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水质污染，需要顶层设计

我国水质污染总体状况不容乐观，七大水系均为轻度污染，近年来的监测显示，不少国控重点河流、湖泊的水质还出现了下降。为什么污染的趋势还无法控制？或许，我们还没有找到足够有效的方法。

水污染面临多重难题

环境保护部华北环境保护督查中心一份公开的资料声称，地表水的污染严重危急地下水。在海河流域，绝大部分河流常年干涸，这里成了沿线城镇及工矿企业的纳污渠，工业废水和城市生活污水就近排放；目前，我国已有加油站十余万个，漏油引发的地下水污染事故时有发生，也使附近的水源遭受污染。

此外，农业超量使用化肥、农药，也会对地下水质量产生直接影响。华北平原年施用化肥600多万吨，农药6万多吨，过量施用的化肥和农药在降水或灌溉过程中，通过农田地表径流、排水和渗漏，给地下水造成污染。农业等面源污染甚至超

过了工业污染，占到整个COD排放（化学需氧量）的40%。

王占生表示，环境趋于恶化，本质上是发展模式的问题，即我们牺牲了环境换来了经济发展，但要恢复原样却非常困难，“首先，产业结构要面临调整，但这不是说一两句话就能解决的。”

防止恶化首要在于控制污染源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环境科学系主任、博士生导师宋国君说，当前水质恶化的原因就在于没有控制污染源，相对而言，水体修复非常昂贵，而控制污染源才是最省钱的。

目前，中国并没有像发达国家那样执行排污许可证制度，他认为这是一个关键的缺失，“所有的环保要求都应该体现在许可证上，没有这个许可证，企业没有监控、记录、报告，像水污染，都是365天、24时要达标排放的，现在没有足够的记录，那么企业的守法情况就不得而知。”

此外目前的环保监管行动体制也存在问题，“按理说，不同的河段路过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的污染源，应当按照流域管理才更有效率，但我们现在是按行政区管理，这种模式是控制不了污染的。”在宋国君看来，应该是由更高级别的部门来管理，至少应该是地级市，或者省一级。

他说，“国家制定了法律标准，地方只有执行，没有任何可以讨价还价的，这才是总的原则。”

借鉴美国立法经验，防止水质退化

美国环境立法的经验或许能够为中国所借鉴。1972年出台的《联邦水污染控制法修订案》（《清洁水法》的前身）对美国的水环境管理产生了重大影响。《清洁水法》规定的水质标准包括指定用途、水质基准和反退化政策3项核心内容，其中反退化政策强调当前良好的水体水质不得再恶化，在严格保护水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宋国君解释说，反退化政策定性地阐明了水质保护准则，囊括了水质保护的基本要求，明确了水质保护的基本底线。这一规定明令禁止企业为了生产而导致水质退化，这样就从根源上断绝了企业寻求利用优质水环境进行排污的想法。

“我们国家有《水污染防治法》，其中第九条指出‘排放水污染物不得超过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该条是对于各排污单位污染物排放行为的基本要求，但是对于污染物达到排放标准，而受纳水体水质继续恶化的状况，却没有进一步说明如何加以约束。”他认为，没有反退化政策，让很多人“钻了空子”，以为只要水质还在当前划定的标准以上，就还可以继续利用其容纳污染物，或者降低标准，以使环境容量扩大。

此外，现行的《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其对地表水的分类标准也不够完善，这种分类是以受纳水体所属类别的下限来确定水环境的最大纳污量，然后向区域内各个污染单位分配排污份额，它可能出现的结果就是本身水质好于标准要求的水体，但仍然要受纳超过它自净能力的污染量，最终水质就恶化下去了。

“如果继续污染天然水体，那么受害的后果都会在医院里体现，会在人均寿命里体现。所以每个地方、每个人都还去权衡发展和保护，那是不对的，发展不就是为了让我们健康吗，水都到这个程度了，怎么还能说经济发展更重要呢？”宋国君反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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