反对进步，而是对变革的进程和方式持慎重态度。相反，激进主义则要激进得多，工党是英国政治中一支激进的力量，其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但它不主张以暴力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而主张以迂回、渐进的方式改造资本主义社会，强调变革的渐进性和合法性。英国学者马斯格雷夫认为：“政治争端中反复涉及到两个主题，一个是谁有权做出重大决策，另一个是如何把资源分配到公民中间去。第一个问题与英才的性质有关，第二个问题与机会均等的程度有关。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这两个主题在英国的政治争端中都是突出的问题，因此也对教育政策发生过重大影响。”[10]早在二战前，工党政府就提出了“人人享受中等教育”的政治口号，并于二战后以建立“福利国家”为己任。工党政府的“享受平等中等教育”政策引导了中等学校的综合化运动。英国的中等教育在二战后实行“三轨制”，即文法中学、现代中学和技术中学同时存在。1947年初，54个地方教育当局中有75%采纳了三轨制方案，只有25%选择了综合中学方案。[11]1985年，英国综合中学约占全部中学的93.1%。[12]不同类型中等学校的最大不同在于课程的设置不同，中等学校的综合化必然导致其课程设置等课程政策的转变。这当中体现的是工党政府“教育机会均等”的精神。1979年，保守党领袖撒切尔夫人当选为首相，开始推行以市场为主导的经济政策。英国政府开始重视在教育领域引入市场机制，表现在课程政策方面就是国家课程的出台，强调课程的标准和评价等。1997年工党执政之后，布莱尔开始宣扬他的新工党政策——第三条道路主义。第三条道路的精神是指走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和福利国家之间的中间道路。[13]同年，政府合并了学校课程与评价当局与全国职业资格委员会，成立课程与资格当局（QCA），希望促进企业界与教育界在教育、培训、课程建设和资格认证等方面的合作与沟通，以推动国家课程的改革。

4.国际教育潮流的影响

英国人一直认为自己就是英国人，而不是欧洲人，欧洲各国乃至世界其他各国都被其看作是落后于英国的国家。进入全球化时代之后，这种观点开始慢慢得以改变。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生产力的增长和正在进行的科技革命促进了经济生活进一步的国际化，客观上要求在经济、科学技术、教育等方面发展国际联系。自从1987年欧洲共同体通过了《欧洲统一条例》之后，欧共体国家都在为实现一个“无国界的欧洲”的目标而积极主动地努力着。欧洲统一的动因主要是一部分欧洲人认为这将有助于增加就业机会，加快经济发展，进一步稳定价格和增大贸易活力。为此，他们希望制定有关就业、共同货币、消除贸易障碍、技术分享等互利互惠的协议。虽然《欧洲统一条例》不直接涉及教育，但条例对教育的影响是十分重要的，尤其是在有关测试制度、证书发放和技术标准的制定方面，对教育的要求是强调协调一致，否则《欧洲统一条例》则不能有序地得到实施。同时很多的欧洲国家如法国和德国都有统一的国家课程标准。除了欧洲的影响，还有来自国际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苏联卫星升天，引发了70、80年代各国的教育改革热潮，国际社会越来越重视教育的质量问题，重视教育战略问题。譬如美国在这个时期提出了著名的《国防教育法》。顺应国际教育潮流，英国在20世纪80年代末调整了国家的课程政策，以期通过加强对课程的管理和调控来提高学校的教学质量。1988年的国家课程把“科学”列为核心学科，1999年，国家课程把“信息技术”列入基础学科，体现的正是英国政府加强教育战略地位的决心。

5.对优质教育的追求

自18世纪末以来，英国的现代化建设一直走在世界各国的前列。进入20世纪，特别是二战之后，英国越来越感到在经济上落后于其他的西方国家，如法国、德国、美国、日本等。究其原因，在于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的质量没有得到很好的保障。英国是一个教育地方分权的国家。经过1944年的教育法之后，英国对于课程的管理落在了地方教育当局的头上，但事实上，是学校和教师掌握了课程的管理权，教师对于课程有着绝对的自治权。这虽然体现了英国人崇尚自由的传统并促生了教育的多样性，但却影响了教育的质量。全国各地的教育没有统一的课程，没有统一的标准，各地区各学校各教师各行其是，导致教育质量的参差不齐，继而使得全国的教育质量大幅度下降。1983年，英国公布一份报告，比较了英格兰和当时的西德学生的数学成绩标准，比较的结果是，西德的能力处于后50%的学生达到的水平相当于英国整个能力范围的学生取得的平均水平。[14]本着对优质教育质量的追求，英国经过若干年的酝酿推出了国家课程标准，以便于教师教学加以对照，同时也方便国家和地方当局对学生的学习成效进行检测。以英格兰为例，据统计，1978～1979学年，全英格兰中学毕业会考成绩达到A、B、C三级的学生人数为23.7%，1988～1989学年上升到32.8%，而到了1999～2000学年，人数则上升到49.2%，尽管上升的原因不是单一的，但国家课程及其评定标准的强力推行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15]

6.家长、教师的影响

英国历来重视家长、教师对于教育改革的看法。英国在全国实施统一课程标准的同时，也实施了全国统一的课程评价政策，在学生的7岁、11岁、14岁和16岁对指定的科目实行全国评定。这当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家长择校的需要。1979年撒切尔夫人上台之后，把市场的观念引入了教育体制当中，提出“家长择校”的重要概念。国家试图通过家长在教育事务方面的选择权，促进学校间的竞争，实现学校服务的多样化，从而更好地满足家长的需要。为了给家长选择提供帮助，就要向他们提供有关学校的可信信息继而形成“学校排行榜”（League Table）。这些信息只有通过全国统一的课程评价系统才能提供。

教师对于国家课程政策的修改也起到重要作用。前文论述过英国教师在1988年全国统一课程实施以前，对于课程享有很大的自治权。但推行国家统一课程标准之后，教师的压力增大，很多教师对全国课程的实施持反对意见。很多的英国教育家认为国家在推行全国课程的同时忽视了教师的作用，教师成为执行国家课程的机器。[16]自1988年以后，教师的工作量一致居高不下，加上国家课程太过于统一，对于课程的评价，广大教师的专业自主性大大受挫，这使很多教师在内心产生了不满，以1993年KS3英语教师反对考试和成绩排行榜为导火线，掀起了一场抵制全国评价制度的运动。之后，当时的英国教育部对全国课程评价进行了审查，并在1995年颁布了新的经修改的国家课程评价标准。[17]新的课程评价标准增加了教师的课程自主权并降低了评价的标准。

三、结语

在英国基础教育课程政策的形成、变革、完善和发展过程中，文化教育传统、经济政策、政党政策、国际教育潮流、家长和教师等都对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因素很复杂，各种因素之间也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影响基础课程政策的因素远远不止这些，实用主义哲学思想以及各种的教育思想都给课程政策带来变化。大致而言，英国基础教育课程政策的发展都遵循着两个极端发展，一个是“教育自由化”，一个是“教育平等化”。强调教育自由化和民主化，表现在课程政策上就是课程的多样化、多元化以及课程的自主化；强调教育平等和教育均等，表现在课程政策上就是课程的相同性、统一性以及课程的集权化。

注释：

①学科(Subjects)被分成核心学科（Core Subjects）和基础学科(Foundation Subjects)。核心学科包括：英语、数学和科学；基础学科包括：历史、地理、音乐、技术、体育、美术和现代外语。

②基础教育四个关键阶段分别是:关键阶段1(Key Stage 1,简称KS1),

5～7岁；关键阶段2(KS2),7～11岁；关键阶段3(KS3),11～14岁；关键阶段(KS4),14～16岁。

③劳顿理想中课程是:(1)所有学生应有权学习有价值的课程；(2)在义务教育的总目的、总目标上,全国应尽可能达成共识；(3)应强调全国学生的教育机会均等；(4)共同的学校应有共同的课程来传播共同的文化；(5)所有的学校应有共同的标准以确保教师的期望合理；(6)国家课程应使学生的转学更加便利；(7)国家课程应增强学校及其教师的责任心。劳顿认为,国家课程只体现了后面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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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孙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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