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传统文化继续绽放时代异彩：一位艺术家的独白

工作一是要使传统的中国画延续下去，二是使传统中国画有所创新，有所发展。

回眸20世纪初叶，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满怀勇气与激情的艺术大师们，齐白石、徐悲鸿、刘海粟、林风眠、傅抱石、潘天寿、黄宾虹等，虽然他们各自选择了不一样的创作方向，但是以上这批国画大家们都有一个共同点，一方面是传统的承继者，另一方面是革新者。尽管在当时，他们所作的一些尝试是前卫而不乏争议的，但是将近一百年后的今天，我们再回头去看，他们都因为卓越的贡献而被艺术史和文化史铭记，甚至今天整个国内现代艺术教育的框架，都是由他们而延续下来的，无数人受惠于此。在这里我想说的是，对历史文化的传承，需要创新的思维和远见，需要薪火相传，不能只着眼于眼前。

笔墨的传承，除了需要我们老一辈国画家身体力行，笔耕不辍，让国粹最大程度地从先辈们手中传承并保留下来，同时也要把这一棒交到年轻一辈手中，不能死守传统，要以更开放的格局和眼光看待艺术的传承，所以要允许并鼓励年轻人以更创新的思维去接过这一棒，把笔墨写出新的时代精神。

正是由于上述的一些执念与想法，驱使我在机缘巧合之下，执起了教鞭。兹以为，让传统文化精粹传承下去的首要任务，是让传统文化走进校园。以我目前任教的澳门城市大学为例，城大一贯以来积极倡导中国文化教学，将其作为学校通识教育的主要内容，希望学生能够从文学、艺术、哲学、宗教、建筑、科技等各方面掌握中国文化的基本要义，增强学生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和理解。学校对中国文化教育理念的大力提倡，使得艺术教育与中国传统文化教学能够紧密结合在一起。2016年我们创立了城大艺术教育研究中心，以打造艺术教育与学术交流平台为目标，艺术硕博课程也已经在2019年开始招生。艺术学硕士下设两个专业范畴，分别是中国绘画与书法篆刻研究、美术教育研究;艺术学博士下设三个专业范畴，分别是中国美术史及画论研究、艺术教育研究、中国音乐史研究。以上专业设置皆立足于中国传统艺术与文化，而这正是我们的初衷。每年我们会邀请国内外一些知名艺术家与学者来中心讲学与创作，举办展览，同时也引荐和吸纳了一批优秀艺术名家到校任特聘教授，为学生营造一个更好的学术氛围，这些都是我们目前正在做的，未来也希望能逐步加以完善。

刚开始从教那段时间，最大的感想是：年轻一代缺乏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他们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这不只是他们个人而是我们整个社会的问题，西方科技与文化使我们陷入了一种文化危机，它造成了我们的文化不自信。费孝通先生曾经说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要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这就是“文化自觉”。所以作为老师，除了要把传统文化的知识传授给学生，更重要的是让他们从心底里建立起民族的自豪感和认同感。艺术教育研究中心成立以来，我们通过一系列课程、创作、讲座、社会考察实践以及对外交流活动，让年轻一代在兴趣与实践中体验中国传统文化的乐趣，并得以亲身为中国传统文化尽一份力，如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习与传承，还有参与文物保育工作等等。收到的成效是明显的。

当我任教一段时间后，慢慢与这群学生打成一片，竟然惊奇地发现，他们身上的某些特质也在改造着作为老师的我。不得不承认，这一代年轻人的视野与知识面是远超我们年轻时的，他们求知欲强，思维发散，成长于东西方文化交融的社会背景下，往往使得他们看待问题有新的视角。他们与老一辈最大的区别是他们生在一个自由的、受传统束缚相对较少的时代，展望未来，中华传承的接力棒即将交到他们的手上，我们还是要对他们多一点的耐心与包容。

文化遗产保护：每个人应担的责任

文物，承载着民族的历史，维系着文化的认同。代代先人留下的珍贵文化遗产，往往都曾跨越漫长岁月，躲过无数浩劫。即便进入现代社会，文物也未能远离风险。2018年巴西国家博物馆突遇大火，拥有200年历史的博物馆连同2000万件馆藏文物被火海淹没;2019年巴黎圣母院遭遇大火，塔尖倒塌，玫瑰花窗损毁，古老的文明被埋入灰烬，留给世界一声叹息。这是对人类文明的两次重创，也是对文化遗产保护的两记警钟：文物保护，不能掉以轻心，更不能等遗憾发生时才想起找原因。

担任政协委员期间，我曾撰写了一份关于延安文物保护的提案，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

延安在当代中国，对当代中国人，有着非比寻常的历史意义。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亲手培育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实事求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延安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宝库中的珍贵财富。红色文物保护，是延安城发展当中的重中之重。但是不可避免的是，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延安城也面临了革命旧址保护与城市建设相矛盾与冲突的问题。2010年前后，我在几次对延安城旧址的探访和调研中发现，在丰富的文物资源背后，隐含着不少隐忧，亟需得到全社会的关注和重视。于是，我萌生了撰写调查报告，并以政协提案形式上交的想法，题目定为《关于革命圣地延安红色文物保护的调查报告》。

决定了要撰寫这份调查报告，我便把手头工作都暂时放下，在延安城住了下来，每天往这些红色革命景点里头钻，随身带着照相机和小本本，碰到有什么问题随时记录下来，晚上就在房间里翻阅相关文物资料和研究地图，整理白天的问题。延安历史文物数量之多，全市共有革命遗址351处，仅市区就有130处，除去了一些比较著名的，如延安革命纪念馆、枣园、杨家岭、王家坪、凤凰山、清凉山等，还有很大一部分已长期荒废，地址不详，甚至连当地人都不知道在哪里的景点，可是在当年的中国革命历史舞台上，它们也曾饰演过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恰恰是这些非一线的革命遗址，其现状更需要关注和重视。

这里由于篇幅关系，对于我当时记录下来的红色文物状况，就不一一赘述。我在文章中指出，规划缺位、管理体制不畅、资金缺乏、交通不便、民众的知识和观念局限等这些都是导致延安红色文物保护诸多问题的瓶颈。针对这些问题，我亦查阅了国内外大量相关的文献资料，对延安红色文物保护给出了具体解决建议，从保护、管理、规划、开发等一些方面进行了阐述。

由于当时很多客观因素的限制，使得这篇文章难免存在不少瑕疵，文中所表达的观点很多也是一家之言，并不成熟。然而有幸的是，我的这份提案随后引起了专家和社会各界人士对延安红色文物保护的关注，这是让本人感到非常欣慰的地方。

近年，我也有过几次重返延安的契机，无论是目睹还是耳闻，都能够感觉到延安文物保护工作的成效以及相关部门的重视和决心。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考察期间指出宝塔山是中国革命的精神标识，这是延安革命纪念地建设管理和文物保护利用工作的最高标准和工作方向。过去几年，延安文物工作者们通过对革命旧址进行了普查、树碑纪念等做法让一批又一批红色文物得到了妥善保护和修复，陕西省政府及省级文物部门高度重视延安文物保护工作，对如何做好革命旧址群整体规划，项目申报和革命旧址保护立法工作，延安革命纪念馆基本陈列的提升改造，以及在城市改造中收回的闲置旧址窑洞如何利用等问题给予了指示和帮助。

我国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其背后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不可估量。本着对国家、民族、子孙后代负责的态度，每个人都应担起文脉传承者的重担，让文化遗产传承不绝，让中华记忆历久弥新。

最后，不可否认的是，我们都是这个时代的人，在世界一体化的今天，守护传统既不是盲目地排外，也不可能是简单地以古人的方式去生活，而应该是带着传统的基因不停地朝前走，让传统的精髓活下来，并得以继承和发扬。

斗转星移，物华变迁，当崭新的一年扑面而来，我们又一次站在了见证历史的起点线上。祝福2020年，祝福我们古老的中华文化，在下一个十年，继续绽放时代的异彩。

（责编  董西飞）

推荐访问:异彩 独白 传统文化 艺术家 绽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