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模式:中国的使命与抉择

【摘要】当代人类面临危机,不仅仅是资源与环境的危机,更是工业文明的危机。生态文明预示着当代人类从工业文明走向新文明的时代已经开启。处在新旧文明交汇中心的中国,肩负着生态文明模式创新的时代角色。生态文明建设既是中国和平崛起的文明之路,也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创新之路。

【关键词】工业文明危机 生态文明模式 中国特色文明之路

到目前为止,治理资源与气候的思路与方案主要是在工业文明框架内进行。直到刚结束的哥本哈根会议提出低碳经济解决方案,仍然没有走出西方式工业文明的框架。当代人类在治理资源与气候危机的思路与解决方案的选择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问题需要澄清。这就是当代人类面临的危机,仅仅是环境与气候危机,还是工业文明模式本身的危机?如果不是工业文明本身的危机,那么对气候与环境的治理,就可以在不触动工业文明模式的前提下,通过单纯的技术路线来解决。如果是工业文明本身的危机,那么当代人类面临的就不仅仅是单纯的技术治理,而是面临着新文明模式创新。

能源与环境问题:在成本外化的工业化模式内无解

能源与环境问题根源于成本外化的工业经济模式。①起始于西方的工业经济模式,从一开始并没有把资源与环境看作工业经济需要承担的成本来对待。近代以来的工业化模式是在假定资源可以无限供给,环境有足够自净化能力的前提下建立起来的。在市场竞争决定的成本计算体系与交易机制中,由于无法对具有公共产品特性的生态环境进行定价,由此形成了工业化所造成的生态环境污染的代价无法内生为工业经济必须补偿的成本。不可再生资源的有限性与生态环境补偿的缺失成本,构成了工业经济发展不能突破的自然边界。

维系市场机制正常运行的核心机制是等价交换,维系宇宙物质变化的规律是能量守恒定律,要维系人类与自然的均衡关系,也必须遵守人类与自然之间物质能量的等价交换关系。而成本外化的工业化模式,所包含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恰恰是一种不等价交换模式。在工业经济发展的初期,其规模尚小,成本外化的工业化模式并不构成工业经济发展的障碍。但是当工业化发展所消耗的能源和造成的环境污染超出自然承受的边界时,这种工业化模式则成为威胁人类文明安全的主要矛盾。

从全球范围内看,环境与资源问题在发达国家实现了很好治理,新兴工业化国家则成为能源与环境问题的重灾区。这给人一种错觉,似乎环境与资源约束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解决。这也正是为什么在哥本哈根会议上中国成为责难重点的原因所在。事实的真相是,目前西方发达国家的环境治理模式仍然是在没有根本触动原工业化模式前提下的“外部治理模式”。

这种“外部治理模式”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未触动工业模式弊端的外部治理。西方工业化国家利用工业生产的剩余财富,在工业生产系统的外部建立起治理系统,来消化工业化造成的外部成本。二是外部输出污染的治理模式。目前发达国家拥有的良好环境,是通过产业转移与污染输入解决的。从1990年到2006年,美国人均GDP增长了2倍多,而同期美国的贸易进出口总额增加了9倍多。②美国的进出口结构本质上是输出污染满足高消费的贸易。也就是说,西方工业化的成本是由发展中国家为他们“埋单”的。

目前需要我们正视的是,按照“成本外化的工业化模式”演化着另一个逻辑,这就是:在资源与环境的压力下,占世界人口11.2%的西方发达国家可以通过先入为主的优势与强势,通过外部治理与输出来解决他们的能源与环境问题,那么目前进入工业化快车道的、占世界人口40%的中国、巴西、印度等人口大国,如果也像西方发达国家一样如法炮制,通过输出工业化成本来保护国内的环境和资源,那么当代人类文明则会陷入一种“击鼓传花”的恶性循环中。总有一天会传不下去,到那时承受这种爆炸式外化成本引发的文明灾难,并不是那个接花者,而是整个人类。而且这一天不是一个遥远的故事,而是越来越逼近现实。

生态文明:在金融危机催化中浮出的新文明

社会危机与自然灾难往往是人类文明从一种形态向另一种形态进化的推动力。2008年爆发的世界金融危机,既是工业文明的危机,同时也是催化新文明诞生的推动力。如果说在21世纪以前,我们对生态文明的认识还只能停留在理论的假设与推理中,那么在2008年爆发的世界金融危机的催化下,正在浮出水面的生态文明,则使我们可以在现实中研究新文明所表现出的特征与发展趋势。

新能源革命正在成为引发新经济形态的革命。500年前哥伦布出于商业利益动机发现了新大陆而开辟了一个新时代,那么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催化下,各国出于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而出现新能源革命,也具有同样的意义。新能源革命带给当代人类的不仅仅是一种新能源,而是一个生态文明的新时代。用现代生物学理论看,新能源革命就像一颗新种子,他携带着支撑未来生态文明发展所需要的新经济模式的基因,是继工业革命之后的又一次新经济形态转型的革命。新能源革命所包含新经济与新文明的因素至少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新能源革命为人类文明发展开辟一个全新的时空,突破了“成本外化”的工业经济所不能突破的有限边界。工业经济之所以具有成本外化的特性,其深层根源是由支持工业经济发展的化石能源的性质决定的。化石能源的特性决定了工业经济发展不能突破的两个边界:一是使用化石能源造成的污染,自然环境自净化能力不能承受的边界;二是化石能源有限性形成的能源供给无法突破的最大边界。正是这两个边界,造成了当代人类的两大危机:能源与环境危机。而新能源革命所利用的生物能、太阳能、风能等资源,则突破了化石能源的这两个边界。首先,可再生能源相对于化石能源的储量以及在未来技术进步下的可利用率而言,突破了化石能源有限性。其次,可再生能源属于无污染的能源。这就为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打开了全新而广阔的发展时空。

其次,新能源革命孕育着一种全新的经济形态。在生产活动中,人类以什么方式、使用什么工具,也就是以什么样的生产方式从事经济活动,取决于在当时条件下人类所能最大限度利用的资源的类型。从这个意义上看,不同资源类型就像不同的种子一样,携带不同经济形态的基因信息,由此也构成了不同经济形态的逻辑起点。围绕新能源的开发与利用将形成生态经济时代新的技术创新与知识体系,同时也会改变工业经济时代形成的分工体系与高度集中的追求大规模收益的生产模式。由于可再生的新能源是一种具有均衡分布、可就地开发、循环利用的能源,因此将会使分散性、小规模的生产成为可能,也将会为中小城市、甚至乡村产业的发展提供新机遇。

再次,新能源孕育着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的新文明观与新时空观。在工业文明时代形成的人与自然对立的文明观,是由于在依靠化石能源的工业化生产系统中形成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表现为人与可控制的微观世界的关系。这是一个人力远大于自然力的关系,由此形成了工业经济时代特有的人为自然立法、天人对立的文化观。新能源革命,使人类生产与生活空间发生了根本变化,生态自然系统与人类生产密切相关,并决定了人类必须在尊重自然和与自然平等相处中,才能有效利用可再生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讲,新能源孕育着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的新文明观。

后金融危机时代形成的多极化世界经济格局,促进生态文明发育的多元文化系统正在形成。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由美国独霸的单一世界格局向多元制衡的格局转变,比如以中国为主的“金砖四国”崛起。从文化视角看,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属于东方文明与文化体系,其崛起也代表了世界文明与文化生态系统的变化。工业革命以来,借助经济强势,西方文化成了当今文明世界中唯一的、具有普世价值的文化。然而,当代人类文明需要注入一种新文化、新智慧,以探索新的文明模式。携带着东方智慧的东方国家进入世界经济主流,将给充满文明与文化危机的世界带来新的解决机制与思路。但这并不意味着东方将替代西方成为拯救世界的另一个普世文化,而是形成了多元文化互动的格局。生态文明需要在多元文化制衡与融合中发育成长。生态文明的建设,既需要来自西方的技术优势,也需要工业文明为人类留下的有价值的遗产,更需要具有天人统一观文化传统的中国的智慧与文化。

低碳经济的发展将会导致触及工业文明模式的生活方式革命。哥本哈根会议虽然在全球气候变暖问题上未能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但其重要意义在于,当代人类在解决资源与环境问题上,正在实现从倡导共识到倡导统一行动的迈进。虽然哥本哈根推动的低碳经济,仍然没有触动工业经济模式的保守治理方案,但毕竟使我们找到了一条在行动上全面改造传统工业文明的新逻辑和新路径。

首先,按照实施低碳经济的要求,我们发现,造成高排放的根源,恰恰不是目前大家关注的生产端,而是高度物质化的消费端。这种病态化、高碳化的消费方式是造成现代人类文明畸形发展、气候灾难的根源。无论是从减排的最优技术路径选择,还是从文明进步的内在要求看,都需要启动基于消费端治理的生活方式的革命。据科学家测算,发达国家消费领域的能耗占其总能耗的60%至65%,而制造业能耗不足40%。在现有技术条件约束下,生产端的节能减排已经处在极限状态,但消费领域的节能减排还存在巨大空间。

其次,即使从人类文明进步的要求看,也必须启动基于消费端的生活方式的革命。在现代市场经济作用下形成的高度物质化的消费,是一种远超出人类生理需求的过度消费,比如豪华住宅、高排放汽车、肉食主导的饮食结构、一次性日用品、富人身份标识的奢侈品等。这些不仅是造成温室效应的根源,还是引发当前诸多生理疾病与心理疾病的祸首。科学家研究发现,现代的高能耗、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已经成为导致人类这个物种退化的风险与隐患。

生态文明模式创新:中国的使命与抉择

哪里是生态文明的创新中心?谁会成为生态文明的原创者?从宏观上看,超越工业文明的生态文明新时代的序幕已经拉开,但新文明模式的创新不可能在全世界范围内同时发生。在人类文明演化过程中,新文明的诞生总是从某个局部突破开始,然后普及到全世界。

对未来生态文明创新中心区和原创者的研究,需要从能力与动力决定的创新动力模型③来考量。这里所讲的能力,可以界定为一个国家所拥有的物质、技术、制度等因素的综合力,在现代社会中具体地表现为工业文明的发展程度。所谓动力,从经济学的视角可界定为一个国家从事创新活动的成本与代价,其创新成本越大,预期越低,动力越小,反之越大。根据能力与动力匹配的原理,如果一个国家只有能力,但缺乏动力,那么他就不会把有限的社会资源配置到新文明的创新中,那么这个地区就属于文明创新的保守区。相反,一个国家或地区,虽然有创新的动力,但缺乏支持创新的能力,那么这个地区则会成为文明创新的成长区。成为文明创新最理想的区域是能力与动力高度相匹配的区域。

当代人类走向生态文明模式面临着双重创新:技术创新与社会创新。从能力与动力匹配的原理看,西方国家在物质和技术条件上具有优势,但由于他们是工业文明模式的最大受益者,因此缺乏社会创新动力。在这样一种能力与动力因素组合作用下,西方国家在解决能源和环境危机的问题上选择了技术优先的创新路线。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环境治理,一直到哥本哈根的低碳经济,都是基于不触动传统工业文明模式前提下的技术优先解决方案。但是,要从根本上拯救人类文明的危机,必须启动涉及文明模式的社会创新。从这个意义上讲,西方国家只能是有限的创新与贡献者,不可能成为新文明模式全方位推进的原创者。

其次,尚处在工业化初期的不发达国家也不可能成为新文明的原创者。非洲、美洲等发展中国家,处在经济全球化分工链的最底端,是工业化、全球化的最大受害者,根本不存在既得利益的锁定。从这个角度看,他们走向新文明的代价最小、动力最大。但由于他们尚未完成对工业文明遗产的接受,无法站在工业文明提供的历史阶梯和新文明建设的高度上,成为新文明的原创者。他们进入新文明的成本最小,但进行新文明创新的能力也最弱。所以他们可能会成为对工业文明最强烈的批评者,但不可能成为新文明的原创者。

具备新文明创新者的条件,应当是一方面已经初步完成工业化,实现了对工业文明遗产的继承,具备了新文明创新所需要的物质基础和时代高度。另一方面,这些新兴工业化国家要继续走向工业化道路,不仅遇到地球资源与环境的刚性约束,而且还遇到了在利益重组中与发达国家既得利益的冲突。这种障碍和压力,恰恰是新兴工业化国家进行文明创新的动力。在此背景下,这些新兴工业化国家进行新文明创新不仅有能力和动力,而且也是成本最低的选择。相反,如果新兴工业化国家继续沿着西方传统的工业化道路走下去,其障碍和发展成本要比走向新文明创新之路大得多。在全球范围内,最符合上述创新条件的是目前被称为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金砖四国”(中国、印度、巴西和俄罗斯)。“金砖四国”的工业化是典型的人口大国工业化,其崛起给世界带来的不仅仅是对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格局的冲击问题,还包括如何在新文明创新中发挥作用、如何应对新文明建设的挑战和创新问题。

中国成为生态文明原创者的三个优势。从目前看,在金砖四国中,处在新旧文明冲突最前沿的是中国,由此决定了中国将肩负起新文明原创者的使命和挑战。相比较而言,中国成为新文明的原创者与开拓者具备以下条件和优势:

一是中国成功地接受了西方工业文明的遗产,具备了承担新文明创新所需要的时代高度与物质基础。经过30年改革,中国成功建立市场经济的过程,也是中国结合本国国情接受工业文明遗产的过程。西方工业文明为现代人类贡献了四大文明遗产④:市场经济、科技创新、城市文化与民主政治。其中构成工业文明基础的就是市场经济。正是中国成功导入了构成现代工业化文明的基本经济制度,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使中国获得30年的持续的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虽然目前中国科学技术的自主创新体系尚未建立,但就中国目前已经具备的物质条件和制度基础而言,建立自主创新体系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这是中国承担起新文明创新者责任的能力条件所在。

二是中国是进入新文明建设压力和动力最大,选择生态文明建设成本最低的国家。目前中国开始进入工业化快速发展阶段,面临着关系中国与世界命运的重大拐点。如果继续沿着西方式工业化道路走下去,在如此短时间内、将两倍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庞大人口导入工业化行列,将会快速催化和引爆已经处于临界状态的世界资源与环境危机,将会给人类文明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但是历史同时又给予中国另一个机会,就是将已经获得的工业文明的遗产和能力,转向生态文明的创新。这不仅将使中国获得新的发展机会,而且也会给尚未进入工业化的、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形成示范。因为如果中国能够创造一个容纳13亿人口的新文明模式,那就意味着这个世界也能容纳更多的人口来共享人类文明的成果。

三是中国文化、历史与生态文明的价值具有高度的契合性。近代中国在走向工业化的过程中,曾遇到了农业文明时代的文化与制度障碍,由此使中国工业化进程成为一个对传统文化解构和批判的过程。而当前走向生态文明创新的过程中,中国在几千年农业文明中形成的天人合一、注重精神内修、追求大同世界的共生文化,与生态文明表现出高度的契合性。这种契合性是走向新文明创新可资利用的最大资源和财富。如何将工业文明遗产与中国文化创生力相结合,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之路,是中国在完成市场经济之后的又一个时代抉择。

文明创新与中国发展战略的重大转型。进入21世纪以来,面对资源与环境压力,中国已经开始了新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的探索。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十一五”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循环经济发展列入规划;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概念。建设超越工业文明的生态文明的构思和框架正在浮出水面。我们需要在以下重大理论和战略问题上继续进行研究和深化:

一是从文明建设的高度,将建设生态文明确立为中国走向现代化新的参照系和目标。目前我们所讲的生态文明仍停留在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相并列的层次上。虽然生态文明建设发源于解决能源与环境约束的难题,但由此而引发的生态文明建设却需要我们从价值与文化再造、机制与模式创新的高度,对工业文明模式进行系统反思。围绕适应时代和中国国情的要求,把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新文明模式建设的高度来对待。

二是生态文明是中国向世界承诺和平崛起的文明之路。21世纪走向工业化的中国,具有其他国家不可比的两大特点:第一,中国的工业化是迄今为止人口最多的工业化。第二,中国的工业化是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已经将地球的能源和环境危机推向临界状态下进行的。在世界资源与环境的危机已处于一触即发的时代背景下,一个两倍于发达国家人口的中国如果以同样的西方式工业化模式,加入到世界工业化之中,这是一个关系人类文明可持续发展的世界性难题。破解这个难题只有一个出路,这就是中国必须走出一条低能耗、更文明的适于大多数人类共享的生态文明之路。这条生态文明之路也是中国作为人口大国实现和平崛起承诺的文明之路。

三是适应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中国面临着从传统的追赶战略向超越创新战略转变。改革开放以来,立足中国国情,以西方工业化为参照系,我们成功地实施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追赶战略。追赶战略使我们成功地获得了西方工业文明的遗产,站在时代高度并获得了走向新文明的物质基础和文明创新的基本能力。适应生态文明的建设,我们面临着从追赶战略向超越创新战略的转型。应当从建设生态文明的高度,把生态文明创新导入依靠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之中。文明模式的创新应当成为我们建立创新型国家的主导目标。适应文明模式的创新,我们不仅面临着增长方式的创新、还面临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城市化模式等一系列创新。

四是生态文明建设应当成为新一轮思想解放、文化创新、价值再造的新内容和新起点。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华民族21世纪走向复兴的文明之路。生态文明建设涉及哲学、文化、政治、经济与科学等一系列领域的创新与探索。西方工业文明兴起之前,发生于西欧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曾经为新文明发育提供了文化给养。在这个时期曾经出现的哲学、文化、政治与科学的创新为工业文明兴起奠定了文化与理论基础。生态文明的建设也需要同样的文化和理论来养育。人类文明演化的规律证明,在文明演化的初始期,提供什么样的文化营养,选择什么样的价值取向,设计什么样的文明模式,对于新文明的演化具有“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作用。生态文明建设需要新的思想解放,需要文化的创新。尽管生态文明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高度契合性,但这绝不等于可以把中国传统文化拿来就用。在改革开放的30年中,我们学习和继承西方经济学,并没有拿来就用,而是在创新中使用。同样,中国文化的复兴也需要在创新中复兴,更要在吸取世界各种文化的养育中合成创新。(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

注释

①张孝德:“建立成本内化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

②宋玉华:“美国的巨额贸易逆差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11期。

③张孝德:“资源环境约束下大国工业化的困境与文明模式创新”,《甘肃社会科学》,2008年11月。

④张孝德:“工业文明留给人类的四大遗产”,《中国经济时报》,2009年9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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